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江南地区才是水乡，然而在广东省核心区域，北江、西江、东江和真正发源于广州桂峰山的流溪河汇合成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各种水道纵横交错，形成八口入海的壮观景象，这是与长江黄河均不相同，有点类似亚马逊河的下游地区，在这个区域作战，水上交通能力非常重要。
图1. 今天的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域简易地形图，可见华南地区的三条大江在此汇流后，发育出发达的水网体系，造就了华南地区最为富饶的冲击平原，也因为此一平原的高度稀缺性，虹吸了目前半个中国的人财物力，因此经济高度发达，安居乐业
图2. 陈济棠（1890年2月12日-1954年11月3日），出生于防城港东兴马路镇（当时属广东，今属广西），客家人，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辛亥革命后转入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1913年毕业，进入粤军任排长，1929年开始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在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则颇多建设，有“南天王”之称，1936年因反蒋失败而出逃欧洲
基于这样的地形条件，以陈济棠为首的粤军在采购装甲部队时，特意考虑了水上通行的能力，最终选择了英国维克斯工厂生产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A4E12（早期型）型水陆两用战车。
1932年冬天，12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A4E12型战车、15辆“泰勒”六轮装甲汽车等装备抵达广州。维克斯公司的记录为中国广东地方政府于1933年第一季度订购12辆水陆两栖坦克，总价37380英镑，当时的广东媒体将其称为“浮游战车”。
图3.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A4E12（早期型）型水陆两用战车侧视图，可见为保障水上浮力而增大面积的车体布局
陈济棠随后对粤军进行了扩编，将余汉谋、香翰屏和李杨敬的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各下辖两个师，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两个、独立旅五个、独立团八个，以及炮兵团和战车大队，这批两栖坦克和装甲汽车就被编入南粤战车大队，首任大队长由法国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3期毕业的邓鄂上校担任。
南粤战车队下辖战车中队和装甲车中队，战车中队装备12辆水陆战车，由队付任飞少校指挥，装甲车中队装备15辆“泰勒”装甲汽车（包括14辆装备单、双机枪塔的MK II型和1辆装备机关炮的Mk III型指挥车），由队付吴振华少校指挥。
粤军的这款两栖坦克仅有一吨半重，采用相当独特的炮塔偏右的设计，炮塔可以360度旋转，内装七九式重机枪1挺，车内乘员共3人，一人为车长兼机枪射手，一人为弹药兵，一人为驾驶员，每人均配发一支20发的自来德手枪。
图5.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A4E12（早期型）型水陆两用战车后视照片，可见硕大的用于水上通行的螺旋桨，以及炮塔偏左的布局，为了减重，履带的宽度是比较窄的
图6. 1931年，维克斯公司在英格兰泰恩河上测试水陆战车
图7. 维克斯公司测试水陆坦克时的照片，这里能清楚看到车身两侧凸起的护栏，按照维克斯公司的记录为覆盖铁皮的木质长条，为战车提供水面浮力和平衡力
图8、9. 一组维克斯水陆战车入水测试时的照片
图10. 1931年测试中的VCL A4E12水陆战车
图11. 由中央军购入装备于国民革命军装甲兵团第2连的VCL A4E12，炮塔上带有“龙”字标记
图12. 苏联购入并仿制成功的T-37A型水陆坦克，有一辆也参加了诺门坎战役
实际上，维克斯公司在设计这款两栖坦克时有两个版本——A4E11和A4E12，中国购入的A4E12各项性能都要更加出色一些，车体全长3.96米，宽2.08米，总高1.83米，满载重量3.8吨，动力部分为Meadows EST 6缸汽油发动机，最大动力90BHP。装甲厚度为车体前方10毫米，车体侧面7毫米、车体后方5毫米，车顶和车底均为3毫米, 炮塔9毫米。陆上行驶依靠两条履带，最快车速56公里/小时，最大行程260公里。
水下推进系统为螺旋桨和舵，水中最大行进速度6公里/小时。主要武器仅有1挺维克斯7.7毫米水冷式机关枪，备弹1000发。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增加水面浮力，车体两侧的板状物是以铁甲覆盖，使用轻木填充，且向前向后均有一定程度的上扬角，这种设计的作用一来可以阻挡河水上扬，二来也为车体提供更佳的平衡性，所以在部分资料中，记录该型坦克的车体为木质结构。
