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祀为周祀四方之礼，其既有望祀四方以求禳灾祈福之义，又有报答土地丰收之义，与社祀并立为春社秋方。《诗经》所载的方祀之歌，存留着周人土地四方祭祀的诸多细节，可与其他文献相印证。随着五方帝观念的形成，方祀逐渐让位于郊祀，而退居到次要位置。
关键字：
四方之祀；春社秋方；方祀之歌；五方帝；郊祀歌
方祀为两周祭礼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曲礼下》言：“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徧。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徧。”郑玄注：“祭四方，谓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东，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认为天子祭祀四方土地而诸侯祭祀所守某方的土地。《礼记·月令》又言秋猎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以秋祭四方作为常祀，与春季祭社合称“春社秋方”。《诗经·小雅·甫田》言周之祭祀：“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其中的“以社以方”便是言进行隆重的社祀与方祀。《大雅·云汉》又言：“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言周王室的祈年、四方之祀、社祀均依礼进行，并无荒废，恭问上天为何降下灾祸？由此来看，方祀为周代与祈年、社祀并重的祭祀活动，是周人重要的祀地之礼。方祀在文献中记载不详，虽言及其祭义，却无深究其形制。若能详细考察方祀如何与社祀融合形成方社之祀，并观察其在祭祀时的用乐用歌，能够更为深入地思考相关乐歌的作成语境。尤其是方祀所形成五方认知，又是如何融合五帝观念而形成五方帝的祭祀，也可以为我们观察早期中国祭祀方式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有助于理清中国观念史、礼制史演变的一条脉络。
一、方望之祀的性质与形制
殷商已经成型的 “四国”“四土”观念，不仅为商王统治四方提供了地理上的认知，也为其祭祀提供了理据。如“癸卯卜，贞：酒求。乙巳自上甲二十示一牛，二示羊，土燎牢，四戈彘，四巫豕”（《合集》34120）。其中的“四戈”即“四国”，以彘作为祭品祭祀四个方向的地域之神。“壬申卜：祷四土于宗”（《合集》21091），“四土”为四方土地之神。商王为天下共主，四国、四土皆为其臣属，故其祭祀四方之神以示拥有天下，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四国、四方之神灵是被合祀进行的。
周继承了殷商的王祀四方之制，通过祭祀四方土地之神，表明其奄有天下之地。周制，天子每岁祭四方，是为方祀；诸侯只能祭祀某方之神，亦为方祀。祭四方乃祭五宫之神于四郊：句芒在东，后土、祝融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也就是说，方祀是各祭其方之神。故《礼记·曲礼下》所言的“天子祭四方，岁遍”，便是天子在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四方的仪式。天子可以祭祀四方土地之神，但诸侯只能祭祀自己所辖地区、所在区域的某方之神，不能遍祀四方之神。孔颖达言：“‘诸侯方祀’者，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总祭四方之神，唯祀当方，故云‘方祀’。”故方祀之义，既指四方之祀，也指某方之祀。周以祭权分配统治权，对土地的祭祀权代表着其对土地的管辖权。《礼记·王制》明确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明确天子可以祭天地、社稷以及天下名山大川，诸侯最高只能祭祀象征土地所有权的社稷。
周王每年定时对四方之神和社神进行祭祀，以求天地护佑，风调雨顺。《大雅·云汉》为大旱时舞雩祈雨的祷辞，其中言及：“旱既太甚，黾勉畏去。胡宁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向上天诉说周王及天下臣民严格按照祈年的礼节祭祀，四方之祀、社祀皆不敢轻易怠慢，没想到上天却并不护佑自己，反而降下吉凶。其中的“方社”便是四方之祀和社祀的合称，周王在祈雨时反思“七事”时提及方社之祀，并向神灵确认方祀和社祀的按时进行，可见二者在西周祭礼的重要性。
