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军事指挥能力大概在哪个层次？

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商鞅的能力、成就尤其是对后世的影响毋庸置疑。那作为军事家（即兵家），商鞅的军事指挥能力如何呢？和历代名将相比，他又大概属于哪个层次？

本文主要分析这个问题。

先来看看商鞅具体指挥过哪些战争。

※商鞅指挥战例合集

这六次战役可以统称为秦魏之间的“四战河西”。其中固阳之战真实性存疑，岸门之战是否为商鞅亲自指挥也不能确定，但从时间上来说，它们均是商鞅主政秦国期间发生、多数由商鞅亲临前线指挥，因此大致可以算在他的头上。

从数据来说，商鞅六战五胜一败，胜率应该说是很高的，要知道这个胜率，放诸历史名将身上都难言逊色。然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事情可能没那么数据体现的那么简单。

“四战河西”和“三战河西”（前366-前362年）两个阶段相距时间并不长，中间的间隔主要是因为秦国国君的变更，前361年秦献公因病逝世，秦孝公继位，重用商鞅开始变法，因此中间消停了七八年。

一般说法，商鞅是前359年发布《垦草令》，前356年第一次正式变法，前350年第二次变法。

虽然商鞅变法在后世效果显著，但如果把视角定格在“四战河西”的起点也就是公元前354年，就会发现，当时变法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恐怕谁心里都没底，只有通过对外战争来真正评判。

※商鞅变法

从这一点出发，就会知道商鞅当时身上的压力有多重了。很简单，首战打赢了一切都好说，如果打输了，就算秦国贵族不借机攻击他，秦孝公也会对他失去信心。

毕竟，变法虽然可以富国强兵，但富国强兵不就是为了对外开战扩张么？最根本的目标实现不了，一切自然都是扯淡。

所以商鞅把首战选在元里。很多人总想从其中分析出什么高明之处，实际上这纯属想多了。我们来看看元里的地理位置就知道了，元里位于洛水东岸、魏长城的外侧（西侧），包括这一战最后攻占的少梁，都在魏长城的外侧。

※秦魏“四战河西”战争示意图

魏长城才是魏军西向防守的“第一链条”，其外围比如元里、少梁也会布置兵力，但肯定不会太多，估计更不会是战斗力最强的“魏武卒”，所以商鞅选择此地，原因就是慎重，这一战也是追求稳扎打，甚至于说他“柿子专拣软的捏”都没错，因为他亟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哪怕这个胜利的真正成色不足也顾不上了。

这便是前354年元里-少梁之战，不管怎么样，商鞅指挥秦军清除了魏国河西地区魏长城防线的外围，取得了胜利，之后商鞅也见好就收。

公元前353年，秦军没有趁胜进攻，个中原因只能猜测。其实我们以前在桂陵之战中已经提到过，这一年，魏国主力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楚国、齐国等大国坐山观虎斗，虽然都出兵魏国后方，但只是做做样子。所以，这一年，秦国也有样学样，没有给魏国制造压力，让其可以“专心”收拾赵国。

前352年，邯郸已经被攻下，魏赵“两败俱伤”已成定局，因此秦军果断出手。这一年，魏国的重心放在襄陵，和齐国等国战略决战。“收之东隅，失之桑榆”，魏国在东方重创了齐国，但西部河西战区却遭遇了重大失败，旧都安邑都被秦军攻下了。

应该说，这是商鞅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胜利，毕竟攻占安邑的影响力不可低估。但正因此，能够取胜也和魏国的战略重心早已转移密切相关。

虽然秦军在前351年又向东挺近，拿下了安邑周边的固阳，但当时的战略态势，秦国显然成为了继齐国之后，魏国的头号打击目标。

当时魏国的实力依然如日中天，这一次又是为了抢回旧都安邑，所以魏国集中全力而来，据说还联合了韩齐等中原各国。因此，公元前350年的定阳之战，应该是秦军节节败退，从安邑退到定阳，双方最终战略决战。

这一战具体的记载不多，但战争的结果从当时秦孝公的恐惧反应可见一斑，据说他吓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命令全国一级战备，同时组建敢死队，谨防魏国全面进攻。（备注1）

可见这一战秦国肯定是遭到了惨败，和襄陵之战后的齐国一样，秦国也只有选择向魏国乞和。

双方谈判的结果不难预测，秦国这几年攻占的地盘，统统还给了魏国，估计不还也不行。双方边界线大概又回到了“四战河西”的起点，以魏长城和洛水为届。

也就是说，虽然商鞅六年中“三战三捷”，但所有的战果，都在定阳之战中一战送了。

商鞅估计也很郁闷，虽然秦国已经变法，国力也毫无疑问在增强，但因为时间所限，秦国的国力毕竟和魏国差距悬殊。

※商鞅

严峻的形势也让商鞅开始反思秦国的军事外交战略，正是由此，他决定从有形的军事战场转移到无形的外交战场。

在他看来，单单只以一个秦国，注定对抗不了魏国，因此必须联合天下各国共同进行。

可是当时魏国是天下霸主，各国真心也好、假意也罢，都不得不屈服在魏国的淫威之下，怎么联合他们、孤立魏国呢？

商鞅发挥了他杰出的外交或者说纵横家才能，想出了让魏惠王“自称为王”的创意并成功实施。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在“逢泽之会”前，也就是公元前342年之前吧。