图13. 保存在维克斯公司展览馆的A4E11/L1E1，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车体为了增大浮力而做出的扁平化设计，以及车体两侧有一定角度的木质填充金属外壳的舷侧板设计
图14. 库宾卡坦克博物馆里的维克斯水陆战车，该车也是苏军T-37A水陆坦克的原型
图15. 苏联画作中的T-37A水陆坦克，可见其与英国维克斯战车的相似度
然而，虽然维克斯公司在1931年4月就向英国陆军展示了这款水陆两用战车，但是显然没能打动陆军的老爷们，无奈之下，维克斯公司只得内销转出口。但是，最终的销售量简直是个悲剧，除了中国的大客户粤军和中央军，仅有荷兰购买用于荷属东印度殖民地（1937年有两辆到货的记录，但也下场不明），苏联购入一辆用于仿制，最后造出了高仿版的T-37A水陆两栖坦克。有资料认为日本人也从维克斯公司购入了一辆用于仿制，最终促成了日本的仿制品。波兰也计划购买来仿制，因为价格谈不拢而告吹。
粤军的双炮塔装甲汽车的火力更加强大一些，普通型重约2.5吨，车身上方的双炮塔内装有“哈奇开斯”轻、重机枪各1挺，最大乘员8人，包括车长兼驾驶员、副车长兼副驾驶员、机枪射手2人等，每人均配有手提机枪（冲锋枪）或二十发手枪。指挥型车则更为强大，重约5吨，装有20毫米机关炮一门、“哈奇开斯”重机枪2挺、“哈奇开斯”轻机枪1挺，最大可容纳14名乘员，装甲中队全体出动时，可一次性运输126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可谓是粤军陆军中的精锐。
图13. 南粤战车大队装甲车中队的“泰勒”六轮装甲汽车，此为普通型，注意车身上方的两座机枪炮塔，1938年7月由著名战地记者Robert Capa 摄
图13. 被编入装甲兵团第2连的水陆两栖战车，炮塔涂装了特色迷彩，以及“龙”字连队标识，也称“龙”连，维克斯水陆战车最大的特征车身两侧的木质护栏在这里非常明显，注意这批战车是中央军购入的29辆后期型，与粤军大队最大的外观差别就是有没有“龙”字
图14. 中国军队装甲兵团装备的维克斯6吨战车，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装备的最重型的战车
图15、16. 用于模型封面彩绘的中国军队购入的维克斯A4E12水陆两栖战车
图17. 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注重发扬侨胞多的优势，为陆海空军都购置了一批当时的先进装备，而且还考虑到了岭南作战的特色需求
图18、19. 1935年，粤军的战车大队在当时仍为郊区的广州天河进行训练时的照片，注意此时已经使用了特色迷彩，以及车体尾部的大型螺旋桨
1936年6月，陈济棠以抗日名义发起反蒋的“两广事变”，校长手段独到，直接策反了陈济棠麾下大将余汉谋，6月14日，余汉谋在粤北通电反陈，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率部紧逼广州。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遂于18日通电宣布下野前往香港。
未经一战的南粤战车队随后被余汉谋掌握，并派曾任中央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队长的张杰英和梁燕为队长，后改派曾留学德国的总部参谋处中校参谋曹绍恩继任，南京交辎学校战车战术班一期毕业的刘炽少校担任战车队教官。
图20. 南粤战车大队的训练留影，中间身着战车兵服装的就是中央军派来的教官刘炽，他也是南粤战车大队的实际指挥人，南粤战车队的中方参战记录也基本出自此人的回忆录
图21. 同样是南粤战车大队的训练时录像截图，此地可以看到南粤战车大队也使用了迷彩涂装，这段截图来自战车队训练时的影像，地点在黄婆洞驻地，即白云山上的黄婆洞水库
图22、23、24. 1938年7月，粤军战车队在北郊黄婆洞（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后面的黄婆洞水库）进行水陆航行训练，此时距离日军入侵华南仅有3个月时间，Robert Capa 摄
图25. 南粤战车大队教官刘炽少校，这张照片经过后期上色处理，刘炽从战争中幸存后定居广州东山区，直到2013年才去世
1938年9月17日，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进攻命令，组建日本中国派遣军第1军2（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下属第5、18、104三个师团及第4飞行团，分别从青岛、上海、大连出发抵达澎湖列岛集结待命，配属第1军2作战的装甲部队包括独立轻装甲车第11中队（中队长上田信夫少佐）、第51中队（中队长小坂喜代二大尉）和第52中队（中队长堤骥大尉）。
第1军2的作战方案是以主力部队第18师团和第5、第104师团一部从惠州大亚湾登陆，另第5师团主力则在海军协同下占领珠江口的虎门要塞。独立轻装甲车第11、第51中队配属给第18师团，独立轻装甲车第52中队配属给及川支队（由第5师团第9旅团的一个步兵联队为基础组成），用于登陆作战。
图26、27. 日军在惠州大亚湾登陆时的照片