陈梦家先生认为方祀用意有三：祓禳、报地功和方望之祭。祓禳为禳除灾祸，汤之祷雨，在桑林之中进行。《吕氏春秋·顺民》言：“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于是翦其发，枥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桑林，为商之社祀、方祀之所，做过太史令的张衡认为“汤蠲体以祷祊兮，蒙厖褫以拯人”，将此次桑林之祀视为方祀，商汤祷于桑林以祈雨，正是出于祓禳旱灾的用意。《墨子·明鬼下》又言：“于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岁于社者考，以延年寿。’”言祝官在社中祀某方之神，以求禳除灾祸以延年益寿。报地功之祀，既可以针对某方，也可以同时祀四方。殷商卜辞便言及对某方进行专门的祭祀，如“南方受年。西方受年”（《屯南》2377）、“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等，便是报地功的方祀，其按照不同的方位进行祭祀，分别卜问某个方向的地域之神，常采用某土、某方的表述。《大雅·甫田》的“与我牺羊，以社以方”，便是言周王祭祀四方土地之神，以感谢其保佑。
而方望之祀，是言天子或者诸侯祀某方土地之主。诸侯祀土，仅限祀境内土地。鲁国在僖公三十一年（前630）夏四月、宣公三年（前606）春正月、成公七年（前584）夏五月举行“犹三望”之礼，杜预注：“三望，分野之星国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鲁废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犹’。”即望祀山川四方。《公羊传》的解释是：“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曷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河海润于千里。”何休注：“方望，谓郊时所望祭四方群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五岳四渎及余山川，凡三十六所。”实际遍祀境内名山大川。《公羊传》又言：“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左传·哀公六年》所载楚昭王之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诸侯不能望祀于封土之外，所祀的对象只是封域之内的山川。故僖公时期开始的“犹三望”之祀，实际是将方祀与望祀之义结合起来，遍祀境内山川鬼神。
诸侯守土，其祀于某方。桓公元年（前712），郑庄公“怒周弗礼，与鲁易祊、许田”。其中的“祊”，《谷梁传》作“邴”，言之为：“邴者，郑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史记索隐》言：“祊者，郑所受助祭太山之汤沐邑。”郑庄公此时为平王司徒，统辖东方诸侯，可以望祀山东之地，其祊于泰山之采邑，是为祊。张守节《史记正义》言：“郑桓公友，周宣王之母弟，封郑，有助祭泰山汤沐邑在祊。郑以天子不能复巡狩，故欲以祊易许田，各从本国所近之宜也。恐鲁以周公别庙为疑，故云已废泰山之祀，而欲为鲁祀周公，逊辞以求也。”许田为鲁朝天子之邑，郑之祊地在鲁，郑鲁以祊、许田易之，一则表明鲁不再朝聘于周，二则表明郑不再助祭周天子祊于东，意味着周天子对东方之地不再拥有管辖权。郑鲁交地后，周不祊，鲁不朝。
望祀为遥祭或者亲祭山川之礼。《礼记·王制》言：“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天子巡守四方，到某方祭祀某方土地之主。《周礼·春官·小宗伯》所言的“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则是依空间方位四望天下。诸侯则以祭祀本地高山以为望祀。周迁岐下，望祀岐山；秦封诸侯，望祀南山。《小雅·信南山》便是描述在南山的护佑下与祖先的庇佑下，周地风调雨顺，合祀天地山川众神：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
中田有庐，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郝懿行认为此诗所言为藉耕之礼，“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其与《楚茨》同为合祀天地山川社稷鬼神之礼，当出于岁终大合祀天地之礼。《礼记·月令》载季冬之行政：
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其中所言的岁末祭祀，为周制最为隆重的大合祀。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孙鑛之言《信南山》：“是纪祀事诗，却乃远从田事说来。”未深究《信南山》祭义。从礼制来看，《信南山》先写王与卿大夫以至于庶人所进行的“山林名川之祀”，以报答山川的恩赐和先祖。岁末大合祀的对象是天（皇天上帝）、地（社稷山林名川）和先祖（寝庙），故《信南山》首章颂南山，言地利，是为祀山林名川；次章赞美风调雨顺，感恩皇天眷顾，言天时；三章言物产之丰富，赞美收成之好，在于宗族协力。后三章言祭祀之礼的迎神送神，有合祀天地众神之意味。
