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国内顶级编剧，尤其再加上一个“历史剧”的限定词，那么很多观众一下就会想到编剧刘和平。
他的“王朝三部曲”——《雍正王朝》《大明王朝》《北平无战事》（《北平》一开始的取名为《最后的王朝》，延续了他的“王朝”系列）所能达到的高度，算一算豆瓣分数的加和（《雍正》9.2，《大明》9.7，《北平》8.9），是当之无愧的金牌编剧了。
三部曲中，笔者尤为欣赏《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是集史料、戏剧性和艺术美感于一身的有着丰富史观和观赏性的影视作品。
史料的扎实，出自于刘和平深厚的史学功底。
看刘和平的生平就可以知道，从小看戏、学戏的他，既精通于戏剧表达，又深谙于传统戏剧以来的历史书写与人物摹画。他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舞台剧《甲申祭》，一出手便斩获了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
刘和平便开始在历史剧的深度向纵深，从《雍正王朝》到《北平无战事》（当然，除了“王朝三部曲”，其间还有《李卫当官》、《沧桑百年》这样的历史剧），能够看到刘和平从依托于历史到游走于历史的脉络。
《雍正王朝》是依托于二月河先生的小说而作的，其影视改编能依稀看到刘和平的史观，但此剧之于刘和平最大的亮点，仍聚焦于语言、语感的高度。刘和平自己也说过，这部剧，你能闭着眼睛听完。这对其语言是何其的自信度。
但到了《大明王朝1566》，能清晰的感受到刘和平强大的史观统摄着故事，或者说嘉靖和海瑞这两个人物。注意，是刘和平笔下的这两个人物，而不特指历史中的嘉靖与海瑞。因为在剧里，刘和平已经注入了个人理解加诸戏剧人物身上。
这一点，他在采访中也曾说到：
在写《雍正王朝》时，我对帝王的认识还停留在托尔斯泰那个哲学命题上：“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但当我再来认识嘉靖皇帝的时候，我发现“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囚徒”了。改编《雍正王朝》时我必然要受到小说的制约，而创作《大明王朝·1566》时我已经能够做到“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苏东坡语)。
—— 刘和平的文化访谈
再到《北平无战事》的时候，可以看到几条江流奔漫而出。假如说《大明王朝1566》的流向还只有长江水清、黄河水浊，由皇权及其掌握的司礼监与严党、裕王一派的三处制衡；《北平无战事》从一开始就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每个方向撒开了去，就是一条汹涌的支流。虽然依稀有一些蔓道旁支错综太广，导致最后江流收束没能更好地百江入海、磅礴激荡。但此时的刘和平，已然摆脱了模式、题材、方法的束缚，开启了个人化的历史剧创作。
一般创作过历史题材的创作者能够感受到，如果没有丰富的史学知识，很容易犯下常识性的错误，闹出诸如孝庄文皇后生前自称“我孝庄”的笑话，但其实如果对于史料掌握过多，又容易被历史所束缚，不敢注入更多的想象力。而刘和平在这一点上是真的能站住历史创作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如开篇改稻为桑这样剧情推动的核心，也是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居然是刘和平自行虚构出来的。还有为了剧情的好看，或者说是为了刘和平史观的表达，安排了一场全剧最终的嘉靖与海瑞的会面。
能这样游于心，恣肆纵横，不得不说，是刘和平已经能将史料信手拈来，而形成了自我体认中的史观的结果了。
《剑桥中国明代史》在评述明代制度时曾提到，明朝因废除“丞相制”而引起的权力改组，使得中央政府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
一方面，明制是“有卿而无公”，各部平列，总其成者是皇帝，内阁仅是顾问参政，一旦逾权，是“权臣弄权”。另一方面，在制度已定、机构齐全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故黄仁宇先生说“君主已经是一个高度程式化的位置，以致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够安坐龙椅”。
所以才会有了刘和平认知的：“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囚徒”。
而相对应的群臣，刘和平找到了一个最恰切的形容——“媳妇”。窃以为，这一组群像，是剧中最生动、形象，具有共鸣和情感依托的。
关于“媳妇”的解释，刘和平很慈善，没有像《北平》一样，把一切都收着写。他借人物之口，解释了这群“媳妇”的难。
一处是嘉靖问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对浙直总督胡宗宪的评价时，吕芳说：
“他就像个媳妇。上面有公婆要孝顺，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辛苦命，两头不讨好。”
刘和平更慈善的，是借内阁辅臣徐阶自比，再清晰地点了出来：
“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凡事但按着媳妇的职分去做，能忍则忍，该瞒则瞒，尽力顾着两头。实在顾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孙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胡宗宪、徐阶、严嵩——都是“媳妇”
然后我们会发现，胡宗宪难，难在出身严嵩门生，既要顾着严阁老、小阁老，还不能缺了“忠”字，违了嘉靖，甚至裕王，下面还有浙江几百万民众，和戚继光带着的将领剿倭寇。王庆祥老师饰演的胡宗宪，仿佛连每一个皱纹、褶子、躬身，都在诉说：“难、难、难。”
但是严嵩也难。有人说刘和平就喜欢给历史人物翻案，因为他将臭名昭著的严嵩写出了一些被“了解之同情”的地方（陈寅恪语）。尤其是电视剧里有一段：
