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9书院和湘军
在书院文化的原野上，湘军的笔墨和刀剑一样叱咤风云，他们善于征战沙场，也精于修建书院振兴文化，甚至可以这么说，湘军的文化行为比军事行为更有光彩。他们所以开创的经世致用的学风直到今天仍旧魅力无穷。
咸丰以后，国势告危，朝廷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 鸦片战争之败，不仅朝政权威日渐减弱，而且民族已到了危亡关头，湘军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
民谣说：“中兴将相，拾九湖湘”，湘军成了朝堂上的栋梁。先是湘军出战，帮朝廷镇压了太平天国的造反，然后是放下刀剑，开展洋务运动，经营得有声有色。而这批出自湘军的将相，十个有九个又都是来自岳麓书院，以曾国藩、左宗棠、郭松焘、胡林翼、刘长佑、曾国荃、罗绕典、刘蓉、李元度、刘坤一，这些道光年间的肄业生为主，由于他们在学生时代同处一个书院，彼此有文化认同感和亲和力，他们一起在战场上冲锋，一起在仕途欧式奔走，有共同的目标，历史选择了让一批文人走上了战场，让硝烟散去，文人的秉性依然。他们回到了文化中，是岳麓书院塑造了他们的文韬武略，对他们来说，那样使人格和灵魂升腾的庭院就是文化的归处了。于是当他们可着手为文化做些事时，最先想到的自然是书院。
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繁忙，但他从来不怠慢文化事业。他除了数年如一日地校订《船山遗书》，就是关心学校的建设。在两江总督任上时，他先后重建了江宁中山书院和安庆敬敷书院，从厘局提出经费，作为书院膏火银。曾国藩不及是出色的湘军总领，在学界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他的文化实践不是以单纯的学术为目的，而是回应时代的挑战，他不是将书院建成诂经精舍或学海堂一类专事考据、训诂的书院，而是强调务实、立德、立功、立言。因为社会道德标准跟经世致用，坚清利剑结合起来，能够产生无与伦比的正义的力量。
自曾国藩之后，湘军修建书院成为一种学术文化风尚，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光绪元年（1875年），大修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所书院兰州兰山书院。刘坤一任两江总督时，继曾国藩重建钟山书院之后，再次扩修钟山书院，这座书院的规模在江苏是最大的。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在他的支持下刊刻《船山遗书》。光绪十年（1884年），又将家藏《船山遗书》320卷拓片捐给衡阳船山书院。兵部尚书郭玉龄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捐款12000两白银，将船山书院由城南大码头迁往东洲岛。书院建有大门、讲堂、纪念堂、会客堂、藏书馆、精舍、相亲楼等建筑。祭祀王船山，继广州学海堂的办学方法，扬弃科举，专课经史诗赋。光绪十七年春，与湘军关系密切的王闿运任船山书院山长，前后立讲十五年。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时，重修学海堂，之后归乡，担任城南书院山长。在院内建船山祠。晚年创建思贤讲舍，宣扬湘学。又动员全省士绅改革传统课程，进行湖湘教育。
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时，于咸丰三年（1853年），在故乡益阳姚华山建箴言书院，可惜书院未建成，他已离世。同治二年（1863年），也就是胡林翼辞世两年后，箴言书院建成。
胡林翼生前撰写了《箴言书院规制》，确定书院聘山长一人，监院一人，掌管两人，首事数人，司书一人，司阍、司更一人，斋夫三人，由以上职员共同承担教学及行政管理，为了杜绝任人唯亲，不论品学的弊端，他规定箴言书院聘请山长，由监院、掌管人等共同酌定，不由当道荐致。为了防止自己的子孙干预院务，又规定每年经管院事之人，不得以胡氏子孙承充。书院田亩胡氏子孙姻戚不得承佃，以别嫌也。
子弟入院肄业者，仍一律考课。胡林翼还亲自制定了《箴言书院选士章程》和《箴言书院育材章程》，规定了招生方法及课试内容等。箴言书院的讲学一直持续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
历史上 的将帅都充满血性和战争的激情，但大多离文化情怀较远，湘军是历史的另类。他们为书院文化兴教兴国尝试的实践和作出的贡献，是那个时代的喧嚣中不言掩耳的诤言，是那个时代的冷寂中从不懈怠的火镰。
（本人根据视频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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