其中，《信南山》首句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是言雍州以南山为方望之山。此句式亦见于《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郑玄注言：“梁山于韩国之山最高大，为国之镇，祈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谓之韩奕也。”宣王赐命韩伯，先言受封之地的望祀之山，再言册封之地的贡赋。郑玄认为“维禹甸之”的意义在于：“梁山之野，尧时俱遭洪水。禹甸之者，决除其灾，使成平田，定贡赋于天子。周有厉王之乱，天下失职。今有倬然者，明复禹之功者，韩侯受王命为侯伯。”这样来看，《信南山》中的“维禹甸之”，实际表明终南山作为周王畿的地望之山，是周族得以兴旺发展的护佑者，自成王祭祀以来，周人一直在此劳作，是周王畿最神圣的“山林名川”。郑玄笺言：“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垦辟，则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远修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业乎？六十四井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车一乘，以为赋法。”郑玄以赋法言南山之田，既与《禹贡》所言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相表里，又与《月令》“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可呼应。故《信南山》当为祭祀以终南山为标志的山林名川，为季冬合祀皇天上帝、社稷山川和宗庙先祖的乐歌。
方祀用“坎”或“坛”，在于仿象四方土地形制，表明其祭祀用意在于祀地。《礼记·祭法》：“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筑为四坎四坛以祭祀四方土地之神。郑玄言：“四方，即谓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于坛，川谷于坎，每方各为坎为坛。怪物，云气非常见者也。”其中，祭山林、丘陵于坛，而祭祀川谷于坎：“四方各为一坎一坛，坛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泽，故言‘坎、坛，祭四方’。”也就是说，方祀实际是以四方山川为祭祀对象，泛指四方土地。
方祀的方式为疈辜。《周礼·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郑笺：“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社稷，土谷之神，有德者配食焉。……祭山林曰埋，川泽曰沈，顺其性之含藏。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谓磔攘及蜡祭。”将祭祀用的牲体分解，《信南山》所言的“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便是分解祭品以献祀。故《信南山》所描写的正是“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的场景。
二、《诗经》时代
“春社秋方”之乐歌
方祀的用意在于“主祭四方，报成万物”，感谢天地赐予秋实累累。春祀社以祈谷，秋祀方以报成，合起来便是“以社以方”。《礼记·明堂位》言：“夏礿，秋尝、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就祀地的性质而言，即春天祭社以祈谷，秋天祀四方以报获。孟子从行政的角度言之：“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春省耕以补耒耜之不足；秋省敛以助其力不给，从而形成春社、秋报之制。《诗经·小雅·甫田》为春社时的祈谷之辞：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此诗的主旨，毛传、郑笺、孔疏言之为“伤古思今以刺幽王”，后世学者常不取，而多以省耕、祈年或祭祀方社、田祖为义。如朱熹言：“此诗述公卿有田禄者力于农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姚际恒言：“此王者祭方社及田祖，因而省耕也。”方玉润言之为“祭方社，祀田祖，皆所以祈甘雨，非报成也。”全诗首章言播种，是为劳农；次章言祭祀四方、社与田祖，是为奉祭；三章言周王与百姓一起耕耘，是为省耘；末章言祈祷年丰，表达对收获的期望。《礼记·月令》言孟春之月的农政：“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诗中的“我取其陈，食我农人。……今适南亩，或耘或耔”，便是根据丘陵、阪险、原隰的特点，根据土地的特点，选择适合的五谷进行合理的播种。
《礼记·月令》言天子祈年并举行籍田仪式：
