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地方军
东汉的地方军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块，边境的郡国置都尉管理境内的军队。此外，东汉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设置了六个属国，分设属国都尉各自管领这六个属国的军政，其职能和太守基本相同（属国只设都尉，不置太守）。其余郡国境内的军队则由太守（或国相）统领。
在探讨东汉地方军的建制之前，先简略介绍一下东汉的行政区划。
1.简述东汉的行政区划
东汉地方上的建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级，即州、郡（国）、县。全国共有十三个州，州之下辖郡（王国），郡（国）之下辖县（邑、道、侯国），县之下还有乡、里、什、伍等行政建制，（《风俗通》：“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后汉书·百官志五》：“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此处就不详细表述了。（亭、邮之类应属于维持乡里治安、供官吏外出办事时休憩的兵站，并不属于行政建制，也不能说亭、邮从属于乡，亭、邮的直接上司应该是群太守的属官督邮。《后汉书·百官志五》中虽然乡、亭、里连述，但并不意味着亭和乡、里之间有任何行政上的从属关系。应劭《汉官仪》中对亭、邮的解释可为明证。）
（1）州
东汉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汉献帝建安十八年，曹操“省州并郡，复《禹贡》之九州”）共有十三个州：司隶校尉部、豫州、兖州、徐州、青州、凉州、并州、冀州、幽州、扬州、荆州、益州、交州。除司隶校尉部的主官为司隶校尉外，其余十二州的主官为刺史。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司隶校尉部，司隶校尉部领河南尹（即东都洛阳一带）、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尹（即西都长安一带）、河东、弘农七郡。司隶校尉是朝官，在东汉时，特别是东汉中后期，地位十分尊崇，他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一起，在朝会时有自己的专席，称“三独坐”。司隶校尉官秩为比两千石，远高于刺史的六百石。
然而官秩高低并不能完全代表权位的高下，据《汉官旧仪》：“御史中丞督司隶，司隶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以下（二千石即指代郡守）。”御史中丞官秩一千石，司隶校尉官秩比两千石，司直官秩比两千石（司直为丞相属官，在东汉存在时间极短，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即废置，汉献帝建安八年十月曹操在司空府中重置），刺史官秩六百石，郡守官秩两千石。像御史中丞、尚书令、北军中候、刺史这样的官职，都是位卑权重的典型，之所以官秩不高，就是为了防止其权力过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上条引文中提到的各种上下级的从属关系，用到的是“督”字，而非“掌”或者“领”，这说明这种上下级的关系是以监管的形式，而不是直接的从属关系。
刺史是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官职，其职权的演变直接对历朝历代的权力格局造成了重要的影响。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地方行政制度上采用郡县制，全国共有三四十个郡，权利相对来说比较分化。西汉初年沿袭秦制，至汉武帝元封五年始分十三州，置刺史督察各州郡县官吏，此时刺史的职责有点类似于后世按察使的职责，倾向于司法，于民政与军事无所涉，“非条所问，即不省”。（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诏书旧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也。”）
很显然，设立刺史的初衷是让刺史替朝廷监督郡县官吏，特别是针对郡守，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危及中央政权。东西汉的刺史（不包括改刺史为州牧的王莽执政时期和汉灵帝中平五年以后），在名义上都是没有兵权的，刺史并不掌兵。其属下跟军事有关的军曹从事只有在州内有战事，需要统筹州内各郡军队时才设置，事罢则省。刺史（州牧以及后世的节度使、安抚使、行省平章等）独掌一州（路、省）军政大权自东汉末年开始。（《资治通鉴·晋武帝太康元年》：“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胡三省注曰：“察举郡县长吏而已。”）按，东汉中后期，汉灵帝之前，亦有刺史统兵的特例，以应对境内突发的战事，这是刺史掌军政的前兆。如《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海贼张伯路复与勃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杀县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讨破之。”
汉灵帝中平五年，刘焉上疏请改刺史为州牧。《后汉书·刘焉传》：“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刘〕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其实刘焉上疏之前，东汉朝廷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已经远不如东汉前中期，有了刺史掌州内军政的苗头。刺史改州牧之后，州牧（刺史）更是名正言顺地被赋予了掌管一州军政的权力（但还是不能领军职，其对州内各郡军队的掌控程度也有待商榷）可谓军阀割据的发端。东汉灭亡的根本原因，并非是黄巾军，也不是外戚与宦官的争权，更不是外族的入侵，而是军阀割据，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恒帝纪》第九条中所说的：“汉之末造，必亡之势也，而兵疆天下。……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其实这个论调也确有偏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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