从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开始，直至1935年5月12日“会理会议”结束，历史5个多月，先后转战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前后共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
图｜通道转兵纪念馆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国民党军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
在此危急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会合红2、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通道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史称通道转兵。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
图｜黎平会议纪念馆
通道会议6天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向贵州转兵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图｜猴场会议纪念馆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2、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猴场会议，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入湖南占领通道县城后，博古与李德二人不仅没有吸取和接受湘江战役失败的教训，而且还是执意孤行，准备继续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无异于自投罗网、自寻死路、自断经脉。在此背景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或“中华军委”）决定在1934年12月12日，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
会上，博古和李德两人依然坚持红军北上的错误计划。而毛泽东主张：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内（蒋介石布下了埋伏圈）？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和赞同。会议当晚，军委纵队就向各军团发出了向西挺进贵州的紧急命令。
“通道会议”的召开引导中央红军向西转兵贵州，将3万中央红军从生死存亡的一线拉了回来。因为这次会议是行进路上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又称为“飞行会议”；又因为这次会议使得中央红军改变原有的前进方向，也称为“通道转兵”。
通道会议的规格、列席人员
通道会议不是正式会议，既没有预定的规格，也没有明确的程序，会后也没有正式的会议文件；因此，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将此次通道会议成为“飞行会议”。我们来看看，一些关于通道会议的回忆文章中，是如何来讲述通道会议的规格的，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中，称通道会议为“军委扩大会议”，罗明在《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中称“我听说中央军委在通道开了会议”，李聚奎在《遵义会议前后》中也称“中央军委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哈里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称，李德也认为通道会议是军事委员会的紧急会议。有人反对将通道会议的规格认定为是军委扩大会议，理由是，有些军委成员在作战部队中工作不方便出席会议，再加上一些军委成员事实上没有列席通道会议。
通常认为，出席通道会议的人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和李德；李聚奎称，通道会议是中央军委开的一个临时会议，吸收毛泽东同志参加；由于湘江战役的惨重失利，博古、李德情绪不振，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落在周恩来肩上，通道会议就是周恩来负责召集的，毛泽东是应邀到会，陈述自己的意见。有人认为，列席通道会议的人，除了上述几位，还有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和林彪等人，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理由。
红军过了湘江之后，在油榨坪经过两天短暂的休整，然后继续西进，于12月11日占领湖南境内的通道县。此时，桂敌在红军侧后追击，何键的一部两个兵团赶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修筑工事，准备在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上决一死战。
自从红军离开苏区2个月来，连日的行军作战，战斗力大为削弱。如果继续向湘西前进，必然要与六七倍于红军的敌人决战。
博古、李德仍在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理由仍是让部队有个“家”，可以生息的“家”，设想站稳脚跟后，与贺龙和萧克部队联手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地带重新创建苏区。
博古、李德这一想法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也是诱人的，但却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认为这个计划将有使红军全军覆灭的危险。前方的道路，要比部队渡过湘江还要艰难。
◇湖南通道
在“中央队三人团”的推动下，政治局内部的公开批评很快形成了一种声势。来自红军指战员中要求改变行动计划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涨。李德、博古迫于来自红军指战员的压力，加上两种意见分歧严重，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在新占领的通道县召开一次临时会议。
