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粽子的香味，端午节飘然而至。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神秘感一点点被思想的沉重所取代。每年的这个日子，我心灵的原野上总是徘徊着一个身影——屈原，在楚顷襄王时因力谏而遭陷害，被放逐江南之野。从此这位忧国忧民的忠良，行吟泽畔。
在漫长的放逐生涯中，屈原在一种充满悲伤、迷乱和对国家、乡土眷恋的感情中，以震撼人心的语言和旋律，写下了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上最为伟大杰出的诗篇——《离骚》。诗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古帝听其陈词，神灵与其对话，鸾凤任其使唤，虬龙为其驾车，椒兰成堂，芳草为佩，人神一体，气象万千，奇情异俗，令人目摇神荡。表现出一种浓郁而瑰丽的色彩和抒情气氛，而这种浪漫抒情又含有相当程度的自叙身世成分，表现了诗人嫉恶如仇，眷国爱民之情愫。行吟泽畔的屈原，为后世留下的不仅仅是《离骚》，还有向天发问的《天问》，祭祀神灵的《九歌》，与《离骚》同旨的《九章》，无一不是中国古典诗歌领域里的一座座丰碑。
“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穿过长长的时空隧道，我们分明看到，一个身材清瘦但气宇轩昂的独醒人在江边仰天长叹！屈原于公元前278年夏历五月初五自沉汨罗江，结束了悲怆的一生，同时也激起诗国的千古涟漪。
愤世悲切的先生，独醒 尚笑的先生，你的铮铮铁骨，你的浩然正气，你的生辉辞赋，将会永垂万古！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
读着诗人回肠九曲的诗句，那断缯裂帛般的伤情，那碎玉焚卷般的愤懑，那怀瑜抱瑾般的刚烈，引我伏案幽咽——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为了一位文化人的遭遇。
八十多年前的初夏，阴历五月初三，乘黄包车来颐和园的王国维，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排云殿西侧的昆明湖。
那时，颐和园门票巨贵，要大洋一元，因而游人甚少，待救起，已断气。毛泽东有诗云，“莫笑昆明池水浅”，那里的水并不深，王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
呜呼，一代学人，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咸认为不值得。
凡跳井投河，凡没顶自沉，用这种办法结束自己生命者，多为女性，多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国维也好，稍后一点的老舍也好，作为软弱的知识分子，在压力下，在羞辱下，在无路可走，无以为生的绝境之中，这是最无奈，也是最无能的选择了。
自王国维之后，自老舍之后，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生过别的什么作家诗人，什么教授学者，想法淹死自己的类似事情，这，当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赶上了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么想不开。知识分子天性的软弱，也许没法改变，但拿定主意不死，却是可以咬咬牙坚持住的。这一点，相当重要。每次逛颐和园，走到排云殿的西边，石舫的东面，就会遗憾王国维之缺乏这点认识。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发生过“初辱”，领教过“初辱”，忍受过“初辱”，那么，这个“再辱”，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辱”过和没“辱”过，有质的不同，“辱”过一次和“辱”过多次，则是量的不同。无论什么“世变”，无论怎样“再辱”，
因为从历史的，传统的，薪火相传的文化角度来衡量，这样一位精通中学，深谙西学，擅长甲骨文，兼及诗词美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为中国文人中的佼佼者，作出贡献的王国维，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他跳进昆明湖，这扑通一声，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真正称得上学富五车的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从此，有学问的文人，凤毛麟角，而“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形成中国文化的主流。
王国维选择这一天自杀，是受屈原的影响。他之订于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是这位学人的谦逊，他太崇拜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诗人了。距今二千二百八十九年，阴历的五月初五，屈原用的方法，与王国维的方法相同，也是扑通一声，跳进汩罗江，结束自己生命。