重创秦国之后，魏惠王又于前346年击败了楚国，也就是说，十年之间，魏国将齐国、秦国、楚国轮流修理了一遍（赵国还排不上号），重现了当年晋国称霸天下的巅峰盛况，也难怪魏惠王会得意忘形到“自称为王”，以天子自居。

然而他的确堕入了商鞅的“彀中”，对于当时的各国诸侯或主政的公卿大夫来说，魏惠王的称王之举必将遭到反对，即使不敢公开反对，心里也会不爽甚至嫉妒，从而达到全面孤立魏国的战略态势。（备注2）

而且，商鞅这一外交谋略还有更厉害的地方，那就是“祸水东引”。他早已推演魏惠王称王所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因此秦国不仅表面示弱，首先提议尊魏惠王为王，而且带头组织、推进此事。逢泽之会和之后的天下诸侯朝见周天子，处处都有秦国的影子。

既然秦国如此“恭顺”，魏国还怎么会打秦国？再加上，齐楚肯定会对魏惠王的嚣张气焰不满，双方必然开战，秦国从而得以坐山观虎斗或者见缝插针、联合各国攻打魏国。（备注2、3）

后续的历史不出商鞅所料。魏国因韩国没来参加逢泽之后向韩国开战，齐国救援韩国，在马陵之战中重创魏军主力。时为前342年。

商鞅就此判断魏国已经走下坡路。尤其是前341年齐国、宋国、赵国都国都向魏国发起了进攻，正是商鞅企盼已久的“联合对抗”魏国的局面，因此秦国也不甘人后，果断出手，再次发起河西之战。

如果了解了这一大的背景和商鞅的真实企图，就能知道河西之战中的魏军统帅公子卯有多么天真了。

事情是这样的，秦魏两军对垒以后，估计商鞅认为当面魏军兵力强大，仍然不可小视，直接决战胜负难料，就动起了歪心思。

因为他早年在魏国待过很久，和公子卯的交情着实深厚，因此就写信给公子卯——

“哎呀，咱们是老朋友了，当年的青春岁月多美好啊。现在虽然各为其国，但我们可不是敌人呐。不如这样吧，你到我大营来，咱们结盟吧，这样既对两国国君有了交代，也能保全咱俩的朋友之谊。”

公子卯居然相信并前往了。当然，说他天真可能也小看他了，他固然有被商鞅忽悠的因素，但主要应是出于“和谈”的追求，毕竟当时魏国在东方被各国联合围殴，形势很不乐观，西方和秦国能不打当然最好，既然有机会，无疑要争取。

可惜，攻打魏国早就是商鞅长久以来的战略规划，他怎么可能因为同公子卯的友谊戛然而止？因此，这个事只能说是商鞅的“兵不厌诈”，钻了当时“礼义”传统的空子。

果然，公子卯一来，估计还没等到把酒言欢呢，就被秦军“绑架”了。之后，利用魏军没有主帅、失去指挥的战机，秦军向魏军发起突袭，大败之。

也就是说，这一战的大胜，并不是因为商鞅用兵多厉害，而是用计诓骗了朋友。

这一战是魏国真正衰落的军事动因之一，堪称河西之战九十年历史的转折点。之后随着魏国的继续衰落，秦军节节推进，双方再也没有了反复，直到河西地区完全落入秦国之手。

之后前338年的岸门之战，魏国再次战败，主将魏错被俘，正是商鞅最后的辉煌和“五战河西”的起点。

※《大秦帝国·裂变》中王志飞饰演商鞅。

综合来看，商鞅的军事指挥能力只能说中规中矩，主要依靠的还是他变法、治军的成果，他在军事战争领域的亮点，与其说是“兵家”的造诣，还不如说是“纵横家”的贡献，比如忽悠魏惠王称王、忽悠公子卯前来结盟等。

因此，后世一般不把商鞅作为军事家或名将看待，就算他列入其中，大概也只是普通级别吧，没有多少真正出彩之处。反而他在外交方面的纵横捭阖，应该对随后公孙衍、苏秦、张仪等“纵横家”大有影响，甚至说其有开启之功都不为过。

这应该才是商鞅最被忽视的地方。

备注：

1、《战国策》载：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昧，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

2、《战国策》载：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见魏王，则臣请必北魏矣。’秦王许诺。卫鞅见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东伐齐，则赵必从矣；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从矣。大王有伐齐、楚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

3、《史记》载：（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