通道县属湖南所辖，处于湘、桂、黔三省交界之地，往北是湖南，往西是贵州，往南是广西。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决定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一开始就说：“今天我们具体讨论一下野战军的行止问题。最近，中央内部和军中一些同志有不同的反映，产生了意见分歧。我想我们应该畅所欲言，以野战军的利益和命运为最高原则。”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李德首先说：“我认为我们原定的行军路线是正确的，应当坚信不疑，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如何达成目标的方法。敌人的堵截和追击并不可怕，我们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南战略要地疾驰的敌军超越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红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我认为这个方案行不通，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六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如果执意要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我们会受到敌人的再次包围，湘江之战的悲剧可能重演，如果再受挫，势必一蹶不振。”
毛泽东摊开一张示意图，说：“根据司令部二局摸到的敌情，敌人在我们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上布下了20多万的重兵和4道封锁线，这4道封锁线共筑有200多堡垒。国民党军队正张网以待，'请君入瓮’，而我们的兵力不足敌人的七分之一、六分之一，能冲过去吗？为什么我们非要不可为而为之呢？”
“鉴于此……”毛泽东停了一下，然后朗声说，“我建议我们应该转向，去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贵州的敌军只有1个军，而且内部矛盾重重，这点人马是挡不住我们的。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
毛泽东说完，似乎有一种轻松之感。他的这番话再次在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心里产生了共鸣。朱德的脸上露出赞许的表情，周恩来不动声色，博古惊疑交加。李德面色最为难看，满脸愤怒，因为毛泽东的这番话挑战了他的军事权威。
争论仍在异常激烈地进行着。
王稼祥坐起来了，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转向薄弱的贵州，这是目前摆脱困境的一种积极的办法。”
张闻天站起来，推了推他的眼睛，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灵动一些呢？难道硬要去钻敌人的罗网？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建议。”
李德这个时候才发现，“中央队三人团”确实厉害，他愤怒地喊道：“阴谋，地道的阴谋！”
朱德也表态了：“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条思路，我们可以反复论证，用兵是大事，还是集思广益的好。”
李德是不甘示弱的，他开始反击了：“去贵州，那是避战主义，逃跑主义。虽然目前我们兵力不足，但正因为兵力不足，所以我们才迫切要和二、六军团会合，只有会合，力量壮大了，才有立足之地。你们不要把湘江之战当口实，作为攻击我们的武器。不错，湘江之战遭到了巨大的损失，难道仅仅是我们的错？恩来，你说呢？”
周恩来一直在静静地听着，没有急于发言，他的头脑此时已清晰起来，目前这种处境，强行与二、六军团会合肯定不行，即便去会合，也只能绕道，甩开敌人的追堵。就是会合成功了，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蒋介石能甘心吗？他仍然会调集几十万的兵力来“围剿”，一次不行，两次……这样能长久吗？
听到李德要他表态时，周恩来不能不说话了，他说：“总结湘江之战的教训，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我们能不能暂时搁置起来？我们目前关注的是红军行军的方向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有许多有利因素，可以详细考虑。”
对于周恩来的变化，李德是没有料到的。周恩来的转向比“中央队三人团”对他提出的挑战，还要令人难堪。李德“噌”的一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走了。
这对李德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自己也深知，自从湘江红军遭到惨败后，他的影响已日渐衰微了。他觉得，此时已经没有意义再争论下去了，于是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会场。他这时的心情，多么像宁都会议时，毛泽东无可奈何离开会场的情形呀。
李德此时的痛苦又和毛泽东在宁都会议时的痛苦有不相同的地方。就身份而论，李德是个外国人，是红军的顾问，他没有必要在红军中争权夺利，红军失败也好，胜利也好，他总是个“外人”，总有一天会走的。他失落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的才智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而要被人按照另一条截然相反的路线去执行，他心里承受不了这种打击。
李德自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比任何一个国际顾问都出色。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却忽视了，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一支陌生的军队。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吃透他周围的人，怎么能吃透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呢？
历史自然会公正客观地对李德有个评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写李德：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由于周恩来的鲜明态度，会议终于出现了一边倒的状态。博古明显感觉到了孤立无援，他叹了一口气说：“就以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吧！”
李德后来在回忆中，除了谈到毛泽东“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还谈到要“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即四方面军）会师。至于怎样实现这一点，他却闭口不谈。”
不管李德如何诋毁通道会议，毕竟通道会议果断地决定让中央红军进入敌军薄弱的贵州，这就避开了强敌，避免了红军进一步的消耗和损失。
通道会议后的次日（12日）凌晨6时，军委总部明确电令一、三军团入黔：“我军西进路线，一军团应经崖鹰坡、新厂、马路口入黔；三军团应经团头、播阳所入黔。望依此分界线自定前进路线。”
12日晚19时，军委总部依据通道会议精神，以“万万火急”对各军团和纵队发出第一道入黔令：“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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