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轮与三足的对话--说说从司马懿起家到西晋王朝覆亡之历史教训（三）

朱永嘉

三
　　 
　　郑重：魏晋之际的变化，除了上层政治人物的较量之外，还有当时社会舆论上的反响嘛。但是在政治斗争面前，舆论则显得软弱无力。你讲讲当时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吧。
　　朱永嘉：是有这方面的矛盾，魏晋之际司马氏篡夺政权的过程，从礼教上讲，就没有什么君臣关系的道理可讲，只能强调以孝治天下了。在当时生活的名士们，从历史上讲，他们与曹氏政权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竹林七贤是亲身经历那个时代之风风雨雨的代表人物，阮籍与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受曹氏礼重，生于汉末，长于曹魏。阮籍对曹爽与司马家族之间明争暗斗是看在眼里，他的态度只能远离是非之地，“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晋书·阮籍传》）从内心讲，他们对司马氏政权的作为是不满的，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些血淋淋的事件，但又不能明言，只能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从他们的表现看，这两个人还是有一点骨气。我们先说阮籍，
　　《世说新语》之《阮籍丧服》条云：“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反映了阮籍悲痛至极，孝心发自内心，不是表现在形式上。又《阮籍丧母》条云：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又云：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阮籍丧母时悲伤出自内心，叫了句“穷矣”，吐血而废顿良久，在那些礼法之士面前，故意蔑视他们所讲礼法之虚伪，不受礼仪之约束，揭露司马氏以孝治天下之虚伪。阮籍那句名言“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矛头是对着司马懿父子而来的，毛泽东引用这句话，并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也别有一番新意。
　　从文学创作上来讲，阮籍是正始诗歌的杰出作者，他有《咏怀诗》五言八十二首，四言十三首，都是有感而发，如：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反映了他为当时自己的处境苦恼。又如：“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指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由金石之交变成冤家对头了。又如：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前半部分言景，后半部分抒情，对时局和自己身世抱着一种悲观无奈的心情，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阮籍内心的苦闷和无奈。
　　从哲学上，阮籍与嵇康他们倾向于老庄无为之学，这是政治上黑暗和高压下无奈的选择，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们不愿同流合污，有着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心理。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仍有积极意义。
　　刘伶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他与阮籍一样嗜于饮酒。《世说新语》之《脱衣裸形》载：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他也是以荒诞而不羁于行迹，来嘲笑那些奉承司马家族的人们都不过是他裤裆中的跳蚤而已。这些都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讥笑司马氏之以礼治天下的虚伪。关于这个主题，阮籍之《大人先生传》说得更彻底，《晋书·阮籍传》载其略云：
　　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阮籍此文痛快淋漓，实为千古少有之奇文，他看透了当时礼俗之士虚伪而又欺世盗名的一面。当今所谓的公知何尝不是如此，不妨也借此照一下镜子，似与不似，还不都是些误国贼民之辈。
　　郑重：阮籍、刘伶这些议论，如今读来也令人感到畅快，所谓礼法之士，哪个朝代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那个嵇康的情况和遭遇又如何呢？鲁迅很喜欢嵇康，还专门为他编集子呢。
　　朱永嘉：竹林七贤另一个领军人物是嵇康，字叔夜，谯郡人。《晋书·嵇康传》称：
　　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 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
　　他是魏宗室之婿，在那个时代当然遭忌，他为人的性格“径遂直陈，有言必尽”，且“傲世不羁”。鲁迅为他编了文集，他的作品不少，写过一篇《养生论》，是其人生观的代表作。文章首先论述形与神的关系，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可不能失魂落魄地做一个行尸走肉。他说：“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又说：
　　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棲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生，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
　　关于心态与身体的关系，他把人的心态放在第一位，心态不稳定，那么人的形体亦难以健康。这个话题还是有道理的，一旦遭遇突然事变，便丧魂落魄，怎么可能有强壮的身体呢？
　　郑重：这类事例，你也见过不少吧！
　　朱永嘉：是啊！为人要处变不惊，这个变无非是荣辱的变化，社会地位的变化，这时候要沉得住气，要做到荣辱不惊，才能谈得上养生之道。至于具体养生的办法，嵇康强调说：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丧德（得），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