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位古代诗人之死：“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看起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是使他们两位走向绝路的原因。
其实，有什么想不开，过不去，解脱不了的心结呢？
不就是将他从左徒的高位，黜降到三闾大夫，地位大不如前吗？不就是将他流放汉北，流放江南，精神大受打击吗？不就是再也管不了内政外交的大事，手闲得发痒吗？不就是得不到帝王的知遇之情，心里感到空空荡荡的吗？唉，这就是诗人的弱点了，像一个玻璃杯，装着他极其充沛，极其丰足，也极其来得快的感情，可是，沸点极低而易激动，韧性极低而易沮丧；耐力极低而易泄气，稍一不慎，就会爆裂破碎。
在他投江之前，一位渔夫劝说他：“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焉？”
屈原与这位好心的渔夫辩白。“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投江以后的一百多年，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迁，埋头为这位自沉汩罗的诗人写传时，膺服他的志，“其志洁，故而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渔夫的意思，你为什么就不能换一种生存方式，活下去呢！那个楚怀王，那个秦襄王，已经把你抛弃了，干吗还要自作多情，魂牵梦萦呢？
太史公之所以要高度评价屈原，这里面有自惭形秽的内心隐痛，因为他活得苟且，活得委琐。所以，对于屈原这样的做法，值不值得死，有没有必要死，难道除死之外就再无生路了么？他虽然未置一词，但通过渔夫的嘴，说明他并不赞同这种样子的断然措置。因为，他本人曾经像屈原一样，忠忱爱国过，忧患元元过，赤心耿耿过，谠言铮铮过，不但没得到好的结果，更没得到好的下场。
但他却没有下决心像屈原那样轻易地就给自己画句号。
要知道，天有多大，这世界就有多大；这世界有多大，我们的生存空间也应该有多大。这就是坚决活下去的司马迁，理解同情屈原的同时，又并不以为然地描写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是太史公的这支笔，记叙下来屈原的死，从此，每年的这一天，成为全民的一个节日。他们用划龙舟的形式，用吃粽子的方法，来纪念这位诗人。在中国，一个文人的忌日，能成为举国上下的嘉年华。相反，中国差不多有三百多个帝王，他们活着的时候，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什么事情办不成呀，然而他们却没有办法能够在死后享受如此永远的殊荣，实在是使知识分子扬眉吐气，深感荣幸。
死了能被人记住，不容易，死了能被人怀念，更不容易。死了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次出现在活着的人的视野里。说实在的，这么死一回，好像也值得似的。然而，除了王国维，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多数中国文人宁可学司马迁，也不学屈原。因为，在端午节的这一天，那些划龙舟的人，那些吃粽子的人，那些点雄黄酒，挂艾蒿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正去纪念这位中国第一诗人者，怕也是非常有限的吧。
也许这个现实，能使中国文人清醒，不就只有一个屈原，一个端午吗？现在还有几多老百姓记住那个五月初三跳昆明湖的王国维？所以，不死，至少不马上死，至少要活到那个希望你死的人死后才死，这才是正确的活法。
或许，这正是应该我们为之自豪的，由于惜生畏死的缘故，中国作家的自杀率，要低于西方，更低于日本。形成这样一个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皇帝的那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被整肃得太狠了，太苦了；消灭得也太轻易了，太随意了。因而，物理学的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反倒激发了古往今来的文人，特别强烈的求生谋存的能力，只要有一丝活下来的可能，轻易不肯自绝于人民。
对不起，恰恰是那些外国同行，由于活得优裕，从容，自在，不那么感到明显的压迫，威胁，镇压，因而稍有郁闷，不快，压抑，就受不了。于是，视生命为儿戏，说死就死。越是大师级的重磅作家，如海明威，如川端康成，如斯蒂芳·茨威格，如法捷耶夫，越是爱用这种方法解脱自己。更有甚者，俄国的第一诗人普希金，第二诗人莱蒙托夫，为了一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绝对不值得死的理由，而送掉性命。也许外国文人对于各色各样的“辱”，见识得少，经历得更少，忍受得尤其少的缘故，就很轻易地、随便地豁出一条命去。中国文人，从古至今，几乎找不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种样子因呕一点闲气而拉开架势决斗的案例。
