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千古兰亭会
——关于东晋穆帝永和九年雅集盛况的追溯（下）
■毛万宝
这里，还有两个相关问题需要提及，并给予一番新的剖析：
第一个问题是王羲之所写文章的称谓问题。提及王羲之这篇序文，我们一般称之为《兰亭序》或《兰亭集序》，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流传本版本，没有一个带题目，也没有一个带署名，它们都是仍在修改过程中的誊正稿复制品，难道当时王羲之并未拿它当回事？否则，为什么会前无文题、后无署名呢？它的题目最早出现于南朝宋之刘义庆笔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就把它命名为《兰亭集序》，后来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又把它改称为《临河序》，再后来，“唐人称《兰亭诗序》，或言《兰亭记》。欧公云《修禊序》，蔡君谟云《曲水序》，东坡云《兰亭文》，山谷云《禊饮序》”，宋高宗又题曰《禊帖》，等等。我们认为，说王羲之不重视序文，肯定没有道理，他费了那么大精力举办雅集活动，目的即在于效仿古人、留芳后世，因而他必然会像重视诗作那样重视序文。既如此，那么，最大的可能当是在写过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的序文草稿之后，他又誊正了数稿。那些誊正稿，由于不是最后的定稿，依然处在修改过程当中，故而，就同最初的草稿一样，没有题目也没有署名。但最后一通定稿，肯定会既加题目亦加署名，其题目也许就叫《兰亭集序》，雅集以外人员看到的都是这个“版本”，否则，稍后的刘义庆就不会在《世说新语》中确指“王羲之”写了一篇名叫《兰亭集序》的序文，只是该定稿手迹（连同众多定稿抄件）在完成传播王羲之序文文字内容的使命之后，都一一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值得庆幸的是，定稿前的那通誊正稿（也是修改稿）被王羲之本人保存下来，通过家传之链传到唐初，为唐太宗获取又加以大力复制，其书法面目始为世人所知，尽管其真迹最终又被唐太宗带进了昭陵（另有说法在乾陵）。过去，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都相信唐人何延之的说法，认为雅集当天王羲之写的序文草稿书法效果最好，为他日重写所不及，故而，得到了作者本人的“珍重宝爱”。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事实上，对《兰亭序》，王羲之本人首先或重点关注的是其文字内容，而文字内容在草稿中尚未完善、定型，还须日后作进一步推敲、修改，所以，即便草稿有可能书法效果出众，王羲之也不会把它传之后世。“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把不完善、未定型的草稿文字内容传之后世，岂不是同自己与历史开玩笑么？何况，王羲之本人未必认为草稿的书法效果就是最好的。在王羲之本人看来，定稿前的那通誊正稿（也是修改稿）书法效果最好，更由于它在文字内容上与定稿一致，所以便把它作为自己的“书法珍品”留藏了下来。
接下来，再说需要提及的另一个问题。即王羲之在书写《兰亭序》定稿前的那通誊正稿（也是修改稿，我们今天所见各种版本之祖本）时，是不是像绝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放在桌子上写出来的？放在桌子上书写不可能，因东晋时尚未出现唐、宋以后才出现的高桌高椅，那时流行的是低案（或叫凳子），人们只席地而坐。那么，是不是放在凳子上书写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华人德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该用手板（一个长条形的薄薄木板或竹片）裹纸悬空书写，即左手托着带纸的手板，右手直接在上面书写，写完上行，翻动手板接着再写下一行，正因为如此，就造成序文行距前疏后紧的现象。针对华说，祁小春先生则觉得毫无道理，因为悬空书写，写完部分下垂，被风一吹，既易弄脏又易弄破。只是行距上的前疏后紧现象祁先生没有给予解释。在笔者看来，华说“悬空书写”不可信，但“手板裹纸”的推测则合情合理。古人为什么要“手板裹纸”呢？说穿了很简单，就是用于叠格而已。魏晋时的纸质比不上唐宋以后才有的宣纸那样柔韧耐折，直接叠格易造成裂痕，而用带一定厚度的手板来叠格就能避此后果。王羲之当年起草《兰亭序》也好，誊正与修改《兰亭序》也好，用的都是上面已有粗略折痕的手板裹纸书写的，不过那手板裹纸已被王羲之平摊在凳子上了。毕竟，趋易避难是人类任何活动的原则，用手托着手板书写又怎能比得上把纸放在凳子上书写方便，并可同时掌控作品的整体之布局呢？
基本上与王羲之同时，孙绰很快也写出了一篇被后人称为《兰亭后序》的文章。该文字数少于《兰亭序》，但同样骈散结合，感情充沛，文采斐然。