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御之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祈谷于上帝，是为求风调雨顺。之后的籍田礼，则要祭祀四方之神与社神。诗中言及的“以社以方”，郑笺认为是四方与周社，谓四方之祀与社祀合一。胡厚宣先生也认为方为四方，社即是中央，合起来为五祀。方社并祀，便是合祀五方之神。周王以此祈求四方之土的物阜年丰。方、社祭祀之后而祭祀的“田祖”，是为后稷。颜师古言：“田祖，稷神也。言设乐以御祭于神，为农求甘雨也。”方社之祀与后稷之祀的结合，是为周之社稷之祀的由来。第三章所言的“曾孙来止”，是言周王作为后稷之后，亲自在向阳的南亩主持并参与祈谷活动，妇子馈饷，以事上帝。然后由田畯分配劳酒给参与的诸侯，“尝其旨否”，是言劳酒之美。末章为祈谷的祝辞，祝愿能够风调雨顺、物阜年丰。刘玉汝《诗缵绪》言：“礼乐互文，先报后祈者，既报复祈，见为农而祀，未尝倦废也。”由此可见，《甫田》所描写的正是孟春祈谷的仪式，追忆周成王祭祀四方之神，又分别祭祀社神与稷神，实为岁首祈年之辞。
《礼记·月令》又载季秋之月，“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即秋猎之后，献禽祭祀四方土地。孔颖达疏：“四方有功于方之神也。四时田猎皆祭宗庙，而分时各以为主也。春时土方施生，猎则祭社为主也。夏时阴气始起，象神之在内，猎则祭宗庙为主也。秋时万物以成，猎则以报祭社及四方为主也。冬时万物众多，猎则主用众物，以祭宗庙，而亦报于物有功之神于四方也。”《周礼·秋官司马》亦言四季田猎之后，春献禽以祭社，夏献禽以享禴，秋献禽以祀祊，冬献禽以享烝。其中的祊，郑玄注：“祊当为方，谓祭四方之神。”《礼记·明堂位》言之为“春社秋省”，便是春祈田于社，秋报成于四方。《小雅·大田》则为秋冬收成之后祀方社之歌：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
既方既皂，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孔颖达认为《大田》乃“追论成王之时，太平时和年丰，至秋报祭，招来四方之神，禋絜祭祀。”这首诗可以视为秋报的歌辞。严粲《诗缉》：“述成王省敛而祭方也。”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也认为其言“秋省敛，因而报祭于方也”，魏源《诗古微》、刘始兴《诗益》、龚橙《诗本谊》皆认同此说。顾镇《学诗》言其“自播种至于收获，皆实陈其事，而中间备言神贶天庥，末乃结言禋祀，其为秋省祭方无可疑者。”确认其为秋报之诗。诗作先言春季以来的劳作，又言秋季的收获，再言“以享以祀”，表明方祀之意。
《大田》第二章所言的“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正是《礼记·明堂位》所言的“秋省而遂大蜡”，期望田祖能去此四虫之患。其中的“八蜡以记四方。顺成之方，其蜡乃通，劳农息老，丰年之庆也”，《大田》末章的“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便是言秋季报祀。朱熹《诗集传》言：“禋祀四方之神而赛祷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骍黑’，举南北以见其馀也。”在不同的方位使用不同的祭品。其中，阳祀用骍牲，阴祀用黝牲。四方之祀为祭祀土地之祀，土性阴，故以黑牲为祭品。
顾梦麟《诗经说约》直接将《大田》言为报赛之乐，陈子展《诗经直解》也说：“当是王者祈年报赛而祭祀田祖之乐歌。”从《周礼》所载来看，方祀与社祀皆有专门的舞蹈。《周礼·舞师》言祀地之舞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其中，方祀用羽舞。羽舞乃“析白羽为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谓四望也”，贾公彦疏：“谓教野人使知之……羽舞用白羽，帗舞用五色缯，用物虽异，皆有柄，其制相类，故云‘形如帗’也……五岳、四渎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方祀、社祀、山川之祀皆有舞蹈，舞必有乐，故《大田》为秋报时载歌载舞之辞。
这样来看，《甫田》的“以社以方”、《云汉》中的“方社不莫”、《大田》中的“来方禋祀”，其中的“方”便是方祀。“方社”为方祀与社祀的合称，“来方”是对某方的祭祀。《周礼·大司马》所载的春祭社、秋祭方，合而为春社秋报，是一年中常规的祀地之礼。《小雅》中的《楚茨》为荐庙之礼，以报答先祖护佑农事，用于藉耕之礼；《信南山》为岁末合祀天地众神之礼，以方望之祀领起；《甫田》为春社之祀，与祈年、藉耕同时进行；《大田》为秋报之祀，与报赛同义，故此四诗为周王室用为祭祀土地之神的乐歌。
三、方祀与郊祀的整合
值得注意的是，《大田》中提到了“来方禋祀”，方祀为祀地之礼，方祀用牲；禋祀为祀天之制，其何以融通为对某方天地的祭祀呢？在殷商时期已经形成东、西、南、北四方位之祀，如何经历了夏、商、周漫长的演化，最终形成了五方帝的概念，完成了方祀与郊祀的融通？我们可以继续考察方祀与五帝之祀的融合过程。
