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长安城外是否有郭区相关的是长安诸市，尤其是著名的东市、西市的具体位置。阎文儒[1]、佐藤武敏[2]、马先醒[3]、陈直[4]、杨宽[5]、佐原康夫[6]、孟凡人[7]等都曾推测汉长安城的市或均位于城外郭中，或至少有部分在城外。
1980年代，汉长安城的早期发掘者王仲殊提出了“可以肯定长安城内有九市”的观点[8]。其列举的文献和考古依据是，“《三辅旧事》记述九市的位置在突门（雍门）附近、横桥大道（应即横门大街）的两侧，因而可以进一步判断它们是在城的西北部。在城的西北部一带，有的地方发现地面上散布着许多陶俑和钱范，说明这里是手工业作坊的所在，也可以作为上述判断的一种依据”。
从行文即可知这只是一种“判断”。显然，手工业作坊之所在并不必然为市场。同时，市场不易留下确切的痕迹，故在考古发掘中较难辨识[9]。1980年代中期在城内西北部一带发现的围墙，发掘者断言“发现两个‘市’的遗址，二市四周夯筑‘市墙’，此即文献所载之‘东市’与‘西市’”[10]，恐怕也只能看作是推断。就具体内涵看，“西市之内有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西市中的一些手工业生产是直属中央管辖的，如铸币业、属于东园秘器的陶俑制造业等。西市偏居于长安城西北隅，环境封闭，便于官府对重要手工业的控制”[11]。这样的一处带有独占、封闭色彩之所在，与对外开放、与贸易有关的“市”，似乎难以挂起钩来，其属于官营手工业作坊区的专门用地也未可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2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至于对文献中城门和道路的具体解释，学者间也尚无共识。
如杨宽认为“所谓‘道’，是指城门通向郭区的大道。西汉长安城内的道路叫‘街’，只有城外郭内的道路叫‘道’”，因而位于“横桥大道”两侧的市也就应在城外北郭的大道旁了[12]。而“无论《三辅黄图》所引的《庙记》，班固《西都赋》李善注所引的《汉宫阙疏》和《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的《宫阙记》，一致都说长安有九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13]，这与考古发现横门内大路两侧院落西小东大（面积分别为0.2和0.5平方公里余）的情况不甚符合。论及东西二市之不在城内，杨宽指出班固《西都赋》讲到长安“九市开场……阗城溢郭”，“说明当年长安的‘九市’，不但‘阗城’，而且‘溢郭’……‘郭’更是‘市’的重要发展地区”[14]；他还引用《汉书·百官公卿表》，指出“长安市令是京兆尹的属官，而东西二市的令署不属京兆尹而由三辅都尉掌管，也可见东西二市如同城西的柳市一样，不在城内”[15]。对此，刘庆柱则认为“‘长安九市’之说不确。这里的‘九’应为约数”[16]，且以“（阗城溢郭）属于汉赋中常常使用的骈偶词句……这里阗与溢，城与郭实际同意”[17]加以否定；对于负责东西二市的官员身份问题，则未作驳议。
总之，这两处围墙圈围起的区域，是否就是文献中记载东市、西市或孝里市等，尚存疑问。汉长安城“市”的状况，应同“一百六十闾里”的具体分布情况和布局形制一样，目前还不甚清楚，有待于今后通过考古工作来究明。
退一步讲，即便这两处汉长安城内的围垣遗址属于官营手工业和“集中市制”的商业用地，甚至就是东、西市，也无人否认汉长安城的城外还分布着其他市场，有居民点分布，已如前述。汉长安的发掘者也不否认从文献上看，“城郊附近还有不少市，如便桥旁的交道亭市、渭城的孝里市、昆明池南的柳市、长安太学附近的会市等等”[18]。市的存在，进一步旁证了京郊居民区的存在。
[1] 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
[2] 佐藤武敏：《漢代長安の市》，《中国古代史研究》2，吉川弘文館（東京），1965年。
[3] 马先醒：《汉简与汉代城市》，（台北）简牍社，1976年。
[4]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5]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6] 佐原康夫：《关于汉代的市》，《史林》第68卷5号，1985年。
[7] 孟凡人：《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
[8]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8页，中华书局，1984年。
[9]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13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10] 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
[11]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164-165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12]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6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3]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605-6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4]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
[15]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5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6] 刘庆柱：《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考古》1992年第7期。
[17] 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第10期。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在收入《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时，删去了这段论述。
[18]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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