　　对于“名位”、“厚味”，不能“欲而强禁”、“贪而后抑”，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在作者看来，名誉和地位，美味与财富，都是人们身外之物。故其又说：“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所以他强调“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从心理修养上讲，只有无为才能无所不为。从哲学观念上讲，他是倾向于老庄的思想，还是有一点辩证的思维方法，这与当时崇尚礼教的思想自然格格不入了。
　　郑重：从哲学上讲，魏晋的玄学，还是有一点思想解放的作用，这也是司马家族高压政策逼出来的，类似这种现象，历史上并不少见吧。
　　朱永嘉：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与《琴赋》，从音乐和美学的角度，都是极有价值的论说文。他在《声无哀乐论》一文中说：
　　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假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
　　这是把声音与人的情感视为二个不同的事物，音乐的声响是客观的，哀乐则出于人的内心，但是人通过声音以为语言、以为歌咏时，则借之以表达人的内心之思想感情了，人的主观感受是美感和欢乐得以产生的主观条件。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一文中说：“今使瞽者遇室，则西施与嫫母同情。瞶（同聩）者忘味，则糟糠与精粺等甘。岂识贤愚好丑以爱憎乱心哉？”这是讲事物之美丑好坏，都有客观标准，人在情感上对客观事物的美丑好恶有共同的是非标准，不因个人情感和意志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他说：
　　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耳。（《声无哀乐论》）
　　这儿的理是有客观标准的，得于心，是主观对客观的融会贯通，古义对推理只起辅助作用。嵇康那篇《琴赋》是托琴以言志，其开头即云：
　　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饜（满足感），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
　　接下来，他讲自己的情感，其云：“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这是讲自己在那个时代的情感，实际上是对那个时代司马氏之权势不满。赋中歌颂的是“遁世之士”，“荣期、绮季之畴，乃相与登飞梁，越幽壑，援琼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实际上是对司马氏政权抱不合作态度，他赞扬的是“古人之形”，“伯牙挥手，钟期听声，华容灼爚，发采扬明，何其丽也。”其中典故出自《吕氏春秋》：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须臾，志在流水，子期曰：“汤汤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赏音。
　　此赋末乱曰，即结语之末云：“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指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知音者少，有谁珍惜，能理解琴声背后的情感，只有至圣之人了。可见作者对那时的现实环境持否定的态度。
　　郑重：较有影响的是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学书法的人都要写这一篇文字，我也写过。
　　朱永嘉：是的。嵇康影响最大的一篇作品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山涛，《晋书·山涛传》称：
　　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
　　他经历过司马懿与曹爽的斗争，其本传载：
　　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可见那时山涛对时局的危险早有敏感，他当时处于中间状态，既与嵇康、阮籍善，又与司马氏一边的钟会、裴秀善，晋武帝时居选职十有余年，他推荐嵇康继自己之位，是为了缓和双方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世说新语·贤媛》之《契若金兰》条说：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
　　可见山涛与阮、嵇原为友好。《世说新语·栖逸》之《写信断交》条云：“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这就是嵇康之所以写这篇《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缘由。此注引《康别传》载：“山巨源为吏部郎（即选曹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这份绝交书，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典范，嵇康先讲自己的性格，其云：
　　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
　　这是讲自己生活上懒散成习。他又以禽鹿自喻，“志在丰草”，也就是表示自己不愿受官场的拘束。嵇康在文中把自己与阮籍比较，其云：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他认为“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说自己“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今先言其七不堪。“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说自己喜欢睡懒觉，不堪任事。“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有吏卒守在身边，自己没有行动自由了。“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那是说自己身上虱子多，要不时瘙痒，故无法穿官服拜会上司。“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这是讲自己不喜欢公文文书往来，到了官衙，势必文牍堆积如山，如果不相酬答，又要得罪官司之上下左右，如果勉强为之，亦不能持久。这是对文牍主义的批判，以发文来代替做事，这是古今之通病。“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此言丧事旧俗难以顺遂，这一点如今在农村亦是如此。“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此言官商共事之间种种陋习，他感到不堪入目，古往今来，场面上的事历来如此。“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此言官僚系统繁琐的事务主义，他不堪忍受，而此事于今为烈。这七不堪所揭都是古今官场的陋习，相互逢迎，庸俗吹捧之风历来很难改变，嵇康所言自己不堪忍受此类风气之侵袭，今人读来，或多或少都会有同感的吧！司马氏政权对嵇康以上七不堪尚能容忍，下面的二不可则为司马氏政权所不容，其云：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