帝主宰的概念，如“□午卜，方帝三豕又犬，卯于土， 祷雨。二月”（合集12855）、“乙亥卜，贞方帝一豕一犬二羊。二月”（合集14301），循殷商祭祀的通例，其中的“帝”或为某方的主宰，其当为殷先公先王，殷商并未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在《山海经》中，则开始出现主宰某方的神灵，如东海神禺豸虎、南海神不廷胡余、西海神弇兹、北海神禺强，某方神灵有了固定的名称。《尚书·尧典》所记载的东方羲仲、南方羲叔、西方和仲，北方和叔，尽管仍带有神话色彩，但明显是对四方神灵进行了人格化的处理，在观念史上有了四方神的形象及其专指。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以前代先王作为神灵的做法在春秋时代逐渐成型。《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之言：“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其中既形成了水、火、云、龙之说，又将前代先王作为年代的标识和某种属性的象征。如炎帝主火而共工主水，是为社稷五祀，在社祀时对五方进行祭祀，与五行结合便是金木水火土，与五方结合便是东西南北中。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晋国太史墨之言，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形成了先王为神的传统，并将之系于五行，从而形成了五行之神的说法：
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脩、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脩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其中提到的木、火、金、水、土，是为五行，其若与五方五季五色相配，则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五行系统，是为社稷五祀。五行各有其神，是地理方位概念与神话的相配，其理在于明确社稷所祀五方，各有其神配之，各以其时祀之，便是五方帝之祀。
五行五方概念形成之后，方祀便从空间、时间、数字、颜色、禽类等方面得以完善。其中，春木在东，青色；夏火在南，为赤；秋金在西，为白；冬水在北，为黑；季夏土在中，为黄，成为春秋时期系统性的方祀之法。《墨子·迎敌祠》载其细节：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从外宅诸名大祠，灵巫或祷焉，给祷牲。
东方青旗青神，南方赤旗赤神，西方白旗白神，北方黑旗黑神，合乎《左传》所言的五行之色；数字分别取八、七、九、六，则与《礼记·月令》相符；其牲分别为鸡、狗、羊、彘，亦合乎木、火、金、水之畜。《墨子》所载为民间禳敌之法，可见在春秋后期民间已经广泛流传依照需求祀于某方，并由灵巫进行祈祷。
五色与五方相配，在周代的祭祀系统中得以应用。《周礼·春官·大宗伯》言：“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郊祀的对象为五官之神，其牲各从其方色，则宜五色。在方望之祀中，也采用五方五色相配的做法。《周礼·地官·牧人》：“凡阳祀，用骍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郑玄注：“望祀，五岳、四镇、四渎也。”望祀的对象为某方的山川河流，采用不同毛色的牲畜，以应和某方之气。与之对应的太社形制中，也以青赤黄白黑五色作为五方的象征，其坛分为五色，天子祀五方之土，是为五祀。《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 郑注：“此五祀者，五官之神。”认为五祀是祭祀五方之土。
当五行之主成为五方之神，五方之神各有所属，五行五方便与五帝相关联，形成了五方帝的概念。《周礼·春官·小宗伯》言：“（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五帝最初只是五德之帝：“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时迎五行之气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是掌管金、木、水、火、土的最高神，故以帝称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献子问：“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五行之官，则为前代先王上公，与前代帝王相配，便形成了五行之帝与五行之官：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脩、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脩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
