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明二年四面石造像
该造像高0．6米，宽0．56米，四面相等，基本为一个正方体(图27、28、29、29a)，西安市郊区查家寨出土，1953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此石像四面各开一龛，龛中主像均为一佛二菩萨，但佛的手印、造型和其它配置图像各不相同，以下分面述之。以有发愿文字的面为第一面，颐时针旋转，依次为第二、三、四面。
北魏景明年号只有四年，其中景明二年为辛巳，当为此石像造作年代。龛中主佛结跏跌坐，作禅定印，波形髻，著偏袒衣，内有僧只支，下有双狮和力士托座。舟形背光从外到内层分别为火焰纹、化佛、联珠纹和莲办纹。左右为二胁侍菩萨，双手托扶佛的背光，站立于莲花座上，座下亦有力士托座。龛上及两边均开小龛，上面为4小龛，各有三尊坐佛，左右各5龛，各有二尊坐佛。下二角为护法狮。
(第二面) 主龛佛像结跏跌坐，作说法印和与愿印，著通肩袈裟，发髻亦为波浪形。佛座为腰略内收的方形。背光纹饰有火焰纹、联珠纹、化佛和莲办纹。二胁侍菩萨双手捧莲花，著宽袖对襟长裙，立于莲座上，座下有力士。龛外上、左、右边沿均刻单尊小坐佛，龛下为力士和神王。
(第三面)龛中主像的手印为说法和与愿，发式为螺髻，著下垂交领衣，坐于束腰叠层的方座上，座下有二狮。龛外左右下角各有一力士，右力士左手持金刚杵。尖拱形龛楣上刻有15尊小佛，龛左右亦为单尊坐佛。主龛之下为供养人形象。龛外上二角为思惟菩萨像。龛内背光之上有飞天二身。
(第四面)主龛的坐佛和菩萨与第二面相同，惟佛座下左右角各刻一位礼佛袈裟的信徒，作跪拜状。龛下的托座力士旁各有一天神，右天神为雷公，裸，四周绕一圈小圆形鼓，雷公作击鼓状。左天神亦裸，扛一风袋作吹气状，为风伯。这是在汉代画像石上经常出现的形象，也被借用来表现佛的天国。
景明年间时逢北魏孝文帝建都洛阳之后不久，北魏的中心南移也给长安的佛教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此时长安的佛教造像骤然增多，此件景明二年某清信士的四面造像为其中的佼佼者。造像的技巧十分高超，刻造刀法简练明快而准确，将犍陀罗和中亚的艺术风格与当地的审美趣味十分巧妙地结合起来。四面造像题材相同而处理手法各异，尤其是将中国民间传统图像合理而自然地运用到佛教造像中，增强了佛教艺术的可接受性，也丰富了佛教艺术的内容。尔后，这种本土化的图像向西影响到了敦煌一带，我们至今还可在莫高窟西魏第249窟中看到这种本土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景明造像
法国研究东方文化的著名学者雷纳、格鲁塞在《从希腊到中国》一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佛教诞生在印度，而给佛造像的不是创立并信仰佛教的印度人，而是跑到印度居住的希腊人，以后佛教造像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国反倒成了世界上佛教造像最多，艺术成就也最高的国家。接着作者解释了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根据古印度的传统思想，佛教徒不敢在今世用肉眼可见的雕像去直接表现他们所敬仰的佛的。为使信仰有所寄托，而采取了借代的方式，这就是早期佛教中对佛的足印、佛塔、宝座等物的崇拜。公元前326年希腊人来到这里，他们接受了佛教，又根据固有的希腊文化传统，并借鉴西亚、埃及文化，开始了为佛造像，这就是“犍陀罗”艺术。佛教传入中国后，我国本来具有很高雕塑造型艺术水平的工匠，对外来的佛教造像形式进行了保持固有文化传统基本要素的稳定选择，结果是佛教造像的中国化。从目前保存的佛教造像情况来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艺术上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先，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大分裂时期，战争连年不断，朝代更换频繁，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纷纷寻找精神寄托，于是佛教乘虚而入，佛教在我国广泛流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迷狂的时代。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为了乞求佛的庇佑和赐福，大造佛像，一时蔚然成风。其次，创造出秦兵马俑等伟大艺术作品的高超的中国工匠，善于吸收外来艺术形式，创造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伟大作品来的。尤其对佛教信仰虔诚的工匠，在雕造佛教造像时，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的。所以敦煌、云冈、龙门等处的石雕造像数以万计，水平之高成为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
