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遥远而亲切的往事
至少在两千年以前，琉球先民就与中国和朝鲜存在着直接的交流和往来。隋朝已与琉球建立了密切的官方关系，唐朝政府则派僧人到琉球传播佛教，并派各行工匠前往琉球建设寺庙等。唐朝还向琉球派送了文化专才和行政人才，协助琉球发展文化教育，提高行政管理能力，琉球也大量派遣官员和学者前来参拜和学习，带回了对其后代影响深远的中原文明。从大量的事件记录中可见，隋、唐、宋、元时期大陆与琉球已是有据可查的宗藩关系。而明清时期双方关系则更加亲密。公元13世纪出现山南王和山北王挑战中山王这种三王割踞的局面。明太祖知悉后专门去诏，要求他们“能体朕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此后三王果然罢战息兵，互不侵犯，足见当时中国皇帝在琉球享有何等的权威。15世纪前半期中山王尚巴志先后征服山北山南，形成统一的琉球王国，并将势力扩张到整个琉球列岛，确定了北起喜界岛、奄美大岛，南至宫古、八重山群岛的疆界，即琉球史书中所称“三省并三十六岛”。
琉球与大明朝廷的关系十分密切，琉球国王形容与中国的关系是“父子之国”，年年遣使朝贡。明朝除在琉球王继位时派特使亲往册封外，还给予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才方面的大力支持，使琉球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琉球遇到自然灾害，明朝政府除给予很多援助外，还要求琉球将朝贡期延长至十年一贡，以便休养生息。但琉
球还是坚持一年一贡或隔年一贡。明太祖特赐善于造船航海等技术的专才——三十六姓闽人移居琉球，为增进琉球与朝廷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琉球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明朝对待藩属的朝贡一向“薄来厚往”，藩属进献少量的特产，得到的是“天朝”大量的回馈。琉球的每次朝贡都能得到大量的实惠，在与“天朝”朝贡形式的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当时为了抗倭的需要，明朝实行严厉的倭禁政策，禁止和日本人贸易，使日本人的奇缺物资不得不通过朝鲜和琉球进行补充，这也进一步推动了琉球中转贸易的发展。琉球将从中国获得的大量物资销往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成为东海上的一个贸易中转站，从这样的“转口贸易”中富裕起来，也成为了中国与海外通商的重要门户，使得明朝在实行海禁之后还能通过琉球这扇窗口了解日本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一些事情，增强了大明朝廷对外界的把握和认识。
进入清朝后，琉球国王于清顺治年间几次遣使臣到北京朝贡并请求册封。顺治、康熙两次颁布了《敕琉球诏》，并于康熙元年完成了册封典礼。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咸丰、道光、同治皇帝都有御笔题赐匾额颁赠琉球。琉球在向清朝朝贡时总是进贡很珍贵的奢侈品，康熙体恤之，免其入贡，只允许进贡土特产，使琉球减少了不少负担。为扶持琉球的经济发展，清朝还鼓励对琉贸易，并且免收琉球物产的关税。
朝廷的关怀备至，使琉球国民甚感温暖，很多人都转向与大陆的贸易，以致琉球的海上贸易空前繁荣。其产品销往南洋和日本，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琉球作为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的窗口，与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很多国家都保持着长期的交流和往来。自18世纪末开始，就有一些西方国家的船舶和商队与之有所来往，并签订了一些通商友好之类的条约。这些条约一律用琉球的官方语言汉语签订，年号和国号都一律沿用大陆朝廷的年号和国号。其中1853年5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提督的舰队到达琉球一事尤其具有象征意义，正是佩里在次年3月与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迫使日本开国。当时佩里误以为琉球是日本领土，所以要求日本开放包括琉球那霸在内的五个港口。日方表示，琉球是大清王朝的属国，日本的天皇和政府无权决定它的港口开放权。佩里赶回琉球后与琉球王国政府谈判，正式签订《琉球-美国修好条约》，琉球开放那霸港口与美通商。至19世纪中后期琉球被日本吞并之前，西方列强基本上都与琉球建立了友好的通商往来关系，琉球的海上贸易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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