嘉靖把严嵩叫去痛斥一顿，大雨倾盆，在雨地上严嵩把严世蕃的伞扔掉了，告诉他：“我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呼风唤雨，那就是皇上；只有一个人能够遮风挡雨，那就是我，不是你。皇上呼唤的风雨我遮挡了20年。”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就因为巡盐收回来的500万，嘉靖只分配到了100万，一怒之下，严党就倒台了。
裕王党为此所谋划、前赴后继死了那么多重臣以及无计数的百姓的案子，就这么结了。有一些讽刺，以及唏嘘。
然而更唏嘘的，是严党虽然倒了。再继任的徐阶们，未必就不是又一个严党。
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的徐阶也是屯田并地的大地主，这一点在剧中也有提到过。在故事最后，裕王看到徐阶的家人圈地不法，大发雷霆：
“什么六、三、一，六成归田主和棉商，三成归朝廷，才一成给百姓，这样做和严嵩严世蕃他们当年在浙江改稻为桑有什么两样？你这就给我把徐阁老叫来。”
当然，这也是明朝祖制所导致的。这里要说开来，就是另一篇文章了。其实这也是刘和平之前为了做下半部，写张居正改革所留下的一个口子。
刘和平曾谈及他对《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的设定，是从嘉靖与海瑞，这一阴一阳中来的：
“全书从天象说起，也就是从'无极’说起。书的开头就说嘉靖三十九年整个腊月到四十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后说到'太极’。太极先是生太阴，这个太阴就是嘉靖，由于只有太阴在发动，所以开始时的局面乱成一团，接着阴极阳生，太阳出来了，海瑞就是太阳。嘉靖、海瑞这两个人是故事的发动机，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围绕阴阳两极，也就是这两个人旋转。”
所以在《大明王朝1566》中，围绕着阴与阳，始终有一根制衡的弦在拉锯，嘉靖与朝堂、裕王与严党、司礼监与内阁、海瑞与乱象。除了嘉靖与海瑞是至阴和纯阳，余者都在阴阳中此消彼长。
嘉靖与海瑞
刘和平提及其构思时说道，他的作品没有完，《大明王朝1566》只是上半部，下部要写到万历十五年（1587）。据说下半部刘和平本拟以张居正为主要创作对象，但因接触众多史料之后无法认同其理念，遂作罢。当然，也有可能因为被寄予厚望的《1566》当时在湖南台播放的时候收视率过低，导致了后续的计划搁浅。
插一句，很多人很难想到，像湖南台这样以娱乐立台的，居然会投拍以及播出《大明王朝1566》这样的正剧。其实《大明》之所以最终能与观众见面，离不开当时湖南台台长欧阳常林的鼎力支持。当然，也是因为此剧的播出，成为了湖南台发展走向的分水岭。至此之后，湖南台就“沦落”为了娱乐向的芒果台。这是插曲。
说回《大明》，从剧名就能看出，刘和平的立意在阴阳相协、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的架构。
嘉靖是阴、海瑞就是阳，只有相互制衡才能在无限扩大戏剧张力的同时抽引出剧情走向，刘和平作为编剧，是主导人。这是针对戏剧性而言的。
而在朝堂的掌控上，严党与裕王党互为阴阳，嘉靖作为君主，又是这盘棋的主导人。这在全剧的最后，由嘉靖的口而出：
“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折里劝朕只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
很多人将这段话引为至理，拍手称赞。确实，作为管理者而言，站在这样立场与思维中，无可厚非。
但是道理正确就是事实正确吗？帝王之术就是治理之路吗？直臣的亲赴后继、百万生民的命如草芥，不过都是为了成全“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吗？
阴阳消长到了这里，阳已经暗了，阴便留在了明朝。
1587，万历十五年，正是海瑞逝世的那一年。万历中期再也无法复现嘉靖朝时的阴阳制衡，《明史》言：“门户纷然角立，邪党滋漫”，明朝彻底走向了滋阴抑阳的时代。
明朝的历史好读，也不好读。
好读之处在于，传统政治于明代又一变，现代中国大体由明开始。所以它离我们很近，影影绰绰里，总能看到当下的影子。
但明史也不好读，皆因有时翻来覆去数十年，几乎全是一些“轻佻琐屑的故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开辟了一条很好的路子，他将对历史的叩问放置在了字里行间的琐屑处。于是一些平平无奇的年份和事件，便促成了历史发展的因由。
刘和平曾这样说他的历史写作：“从有字处去读，还从无字处去读：把那些史料记载中删去的造成历史结果的因果事实读出来，把那些被'王官之学’的政治史官们歪曲纂改的真正事实也读出来。”笔者再加一条，把那些被大众传播所固化的人物形象也读出些不同来。这样之于历史，我们方可保有更多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语）。
当然，这样的“温情与敬意”除了刘和平，整个《大明王朝1566》的剧组都在付出着。
笔者印象很深，在导演张黎的一段采访中看到过：
“那个组出奇地平静。陈宝国也一样，也住在北五环的一个烂楼里面，他自己住一间，给他安排了一个套间。早晨起来，试装，对词，每天就这样，很松散，该锻炼就锻炼。给他们找了一个健身房，像严世藩，杨金水，他们都锻炼。黄志忠每天跑一万米。安安静静，这其实是一个摄制组应该有的状态。有的演员偷点懒，词不好，大伙那种不屑，他的压力太大了。所有演员词都溜溜的，戏都好好的，一个演员打磕巴了，那真是对不起，不用说，回去以后肯定是在背词呢。他形成的习惯是，一般早晨五点起床背词，七点钟出发。现场再背词的演员，全组人都看不起。”
《大明》的成功，除了编剧的创作力，导演的思想、剪辑、配乐、演员们的赋予。比如电视剧中吕芳与冯保在道观拜别的一幕，就是小说中没有，而拍摄时候加的，也成为了全剧的经典一幕。
有不少网友这么评论，说《大明王朝1566》的剧大于小说，而《北平无战事》的小说大于剧。可见导演之功。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史观，回到历史人物来。笔者想用刘和平先生的一句话作结：
“我们在写历史题材的时候，一定要自觉地知道，我们笔下的这些人物，他们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承受历史，而非创造历史……事实上只是历史已经进入那个阶段，需要有人来承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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