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摄政王载沣的葬礼

新形势下旧王爷的家葬
——清末摄政王载沣的葬礼
1952 年的上元节刚过，京西通往福田公墓的土道上，出现了一个近年来
已经绝迹的“大殡”——由32 名身穿绿驾衣，头戴青毡荷叶帽，上插鹅黄雉
翎的杠夫，抬着一付黄绳拴的红杠，上面扣了一卷黄彩扎成的官罩，就像一
座一殿一卷的古典宫殿——躺龛式的简易官罩。杠后还跟着32 名身穿蓝驾
衣，头戴青毡荷叶帽，上插鹅黄雉翎的杠夫。这分明是两班大换班的形式。
杠后还有几辆汽车，里面坐满了身穿旗孝的男男女女。殡仪并不规范，但可
以说是个皇杠的变种。沿途的老乡民们都好奇地互相探问：“这是谁家的大
殡哪？”有些上了岁数的便猜测说：“大概是前清有爵位的人死啦。不然怎
么能用黄罩呢？”乡民们议论纷纷，但谁也猜不透死者是谁，即便是懂得清
代典制的“老古董”也无法判断。他们万想不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末摄
政王载沣的殡。
载沣，爱新觉罗氏，满族。光绪皇帝之弟，宣统皇帝之父，荣禄之女婿。
清光绪九年（1883 年）二月十二日（阴历正月初五）生于北京西城太平湖醇
王府内。光绪十七年（1891 年）袭爵为醇贤亲王。二十七年，曾亲赴德国为
克林德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八旗兵所杀表示谢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死
前，立其3 岁儿子溥仪为帝位继承人，封他为摄政王。他主张集权于满洲皇
族，计划杀死掌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结果未成。后罢免袁的一切职务，亲
自统帅禁卫军，代理海、陆军大元帅。宣统二年（1910 年），成立资政院。
三年春，组成“皇族内阁”，又实行铁路国有化，大借外债，增加捐税。同
年秋，武昌起义爆发，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并自请退位。翌年清亡。
从民国17 年（1928 年）以来，先后在天津美、日租界隐居，直至民国28 年
（1939 年）7 月，天津发生水灾，才回到北京什刹后海醇亲王府居住。1949
年，将王府售与高工学校，11 月迁至北京东四北魏家胡同46 号居住。次年
又将此住宅售与政务院，7 月迁至东城交道口利溥营11 号闲居。
载沣的一生，身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经过两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终
于在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1952 年1 月23 日（阴历辛卯年腊月二十七
日）病故。享年68 岁。当时，他的长子溥仪，次子溥杰均在东北抚顺战犯管
理所改造。三子溥淇早殇。故由四子溥任料理丧事。
溥任的七叔载涛（涛贝勒）是位礼仪通，尤其对清制皇家、王府的典制
更为精通；对于北京市面“红白口”上的各行各业都有一面之交，伪满帝宫
谭玉龄的葬礼就是他一手承办的。所以，溥任不能不请他出面，全权料理治
丧事务。但是，这次治丧却有几个难点。首先是正逢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
从旧从新，颇费斟酌。原来他的侧福晋邓佳氏民国31 年（1942 年）6 月死时，
都是按照清制，用扣了红寸蟒加了黄走水官罩的64 人大杠抬出去的，难道对
王爷本身的发送还能低于这个规格吗？但从新的形势上看，不要说清典旧
制，就是民间的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婚丧礼俗，都在迅速土崩瓦解，
对于历史上既已形成的王府礼俗，确难保全。其次则是经济上的问题，虽然
家族中还有残余的“硬货”，但是，手头上的现钱却不多，不是一两天就能
筹措出来的。于是找到了地安门外西皇城根原信成杠房的老掌柜的狄琴荪、
少掌柜的狄恒业父子二人，共同倾心计议。狄家都建议治丧的总方针，总宜
“务实”，不宜“浮费”，即有钱也要花在棺椁、墓穴等实处。而不要花在
纯礼仪性的排场上，也免造成社会影响。至于现钱的问题，则由地安门外大
街平易银号经理徐子才作为后盾。
这时的信成杠房已倒闭三年之久了。但凭老掌柜、少掌柜父子两人的旧
日交往，与“红白口”上的各行各业始终也没断弦。所以，仍由狄家承办这