中国只有忍辱负重司马迁，这位无论怎样想不开，也要努力不死，绝对不想自杀，受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书立说的范本人物。
中国人最现实，天堂再好，哪怕顿顿吃葱扒海参，餐餐喝浓汤鱼翅，他也不会去的。宁肯有一顿没一顿的在人间熬煎，也不接受这张去天堂赴宴的请柬。这就是中国式的生存哲学了，说得好听一点，叫“活着而且要记住”
活着，便是一切。中国文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者，也不在少数。但更多的却能在万般劫难，次之，万般磨难，再次之，万般困难，再再次之，万般刁难之下，苟存下来。其信条，说白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无论怎样严酷恶劣的外部空间，也要尽一切可能，求生图存，活着并且要记住，这才是人生最高诉求。
所以，不是聪明人唯图苟活，而是聪明人懂得算账。也许只有王国维，只是为了“义无再辱”的那个“辱”，投湖自尽。用结束生命的办法摆脱了辱，同时也把他的珠玑文字，锦绣词藻，三坟五典，殷墟甲骨，随之沉于湖底的烂泥之中。这个账，怎么算，谁来算，都是划不来的。
因此，中国文人之怎么折腾也不死，实在是了不起的一种精神。
司马迁，一个堂堂关中汉子，血气方刚，凭什么像一头猪那样，被按住了，活活地把那话儿给阉了，不就因为汉武帝那老匹夫，是他的主子吗？试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辱呀？当将他宫刑以后，像一个男人那样生活也不可能。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在蚕室里一头撞上墙去，弄死自己，而是忍受着创伤的折磨，和比创伤更痛苦的羞耻，埋头在一车一车的竹简中，著书立说。
正因为他存活了下来，中华文化宝库里，也就有了这部不朽的《史记》。
如果，屈原在汩罗江边趔趄地站住，听渔夫的话，然后，打道回府，当一个自由作家，不拿楚国的工资，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的作品就不会仅仅是《离骚》以及《九歌》、《九章》、《天问》等篇。王国维在颐和园长廊的尽头坐上一会，然后，叫一辆黄包车，心平气和地拉回清华学堂，那他遗留在世的文集，就不是那几本《观堂集林》了。
对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是暂时的，只有闪烁着你的睿智，活跃着你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你的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雍乾那些强大帝王的原因。
司马迁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的。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到，也是在他《报任安书》中强调的，“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他这种“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苟活”哲学，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
虽然这种样子的“苟活”，缺乏最起码的抵抗和斗争，有点消极，尤其会被当下的革命青年瞧不起。若从大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不死而且活着，应该承认，那倒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这种尽量使生命延长的做法，是以时间在我的优势，换取空间在你的劣势，绝对是中国文人的聪明之举。
拿鸡蛋跟石头碰，石头无损分毫，鸡蛋却是要粉身碎骨的，这是封建社会里的文人与统治者的相处之道。因为石头有一种磕碰碾压鸡蛋的嗜好，努力避免发生这种状况，便是智者的抉择。倘若鸡蛋完整地存留，孵化为鸡，鸡后有蛋，蛋后有鸡，如此往复，以至无穷。想到这点，也就欣欣然了。
石头，只不过是石头，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章，那一节。作为鸡蛋的文人，也许搬不开它，但当历史掀过这一章，这一节，时间和空间便统统划归“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范畴里了。或许因为这点明白，先贤司马迁一定等到写《封禅书第六》，等到写那个老匹夫的完蛋，然后才如释重负地不知所终。
从端阳节，联想到屈原、王国维之死，也随而想到司马迁之生。我想，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对强者，之所以要“苟活”下来，他相信鸡蛋最终要战胜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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