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6日 星期五
叶圣陶与建国初期的语文课本
◆朱子南
最近一段时间，民国时期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又开始受人青睐，特别是1932年版的《开明国语课本》更为人喜爱，这是由叶圣陶先生编写课本文字，并由丰子恺先生为每一篇课文精心绘制了插图的。按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学理念，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小学偏重语，中学起始偏重文。当然，这是指的“偏重”，小学偏重“语”的同时，也有“文”的教学，中学偏重“文”，也有“语”的教学的。因而，叶圣陶是按照语文教学规律来主编这套开明国语课本的。
叶圣陶当年编写开明国语课本的情景，已无从考证，但是，在1949年-1950年这段时间，叶圣陶在建国前后编写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情形，却由于宋云彬在他的日记中有所记载，而使人在今天得以再加玩味。
▲以语文课本来说，当时参与编写的人员均为一时之选，是有极强的语文知识功底的
1949年3月18日，叶圣陶与宋云彬、傅彬然、陈叔通、马寅初、王芸生、赵超构、柳亚子、徐铸成、曹禺、郑振铎等由中共地下组织安排自香港启程抵达北平。在稍事安顿之后，也是在中共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协商筹备建国的繁忙时刻，1949年4月8日晚6时，陆定一、周扬、晁哲甫等在北京饭店邀请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胡绳、孟超、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等以聚宴的形式，商议如何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机构。这次聚宴，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以及华北人民政府各副主席及范文澜均到会，由此也可见当时主政者对编写小学教科书的高度重视。也在此次会上，决定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而因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决定把这一机构暂隶于华北人民政府。会上也决定由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委员，宋云彬等人为委员。从这份名单中，以语文课本来说，也可见当时参与编写的人员均为一时之选，是有极强的语文知识功底的。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成立出版总署，下设编审局，教科书编辑事宜才由编审局负责主持。1950年1月25日，教育部与编审局又合组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叶圣陶以及宋云彬、金灿然、叶蠖生出任委员，其时叶圣陶已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但仍具体主持与参与了教科书的编审工作。
1949年5月3日，宋云彬日记写有“开始写国语读本课文”。5月7日日记写有“下午改课文四篇”。5月11日日记“日间写课文”。5月17日写：晚有座谈会，谈编教科书事，叶圣陶发言，“有较深刻之见解”。可惜，宋未记下发言的具体内容。但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叶圣陶虽为编审局局长，是具体主持了教科书编审工作，而且是谈论了具体、深刻的意见的。
叶圣陶不仅主持语文教科书编审工作，也是亲自执笔写有语文课文的，1949年7月14日宋云彬日记写有：“第三册高小国语由叶圣陶改写一课，总算完成矣。”1950年3月24日宋云彬日记写有：“国文课本第一册尚缺两课，一为《开国大典》，一为《黄河》，几次起稿都写不好，甚为着急。”而3月27日的日记则写下了：“今日覃必陶允写《黄河》一课，而《开国大典》一课圣陶亦允撰写，殊可感也。”叶圣陶不但是在开明任编辑时亲手撰写小学课文，即使在建国后已担任繁忙的行政工作时，仍是以大手笔写小学课文，确是如宋云彬所感叹的，“殊可感也”。