南北朝时的长安是佛学中心，又毗邻佛教造像中心敦煌，当时长安也盛行造像，并有相当高的水平。这件北魏景明二年（501）石雕造像就是一件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出土于西安市查家寨，现藏陕西省博物馆。造像高58厘米，宽58厘米，厚50厘米。这种造像碑属于一种小型纪念雕刻，可以竖在庙宇或公众场所对群众进行宣传并便于供养。有千佛碑和佛龛造像两种。它是我国自秦汉即已盛行的民族纪念碑形式的延续和发展。这件景明造像系佛龛造像，为柱式四面雕，四面均刻一佛二菩萨。龛楣与两侧刻以千佛，这种表现形式在当时比较盛行。就是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中也多见此形式，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种表现也是当时石窟艺术的一种缩小，如同盆景一般，可以由小见大，从小中见其精美。居于龛中主要位置的佛即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就是释迦族的圣人之意，后被他的崇拜者称为佛陀，简称佛，意思是“觉者”或“智者”），身穿通肩大衣，端坐佛台之上，作说法相。而侍立在两侧的菩萨，是佛弟子，他们站在出污泥而不染的莲台之上，下有力士承托。正面龛下的供养人则是甘愿献出一切供养佛和菩萨的世俗的善男信女。这件造像背面的题记，使这件艺术品有了确切的纪年，有助于研究时代风格，增加了这件石雕的价值。题记旁的狮子形态朴拙，一般将这凶猛的兽中之王刻得很小，以衬托佛的伟大。作为佛龛四面的主体一佛二菩萨，总体格局相似，但是在具体形象的刻画上又不尽相同，四面的佛像各具神采，佛像的脸型丰满，有的慈祥和蔼，有的镇定自若，刻画得非常细腻。再看四尊佛像的衣纹处理也不尽相同，在相象中求变化。造像的四壁雕刻千佛，排列有序，雕刻细致，从整体上看，与作为主体的佛、菩萨相结合，变成一种极富装饰趣味的图案，使得整个佛龛既统一又显得丰富有变化。
北周 释迦弥勒四面造像碑
北周 四面造像碑
北周 四面造像碑
北周 天和（556-572）
碑高140厘米，宽45厘米
1952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入藏
竖形四面浮雕造像，正面雕下下两龛，上龛楣阴刻“圣大觉如来”五字楷书，龛内刻三尊像，中尊戴宝冠交足坐形，衣襟并垂座前，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伸食中二指下垂，两胁侍为沙弥，胁侍上各刻交脚化佛。下龛楣上阴刻“圣阿弥陀佛”五字楷书，内中尊左右两足仰掌作全跏吉祥座，衣垂座前，两手右置载上作定印，大耳额有珠光，项有三弧线。胁侍左为观音、右为势至。上刻思维化佛。座下力士屈膝而坐手掌宝供，两旁府坐供沙弥，边刻双狮。龛两旁各刻九层小坐佛龛。背面上龛为释迦如来坐形，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执衣襟当腹，关跏吉祥座，衣襟垂于座前。两胁侍翘足立形，交手胸前，头上雕两化佛。下龛为无量寿佛坐形，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伸食中二指下垂，关跏吉祥座，衣襟垂座前，两胁侍为沙弥。两龛旁各刻坐佛龛，形式大体与正面相同。左右两侧亦各刻小坐龛佛。左侧下阴刻题记数行，由于漫滤，仅可看出“周天和”、“无量”五字。
北周 四面造像碑
北周 夏候纯陀造像碑
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北周 吕建崇造像碑
碑高111厘米，宽50厘米
1954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
此造像碑两面浮雕佛龛，螭首圆顶两边二螭式，手法纤细已启唐碑螭首作风。碑额正面为方形坐佛龛，背面刻建崇寺三字。碑身正面作屋形楣拱，脊雕有鸱吻宝珠饰间以缘觉头四个。脊下为莲瓣式瓦纹两列，拱两端仰首鸟衔三珠吊罄穗形式柱。龛顶雕一列七佛小龛。主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二罗汉共计五尊像。龛下题铭建德三年（574）记时。背面龛为尖拱端式，两旁各有供养人、飞天、一缘觉头二作饰。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二罗汉、二比丘式七尊佛。龛下为题名。此造像的雕刻，在陕西省博物馆艺术藏石中为较好的一件作品。但与北魏各浮雕艺术相比较，无论在形式上技巧上都只保存了些形骸。帷螭首较前制作进步而且生动，似可认为属一件过渡时期的创造。
北魏 朱辅伯造像碑
普泰元年(531)所造的朱辅伯造像碑1959年出上于华县支家村，碑高150厘米，宽5l厘米，四面造像。
碑阳中部为上下两龛，上龛为倚坐佛像，作施无畏和与愿印，帔帛交叉于胸腹间，有项饰，应是表现成佛的弥勒。左右为胁侍菩萨，分别持莲蕾和变形宝珠。下龛的坐佛为释迦，半跏趺坐，作施无畏和与愿印，著双领下垂袈裟。二胁侍菩萨与上龛相同。这两龛左右分别又开有四小龛，其中最上端的左右小龛分别是帔帛交叉的弥勒像，下面三龛(左右共六龛)是释迦多宝佛双坐像。下部是供养人像，中间是两位主要供养人，下排为骑马出行图。榜题有“像主朱法睢供养”、“父朱英秩供养佛”、“母赵汉界供养佛”，另有息、妻多人。下排骑马像为祖父、伯父等共十七人。碑阳上端为千佛龛，共四排，各十像。
碑阴主要为千佛造像，共十七排，每排十像。千佛之下有供养人题名及发愿文，计有沙弥、比丘等人。发愿文为：
“檀越主朱辅伯、息朱……大代普泰元年七月廿三日。像主比丘僧愿为一切法界众生造二百一十五躯石像。”
碑之两侧均为千佛龛，分别为35龛和25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