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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
北京晚报 | 2021年11月15日
▌陶玉川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前段时间，笔者重走了长征的部分路线，体会到了当年红军的艰辛与不易。纵观长征的整个历程，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点。其伟大意义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这次会议还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这里不妨沿着现实和历史的足迹，探索遵义会议能够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点的内外因素。
任何事物发生质变，必定会有量变的积累。在长征路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的湘江之战、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无疑为遵义会议的质变，逐步积累量变。
1934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悲壮的湘江之战，使得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尽管突破了这第四道封锁线，但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惨重失利，使得工农红军从高层将帅到普通官兵，对当时以李德、博古等人为代表的最高决策层产生了怀疑，无形中为遵义会议更换决策者做了铺垫。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途经湖南通道县，并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转道贵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它促成了毛泽东重回中央决策圈。
12月12日，蒋介石调集15万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至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防线，同时电令湘、桂、黔地方军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于湘南。面对如此严峻局面，中革军委临时在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在周恩来的强烈建议下，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决策会议。与会人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六人，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此时的李德、博古，仍然抱着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但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在湘南布置的重兵情况，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避开强敌寻找新的机遇。李德因为生气离开会场，而剩下的5人则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最终，红军转道贵州。
由于中央红军突然改变了行军方向，致使蒋介石在湘南布置的围剿计划成为空谈，这个决定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革命。
12月13日，在击溃黔军一个营的阻击后，红军顺利进占了黎平县，获得了休整时间。休整期间，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与会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李德等人。会上，博古、李德等人依旧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毛泽东则坚持避开蒋介石已布好的重兵防线，改向黔北进军。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以多数赞同，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同时，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因此，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之一。它不仅确定了红军的行军方向，而且毛泽东的战略主张也开始获得多数干部的支持。但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等人仍然顽固地坚持北上入湘的计划，且四处散布其主张，并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面对此情，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因此，毛泽东也希望尽快召开会议解决问题。
1934年12月31日，红军抵达乌江南岸的猴场古镇。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渡江后的行动方向，史称猴场会议。与会人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等再次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多数代表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渡江北上的正确主张，并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
会议还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也从实际上结束了李德、博古等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夯实了基础。
当时正值1935年的元旦，红军面对乌江天险，创造性地用编扎的竹筏，架起一座浮桥，经过几天的奋战，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渡过乌江，北上向遵义挺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柏辉章的公馆举行。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决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实施军事指挥，同时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这里迎来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革命迎来新的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的成功不仅是红军内部的变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上海秘密电台的消失。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共主要负责人的产生，比如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以及王明等人都与共产国际的决策密切相关。上海秘密电台的消失，则改变了这一现状。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及红军的无线电台功率有限，无法与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直接联系，只能通过共产国际在上海局的秘密电台进行交流。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通过这个秘密电台向中共及红军下达指示。
1934年春，该电台的控制人曼弗里德·斯特恩伯被召回莫斯科，并被派往西班牙，而其位置没有安排继任者，于是这个秘密电台就到了中共地下上海局的手中，控制人为李竹声、盛忠亮（曾在苏联留学）。
1934年6月27日，由于打入中共内线的特务告密，时任中共上海局书记的李竹声在公共租界开会时被捕。在被押往南京后，经不起诱惑与威逼而叛变，并供出了时任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盛忠亮及其住址。随后，盛忠亮在法租界被捕。之后，盛忠亮也叛变了革命。
由于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中共上海局遭受沉重打击，大部分地下党员被捕，上海的秘密电台因而遭到破坏。正是这部秘密电台的消失，切断了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1936年又恢复了联系），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遵义会议也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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