由此来看，《周礼》系统中的五帝，最初是五行之帝，由太皞、少皞、黄帝、炎帝和颛顼担任，其属官分别是句芒、蓐收、后土、祝融和玄冥。这样，作为掌管五方土地的五行之神，便与掌管五行之德的五帝相配，形成了相对整齐的祭祀系统。《周礼·春官宗伯·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周礼·春官宗伯·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郑注：“兆，为坛之营域。五帝，苍曰灵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据，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五行与五方相配而形成的五方之帝，以其色言之，是为东青帝太皞、西白帝少皞、南赤帝炎帝、北黑帝颛顼，中为黄帝轩辕。由此便形成了五方之帝与五方之神的配属系统：
方祀只是基于地理观念而形成的祭祀系统，意在神地，从《左传》所载来看，其时间并不固定。而五方帝除了代表五方观念之外，更代表着时间的流程，即春夏秋冬被植入祭祀系统之后，郊祀便与四季相系，成为基于时间流程而形成的祭祀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五帝作为天帝之佐，被列入郊天系统中。《史记·封禅书》载汉立五帝庙，以祀五方之帝：“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确立了东青帝、南赤帝、西白帝、北黑帝、中黄帝的五帝祭祀系统。如果我们将《礼记·月令》视为秦汉之际的文献，则这一认知在战国时期便开始成型，其将前代帝王与四季相配，孟春之月，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迎春于东郊。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迎夏于南郊。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迎秋于西郊。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迎冬于北郊。四郊、四帝、四神与四季相配，依时间顺序进行的按方位进行郊祀。在这样的观念中，方祀被弱化而郊祀则被强化，形成了以四季为顺序的郊祀之礼，在西汉得到全面实践。
汉《郊祀歌》中，先载郊四季之歌，东、南、西、北四帝依照春、夏、秋、东的顺序进行祭祀，五帝显然被列入郊天系统中，而不再作为地祇。明梅鼎祚《古乐苑》卷一言：“《帝临》五章，歌五帝也。”《帝临》写黄帝与后土降临中坛，神人相合，四方安宁，一片升平。然后依照时间顺序录四季郊祀之歌。《史记·乐书》云：“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其中，《青阳》为春季郊天乐歌，祭主为青帝，诗写春天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祭祀时或许以东帝、东方为祭祀对象，但歌辞却以祈求春神能够保佑群生福祉无疆。《朱明》为夏天郊天乐歌，祭主为赤帝，诗作描写夏季作物繁茂，期盼丰收，亦期望得到夏神的保佑，汉家天下永久昌盛。《西颢》为秋天祭祀乐歌，祭主为白帝，诗写秋季肃杀，万物止息，祈祷白帝惩治奸宄，保佑四夷安宁，使天下太平。《玄冥》为冬季郊天乐歌，祭主为黑帝，期望黑帝能够实现冬藏，使民休息，纳赋以时。郊祀歌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立意，祈祷四时之神能够保佑四季生产顺利。此后的《惟泰元》，为祭祀最高神泰一的乐歌，是以时间为流程对四方之帝的祭祀。
而《天地》则为合祀天地的乐歌，诗作描写千童起舞，百官各敬厥事，铺陈牺牲用品井井有条，祭祀用乐不绝于耳，场面热烈，是为天地大合祀中载歌载舞的场景。而《五神》作作为祭祀五方之神的乐歌，是按照地祇进行礼敬：“五神相，包四邻，土地广，扬浮云。扢嘉坛，椒兰房，璧玉精，垂华光。益亿年，美始兴，交于神，若有承。广宣延，咸毕觞，灵舆位，偃蹇骧。卉汨胪，析奚遗？淫渌泽，□然归。”诗作从祭祀之初写起，祝愿神灵欢愉，降赐福禄。《汉书·礼乐志》注引如淳言：“五帝为太一相也。”认为五方之神为五帝，显误，西汉所祀的五方神，为五帝之佐，即东句芒，南祝融、中后土、西蓐收、北玄冥。由此来看，西汉是的五方帝在郊天之礼中进行祭祀，按照四季顺序进行祭祀，而作为地祇进行祭祀的是五方神，五帝与五方开始分立，地祇神格下降的必然后果是祭祀规格的降低，使得五方之祀逐渐式微，在郊祀中被一次合祀而已。
（刊于《乐府学》，第2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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