10月12日凌晨4时15分，第18师团、及川支队和第104师团均在大亚湾一带登陆，随后以装甲车队开路，向惠州方向突进。由于粤军主力已经北上抗日，留守部队大多为新组建的补充兵和地方保安团，总兵力仅8万余人，根本无力防御广东及海南漫长的海岸线。面对多达3个师团且得到海军强力支援的日军华南派遣军，此战几乎在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5日，惠阳县城被第18师团攻占，同日，余汉谋在广州召开作战会议，命第186师（缺1个团）配备炮兵部队和战车队，占领增城县城的中央预设阵地，其余部队亦向增城一带集结，准备拦截从东面袭来的日军。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军独立炮兵第10团（装备德国进口的150毫米重榴弹炮）也已南下，将于18日抵达增城中岗一带进入阵地。
图28. 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后，仅用九天就占领广州，可谓轻取，主要原因还是华南粤军兵力薄弱，且分散在广东各地，日军不但拥有质量优势，在入侵地区甚至还有兵力优势，想不输都难，但是，粤军完全可以打得更好一点
10月16日，惠阳、博罗县城相继失守，日军开始向增城快速推进。增城是广州的东大门，自汉朝时从番禺县分立出来后，建县已有1800多年。增城东界博罗县、北界从化县、南与番禺隔江相望，增城若失，一片平原的广州必然不保。
当日傍晚，余汉谋亲自召集汽车营营长张旅、战车队队长曹绍恩（战车队此时已经隶属汽车营编制）和参谋刘文楷传达作战指示，命战车中队协同装甲车中队于增城一线向日军发动出其不意的反击，但此时尚无具体的作战方案。
回到战车队驻地白云山黄婆洞后，全队对车辆进行了整备，随后携带油料和配件向增城出动。17日傍晚，到达距离增城县城约1公里的中岗宿营。战车队队长曹绍恩与刘炽二人随即前往驻防此处的第186师（师长李振）寻求联络，或该师参谋长曾匪石告知可从正果（镇）仓库获得车辆所需的油料弹药，但该师也没有日军行动情况的报告，也没有通信设备和地图，战车队只能返回宿营地自行研究布置作战计划。
随后的两天里，由于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海航肆虐，多处桥梁被炸断，战车队无法顺利机动，不得不以树木伪装，并抓紧时间侦察地形，构筑临时阵地和掩体。
17日至19日，日军主力第18师团从博罗县城兵分两路西进，从博罗至增城县，中间隔着一座广东名山——罗浮山，在罗湖山南麓当时已有惠广公路。第18师团主力沿博罗——湖镇——龙华大道进攻，另一部由博罗——南门岭——龙华大道开进。
17日下午，日军先遣队在罗浮山脚的福田圩遭遇粤军第153师459旅的916、914团，爆发激战，在配属第18师团的上田、小坂两支轻装甲车队的数十辆九四轻装的打击下，459旅被击溃，914团（团长张孚亨）率余部退入罗浮山，916团团长黄志鸿身负重伤，部队被打散，一部往北退入罗浮山，一部往南退往石龙滩。459旅旅长钟芳峻亲帅任务排欲收拢残兵，但无力抵挡日军的装甲车，也退往石滩，因见所部损失惨重，钟旅长愤而举枪自戕。
图30. 钟芳峻（1898~1938），广东河源人。1920年加入粤军，历任班、排、连、营、团、旅长，1938年10月18日在增城阻击战失利后自戕，钟死后，经地方群众备棺埋葬石滩，1939年春，153师师部派原459旅旅部旗官程琦前往石滩寻得钟芳峻尸首，重备棺殓，运回原籍安葬。1943年11月16日，钟芳峻获准入祀首都忠烈祠。重庆军事委员会追认钟芳峻为烈士，发放抚恤费。余汉谋、张瑞贵也分别以各自指挥部名义，为钟芳峻遗属发放抚恤费。1948年5月，广州市东郊瘦狗岭先烈坟场，在粤军第一师纪念碑之侧，又立起一座“第七战区阵亡将士纪念碑”，对日抗战期间任第七战区司令官的余汉谋亲撰碑文，其中重点提到钟芳峻：“63军军长张瑞贵，兼领153师，战辄身先；其旅长钟芳峻，既负伤以殁；各团营官兵，随多死伤。”
图31. 位于广州市沙河燕塘广汕公路侧牛眠岗的“粤军第一师诸先烈纪念碑”。坐东向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砌花岗岩石，高约38米，除纪念碑体正文外，还有“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的时间落款，文字据说出自校长手书。1960年代，原碑体文字被凿去，1986年重新恢复。有意思的是，民国28年为1939年，当时广州仍在日占时期，不可能修建一座抗日军队的纪念碑，所以一般认为“民国二十八年”为“民国二十六年”之误，即纪念碑应当修建于1937年9月。另1948年时，在其侧竖立的“第七战区阵亡将士纪念碑”后来也去向不明，估计随同周边烈士墓地一起消失在城市发展的历程中
图32. “粤军第一师纪念碑”原貌以及周边的粤军将士墓
图33. 位于广州从化的陆军第63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里，也有一块小小的石碑，碑上刻有“钟旅长芳峻”字样，两旁刻有“精忠报国，百世流芳”对联。1985 年，从化政府重修公墓，特邀钟芳峻子女、亲属等出席竣工典礼；同时还将该墓园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定期祭扫；2002年，此处烈士公墓被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8月24日，钟芳峻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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