棚丧事。于是，首先由狄恒业陪着载涛一同去选材讲杠，先在东城宽街（中
医院对面）恒茂材厂看了一口金丝楠的重材；然后又去王府大街仁顺材厂看
了一口水楠的重材。经狄恒业鉴定，认为以前者为上品。当时北京的各大棺
材铺桅厂只有这么两口上等材了，已没有再选择的余地。狄说：“这已是绝
无仅有的了，就是打着灯笼也无处找去。”所以，载涛毅然决定用这口金丝
楠四独板的重材。但材厂索价甚昂，竟然要旧币1.8 亿元（合新币1.8 万元）
之多。
因为棺材份量过重，故以32 人杠“转空”（抬运空棺）到交道口利溥营
丧居。成殓之后，只在家停放一天，次日仍以大亮盘的形式，移灵于西黄城
根嘉兴寺殡仪馆（今改建为北海宾馆等单位）。停柩于二院的第三层大殿正
中，是为“正寝”。
却说嘉兴寺已非当年，自1949 年春天，奉令通知事主将原停、原“丘”
①的旧灵全部启走后，即改为殡仪馆。连门口扎花牌楼用的杉槁架子（以铁
箍固定住，一直不拆不卸，这是其它各庙所没有的现象），上端横钉一块木
板，涂上白漆，写上“北京市嘉兴寺殡仪馆”字样。在这里最多只能停柩7
天，举行完了丧礼必须出殡，不得停柩不葬。因为已经取消了停灵暂厝的业
务。自那时起，在此治丧的已寥寥无几。即便有一户半户在这里设立个灵位，
搞半日“公祭”，门口黑漆牌上却写“×宅追悼”，请本庙几众和尚，念个
白天经，晚上在院里烧点纸，来个不送而散。如此而已矣。昔日天天在此给
办大事的人家当总提调的高阔亭悠哉闲哉起来，经常两手插腰在庙门口一
站，来“检阅”西黄城根路上过往的行人和车辆。这次载沣逝世要在这里治
丧，不能不说是自1949 年开馆以来的头号大买卖，在“馆史”上是头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载涛决定按王府旧制停灵21 天，据说馆方是经过请示有关方
面之后而接受的，大抵是属于破例照顾。
昔年，不但王府，就是一般民间停灵，都是为了治丧受吊，必须念经办
道场，并以筵席招待来吊的亲友，不能干停灵不办事，虚延时日。但载沣的
丧事基本上破了这个例。按王府治丧，例无搭棚治筵等礼俗，只有请僧、道
唪经、礼忏、燃灯、施食，为亡人做些“身后功德”。所以发出去的报丧文
告也不叫讣闻，而叫“经单”，可见其“办事”的内容了。但是，载沣的丧
礼只是“首七”之日请本庙僧众念了个白天经，其它时日却无甚举动。只是
到了2 月11 日发引头天——伴宿之日，请了一棚番经（喇嘛经），一棚本庙
的禅经，以平地座的形式，共同做了个“永日功德”。仅仅糊了一份一楼二
库四杠箱，应个典而已。下午送库时，按王府旧制，11 名官鼓大乐“设乐而
不作”，仅执鼓乐前导以行，因有所谓“孝子闻乐不乐”的说法，更显肃静。
喇嘛自然是柄鼓，铜号，响动较大；和尚照例只是素打“七星”“??，??，
嗵”。由溥任捧着番经以巴拉面捏的灯、塔。送至西城棉花胡同南口对面的
马路上焚化。
2 月12 日辰刻发引，没有用任何响器、仪仗。载涛说，既然设乐不作，
所以官鼓大乐也就干脆不用了。本来按旧制，载沣是摄政王，出殡就应该用
“落地满黄”的80 人“■”字杠，即黄杠、黄绳、黄垫、黄罩、杠夫戴的荷
叶帽插黄雉翎，跟夫执黄色“拨旗”上书“王府奉安”字样。但这次只以一
辆大载重汽车，扣上一卷由彩子局扎制的黄罩，杠业谓此为“几了”。但后
边一辆载重汽车却拉着64 名（两班）杠夫。原来是用汽车拉到京西八里庄，
上了土路，就改为32 杠了，灵柩过重，一班杠夫顶不下来，所以用了两班，
这才应了王杠大换班的典。
载沣葬于福田公墓。福田，乃取“沧海福田”之意。是前清九门提督江
朝宗的儿子江宝仓创办的。据说，设备、条件、地理环境，都称得起是上乘。
事前已为载沣砌好了水泥的墓穴，而且留出了下葬用的马道。
临近中午，载沣的灵柩换成16 人的“软杠”下了墓穴的马道。打尺的杠
头在墓穴上边站着指挥，狄恒业见了，便马上用脚轻轻踢了他一下低声说：
“事前我怎么嘱咐你的？”打响尺的如梦方醒，噗嗵一声就跪下了——原来
王爷下葬时，打响尺的杠头也得跪着指挥。这是清代典制，乃260 多年传统
下来的“祖宗家法”。载涛见了觉得很满意，连说：“不错，不错，到现在
还真有懂得咱满礼的呢！”
葬后，载涛把狄恒业和两个打尺的头目叫到公墓礼堂，说：“我还真没
想到，今天所有的礼仪过节儿，你们搞得严丝合缝。这可真是后继有人啦！
我的主意，叫帐房给你们每人开40 万块钱（旧币，合新币40 元）的赏钱。
目的是让你们永远别忘了咱满人的大礼??”
①“丘”，浮葬。旧时，客居北京的人家死了人，因故暂时不能扶柩回
籍安葬的，即在同乡义地或庙宇空地上，临时砌一砖窖，将灵柩放入，上面
覆以木架砖瓦为盖，谓之“丘”起来。这种临时浮葬的坟墓，俗谓之“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