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出现在战国时期，一些具有辩才的谋士对列国整治进行讨论，因而形成了“纵横家”。纵横家是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是诸子百家之一，创始人为鬼谷子。
战国时期一批从事政治活动的谋士，以审察时势、陈明利害的方法，对七国局势进行分析，形成“合纵”和“连横”两派的主张。
合纵思想游说六国诸侯实行纵向联合，一起对抗强大的秦国，而连横思想则是建议秦国联合齐国或者楚国，对另外四个小国进行围剿。
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得意门生。纵横家们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熟悉，善于辞令和权术，他们大多是从中获取功名利禄的说客，也是中国五千年中最早的外交政治家。
由于纵横家经常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为君王出谋划策也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因此，常被视为利欲熏心的小人，没有忠君爱国的道德情操。
相对其他学派而言，纵横家真正活跃的时间十分短暂，但他们的论辩才能和外交思想却是历代可以借鉴的一笔精神财富。
阴阳家是活跃于战国中期的一个学派，因为提倡五行学说而得名，也称作“五行家”或者“阴阳家”。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齐国的邹衍，他发展了原始的阴阳五行之说，将五行与人生、政治、国家等相联系，认为一切社会活动都存在五行相克相生的内因。
“阴阳”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五行”则是出现在《尚书》。到了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产生了以“阴阳消长，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因此，阴阳家的学说大多是从《易经》和《尚书》中提炼而得。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中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则是“五德始终”说，邹衍认为朝代的更替是由五行相辅相克决定的。
阴阳家的主导思想是用五行学说决定政治的走向，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阴阳家一直发展到汉代初期，仍然是一种活跃的学术思想，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阴阳学家的部分内容融入到了儒家体系，还有一部分进入道家，而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解体消失了。
墨家学派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一，得名于创始人墨翟，世人称为墨子。墨家在先秦时期极为兴盛，但是到了汉代初期已经衰落，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基本上完全消亡。
墨家在先秦时期代表了手工业者的利益，他们不满儒家的贵族特权，反对儒家的烦琐礼仪和等级秩序，认为天下人人平等，而且“爱无差等”，无论是奴隶还是贵族都应享受人的权利。墨家学派的学者大多数来自社会下层，是有知识的劳动者，他们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作教育的目的，将艰苦实践作为践行墨家理论的基础。因此墨家学者居住在野外草棚当中，不穿华服，不食珍馐美味，身体力行最简朴艰苦的生活。
墨家从墨翟开始有了巨子，巨子是墨家最高领导者，所有的墨者都必须听从巨子的安排。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倡导“兼爱”与“非攻”，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坚持心中的信仰。在墨者中有一些从事谈辩者，被称为“墨辩”；从事武侠者，被称为“墨侠”。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而且要坚持墨者的克制己身的传统，当现实与信仰相矛盾，墨者宁可辞官也绝不妥协。
墨家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学派，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牺牲精神，但在生活态度上有些古板和唯心主义倾向。墨家学派对墨者的个人情操和道德水平要求极高，只有极少的人能够达到墨者的标准，因此，这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人数渐少，直至衰落，而墨侠一派则逐渐演变成不受官方约束的游侠。
名家是战国时期以诡辩著称的学派，公孙龙是名家的核心人物。
名家是战国诸子百家之一，喜欢钻研“名实关系”，偏好辩说理论，开启了中国逻辑学的发展道路。名家最著名的一个论题是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
在“白马非马”这个命题中，白马是个别概念，马是普遍概念。严格地说，这个具体的白马只会与个别相联而存在，而马的概念也只能通过白、黄、黑等个别的马而存在。
这个论题凸显名家的一个重要哲学观点，事物的统一性中包含着差异性，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有矛盾又有统一，所以“白马非马”这个命题不是表示简单的等号，而是表示一种辩证统一。
除了白马非马之外，名家著名的命题还有许多，比如“坚白石”探讨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狗非犬”探讨口头与书面的关系、“飞矢不动”是较早的相对论研究、“犬可以为羊”是较早的生物学研究、“鸡三足”和“目不见”探讨肉体和灵魂的关系等，对很多科学领域的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性。
正是由于名家的出现，才填补了中国辩论哲学的空缺。
儒家思想是以孔子思想为核心，并集合了与此相关的所有学说和准则，是中华文明中最广泛的信仰构成。
儒家思想由孔子最初创立的，逐步发展成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和准则，他总结出了一套有关“仁”的伦理思想，是以孝悌为基础，主要内容为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的具体阐释。
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天下归仁”，主张“仁者爱人”。后来，儒家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的本质是善良的，是仁义的，人之所以会变坏是受到了社会上一些因素的影响。而荀子则坚持“性恶论”，认为人性的善恶都是本质已经决定的，一个人有可能变善也有可能成恶，这要由后天的伦理教育所决定。
儒家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伦理学与社会管理学，它对宗教的伦理学进行诠释，儒学并不是一种宗教形式。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将儒学发展成新儒学，即董仲舒儒学，极力将儒学信仰化和宗教化，并逐渐发展出儒教。此后，明清两代朝廷将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定为官学，将儒家主流思想延续下来，并对政治和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绝对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持续最久的意识形态，每个时代都对儒家学术有不同的解读方法，后世解读儒家经典的著作无数，各朝统治者选拔官员和人才多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因此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一支。
“儒分为八”是什么
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弟子学生众多，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誉。由于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相当复杂，而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因此在孔子去世之后，弟子对他的言论和思想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出现了一些歧见。到了战国中后期，逐渐分化为八个不同流派，称为“儒家八派”。《韩非子》的《显学》篇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胡仲良氏之儒，有也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诸子百家形成于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都相对独立，所以各学派用自己的方法寻求政治统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不稳定的年代，各国纷争此起彼伏，为了寻求一方安定，君主们开始招贤纳士，欲用不同的学说强大自己的国家达到霸主的地位，所以为诸子百家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在经济方面，社会生产力极速发展，于是出现了士级阶层，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同时，当时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而当时的学者们都试图劝说各君王用自己的观点治理朝政，因此便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
诸子百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正是有了这些不同的学说立派，才开启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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