提及孙绰这篇《兰亭后序》，不妨再顺便谈谈文中“南涧”一词的所指问题。数年前，北京大学一位专攻魏晋文学的博士来兰亭，想实地考察一下孙序中提及的“南涧”到底在什么地方，但结果却未能如愿。经过1660余年的变迁（还有20世纪70年代初的兰亭江水道改造），一个小小的“南涧”早已被历史无情地尘封起来。那么，当年的“南涧”应该是怎样的呢？根据我们对兰亭遗址之谜的探寻，所谓“南涧”，也就是当年兰亭江特定区段的一个别称，而且系孙绰出于行文需要临时给予的一个非常个性化的称谓。称谓的理由当在于：永和九年时的兰亭江，由西长山的西端向东流至木鱼山山脚，呈“V”形（或称之为“之”字形）折回西向兰渚山山脚流去，这段“V”形兰亭江，由两条大致呈东西走向的江段组成，因一南一北，自可相对地称之为“南涧”与“北涧”。如果以此为据的话，则当年王羲之永和雅集之遗址，还可进一步缩小“圈定范围”，即当在西长山南侧从西端到木鱼山山脚这段兰亭江上。
行文至此，笔者又想起盛鸿郎先生所撰《兰亭原址与兰渚湖遗址考》，开头部分引孙序“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一句，证明此“南涧”必呈东西走向，在“现在的兰亭”南部二余里处、新桥头村南那座东西走向山脉的山脚下流过。孤立地看，这样的推论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一旦以为孙序是写实文字，那么，紧接“禊于南涧之滨”下面的八个大字——“高岭千寻，长湖万顷”，便无从解释，因为盛氏本人曾同文断言“兰渚湖”（古塘）始建于晋太元十三年（388年），可知永和雅集时（353年）该湖尚未出现，那孙绰又怎能看到这个“长湖”呢？所以，孙绰看到的“长湖”只能是“古鉴湖”，而这样一来，盛氏认定的雅集之地“南涧”，离“古鉴湖”之口难道不是又太远了吗？在我们看来，孙序与王序一样，较之抒情、议论，那些写景文字当然都是“实”的，但作为“文学作品”，我们理解或引为证据时，千万不可太“坐实”，要知道，它们是经过文学家“艺术加工”后的产物，已不可避免地灌注进文学家的主观情思，有夸张，有变形，不要说一千余年后的我们无法去一一验对实际存在状态的山川景物，即便是永和年间的读者，也无法到王、孙两序当中去求证真实的山、真实的江与真实的湖。文学是艺术，它的景物描写的目的是让读者充分领略其中的“美”，而不在于把握其中的“真”，如果昧于此理，在学术探讨中只会走向看似言之凿凿而实属无稽之谈的误区。
当孙绰作完《兰亭后序》，兰亭雅集活动亦便圆满结束。据其大致内容或议程，人们有理由把它称为“禊会”“酒会”“诗会”或“文会”，而不把它称为“书（法）会”。但奇怪的是，到后来，兰亭雅集恰恰淡化了“禊”“酒”“诗”“文”，反以当初并未列入重要活动内容的“书（法）”驰名于世。对此，笔者曾撰专文《兰亭雅集：文本、误读与挪借》论之，但觉得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这就是为什么后人会将兰亭雅集“误读”为一次书法盛会，并同时将兰亭雅集活动的遗址视作“中国书法圣地”？我们想，只要从中国书法史入手，就可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钥匙。今天的人们，已普遍认为魏晋既是中国书法的自觉期，更是中国书法的第一个高峰期（第二个高峰期是唐代）。当时，士人爱好书法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在此风气影响下还出现了书法世家（如郗氏、王氏、卫氏等书法世家）。正因为如此，当年的士人可说没有一个不擅书，以参加永和雅集的人来看，王献之后来与父齐名被人们合称二王（他当时只有9岁上下没有作诗，自然亦无从表现书法才能）自不必说，即便是那些王羲之以外的成诗者，也能展示自己的书法造诣，他们的诗都得用毛笔书写出来，诗成之际，就是诗稿定型之际，也是“准书法作品”亮相之际，只不过他们的书法造诣不能同王羲之相提并论罢了。也许，在书法上过于领先的王羲之，不愿让嘉宾们难堪，就没有把书法才能展示作为活动内容之一；也许，每个人的诗稿（包括王羲之诗稿在内）都各具自己的书法特色，汇编成集过程中便引起与会人员的交互称道，仅仅由于没有加以记录、没有被很好地保存下来流传后世，而让它们统统变成了令人遗憾的“历史空白”。王羲之的远见，在于他把其后定稿前的那通序文誊正稿亦即书写效果最好的修改稿珍藏了下来，并且传至隋唐，最终被唐太宗加以大力推崇与复制。否则，我们也就不会把永和九年的兰亭雅集，顺理成章地“误读”为一次令人神往的书法盛会了。
经过1660多个岁月的磨洗，兰亭雅集盛况依然可以被我们所追溯，尽管这种追溯已经“损失”了很多细节，但大的轮廓还清晰如初，诗在，序也在，这能不说既是王羲之等人的幸运，也是我们后代莘莘学子的幸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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