审阅课文则更是叶圣陶义不容辞的责任了。宋云彬在1950年3月1日的日记中写有：“语文课文修改完毕者六篇，请圣陶作最后之审阅。”宋云彬本人就是文史大家，他也编写了不少课文，但也有个别篇章被叶圣陶否决的，如《广西的瑶民》一文。这在宋云彬1950年4月14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写《广西的瑶民》一文，备作初中国文教材，圣陶谓不合用，弃之。”日记所写的语言是平和的，宋云彬接受了叶圣陶的意见，并无不豫之色，一切按照是否合用这一原则决定取舍。这也是宋云彬对叶圣陶学识的尊重，并非是因为叶圣陶担任编审局局长一职，而宋云彬为编审处长，是其下级而听从的意见。在他们之间，于三十年代在开明书局时就共事，以学术论交，也有私谊，上下级的概念在他们之间是极为淡薄的。
▲叶圣陶不仅是负责审核，他自己也编选课文
编审局除了编写中小学课本以外，也编辑、校点供理工学科使用的《大学国文》。宋云彬在1950年1月23日的日记写有“开始编《大学国文》，标点《国语》及《墨子》各一篇”。1950年2月10日记有：“整理大学国文材料。”1950年2月10日日记：“《大学国文》居然编好，送请圣陶复阅一过，即可付排矣。”这是叶圣陶作为编审局局长的工作了。这里还要介绍一下，参与商议《大学国文（古典文之部）》选目的北大、清华两校教师有：张克强、李广田、章廷谦、游国恩、周祖谟、吴组缃、王瑶、赵西陆、许骏斋、马汉麟、阴法鲁、刘禹昌、浦江清、魏建功等等，皆为一时之选的大家。
叶圣陶作为编审局局长，并不仅是负责审核，他自己也编选课文，这在宋云彬1950年4月4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初中语文第一册须补课文六课，圣陶选定一课，由蒋仲仁修改。”
作为课文，对原有的文字是可能会作一些必要的修改的。一般来说，这修改是会更符合学生的学习的，但也有例外，把原先的文字给改坏了。1950年6月15日宋云彬日记写有：“注释语文课本，发现杜子劲修改《撞车》一课，反将原文改坏了”，因而宋云彬感叹，“点金成铁，此之谓也”。好在把关的人还有宋云彬、叶圣陶等文史大家，也还有外请的专家、学者审读。宋云彬在1950年3月20日的日记中写有：“初中语文课本十五课，复写后分送罗辛田、魏建功、吕叔湘校阅。”这些人哪个不是卓然成家的，而当时，他们却为这语文课本的校阅不辞辛苦。为了保证教材的质量，他们甘心付出。
当然，对于一些大家的作品被选为课文的，为适合学生学习，在修改后也会分送原作者以征求意见。如宋云彬1950年8月1日的日记就写有：“《屈原》一课，系取郭沫若原作删改而成”，“特复写一份寄去，请其同意”。
还有，作为直接施教的语文教师，主持教材编审工作的编审局也考虑到了这一层，宋云彬1950年5月2日日记中记载：“初中国文第一册亟待油印，送请中学教师审读。”回想当年，这教材编选工作是做得如何细致啊！
但也有人不理解。时为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就认为“编辑中学教本是极简单容易之事”，在编审局局务会议上，宋云彬就直言无忌地说了：“编教科书与编《东方杂志》不同。”事见宋云彬1950年2月7日日记。按，胡愈之曾主编《东方杂志》。宋云彬、胡愈之二人现虽为上下级，但以前是极熟的友人，时相往来，经常小聚宴饮的。
叶圣陶、宋云彬对语文课本的版式也是有极高的要求的。因出版局送来的国语一、三两册样本没有按照宋云彬签字的清样付印，“行款版式都不对”，于是，就责令出版局重排了。这在宋云彬1950年1月9日的日记中有记载。
1950年秋，出版总署编审局改组为人民出版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宋云彬任副总编辑。
1950年12月22日，宋云彬得中央人事部通知，已被提名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但人教社的工作仍在主持中。1951年1月22日，宋云彬接得浙省主席谭震林的信，极表欢迎宋去浙省工作之意，而在1951年2月1日，宋云彬在人教社还接待了新调来工作的张中行。在2月10日上午仍到社办公，而乘晚车去沪转杭，出任浙省府委员、省文委主任、省文联主席等职。
真是在编审教科书的岗位上工作到了即将履新的最后一刻的。
也因为有了这宋云彬的日记，才使我们得知了叶圣陶、宋云彬等前辈学者是怎样为中小学语文课本不辞辛劳地编选、修正、校订的。
摘自《世纪》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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