　　这二不可，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拆穿了司马氏欲以汤武有道之臣伐桀纣无道之君为先例，以为篡弑曹魏政权行为的舆论根据。其实这个话也不是嵇康首倡，《汉书·儒林传》称：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这样便牵涉到汉景帝的祖父刘邦了，景帝只能出来打圆场说：“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黄生实际上是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其实这些观念到了魏晋，都作为老庄的思想了。
　　嵇康在说完这七不堪、二不可之后，他说：“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强调自己有这九种不堪为官之祸患，即使不招来外患，自己也会病倒的。接着他讲自己的近况，其云：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还讲自己：“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表示自己身体病弱，不想介入官场，以便保全余年，怎么可以做了黄门太监，还讲自己守住贞节呢？他这个话便得罪许多在朝的人了。最后他说：“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别是告别绝交的意思，白是禀告的意思，这是说我的想法便是如此，写这封信是为了解脱你对我的纠缠，也是为了告别。
　　郑重：此书称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个绝交书，不仅仅是对山涛个人的绝朋友之交，实际上是对司马氏权力结构的绝交，这当然会给嵇康带来严重后果。嵇康之死，难道真的由此而来吗？
　　朱永嘉：自然是如此，让我把这个过程交代一下。
　　钟会是钟繇的小儿子，其父曾任太傅，正始时曾任尚书、中书侍郎，他是司马师和司马昭身边的红人。钟会与嵇康曾有过一次交往，《晋书·嵇康传》载：
　　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
　　郑重：那么后来嵇康为什么会被抓的呢？
　　朱永嘉：其本传云：
　　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
　　《三国志·魏书》之《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
　　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指司马昭）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
　　由于司马氏强调以孝治天下，吕安既以不孝获罪，嵇康为其证清白，因而受到牵连而被捕。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杀，故在狱中作《幽愤诗》，只是鸣冤而已，借诗以叙其身世，今选录其中二段，并略作译解。其诗云：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嵇康在诗中感慨自己福分太薄，幼年家遭不幸，少孤而不懂事，初生在襁褓，是母亲和兄长抚养自己长大，只有慈爱而没有严格的管教，仰仗慈爱和娇宠而放纵自己的性格，又没有良师的训导，到二十岁成年时，依旧放任而没有约束，心志想效法古人，随心所欲地逍遥自在，喜欢老庄的思想，以养生为贵，抛弃名利，立下志向坚守真朴，涵养个性保持人之本真。又云：
　　曰予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磐。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这是说自己性格很笨，不够聪明，为善却不知如何选择交友，楚国子玉打败仗，是由于子之推荐错了人（表示自己看错了吕巽的人品）。尽管天子（指魏君）心胸宽阔，能包容如我这样可耻的人，然而执政大臣多邪僻，天子为政不由己。唯自己心地太窄，过于分清是非好坏臧否他人，当我感悟自己的过失，痛苦伤痕已印在心中，自己想要减少过错，但已谤声沸腾无休无止。我本性不想伤于外物，反而频繁遭人怨恨。过去自惭不如柳下惠，如今则愧对孙登。内心负疚违背夙愿，于外愧对诸好友。仰慕严（君平）、郑（子真）二隐士，乐道闲居心中自喜，与世无争远离名利。又云：
　　咨予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曷云能补。雍雍鸣雁，厉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畴。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
　　只能嗟叹自己命不好，遭遇罪过忧患。灾难并非从天而降，实因我为人太过愚顽。正理不直，反结祸患，终于招致牢狱之灾。回答狱吏粗横的审讯，囚在牢房不见天日。此次自己遭遇冤狱，实为不遇明时所致。虽说自己义正理直，反遭精神受辱，心志散乱。沧浪之水也难洗吾之污名，还有什么能回我之清白。大雁在空中鸣叫，奋起双翼飞向北方，尚能随着时令往返，无忧无虑自由来去。感叹我满腔充满怨恨，无法与大雁相比翼。事与愿违难以预料，遭此大难长久淹留，人生穷达在于天命，个人还能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呢？
　　最后他还说了一句：“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意思是说还是古人说得对，为人最好不要靠近名与利，对时事只能默默不语，才能保证灾祸无从发生。说实在的，嵇康遭此飞来横祸，还是由于他名气太大了，因而遭忌，他之所以被杀，钟会从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借吕安这件事，钟会对司马昭说：“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晋书·嵇康传》则云：
　　（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指司马昭）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郑重：历史还是有报应的，害人者必害己，钟会最终也不得好死。
　　朱永嘉：嵇康临刑时，表现了不屈的性格，《晋书·嵇康传》云：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 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
　　郑重：竹林七贤中，除了阮籍、嵇康之外，还有什么人值得关注的呢？
　　朱永嘉：嵇康死后，竹林七贤这一群体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向秀，字子期，曾作《思旧赋》怀念自己与嵇康、吕安相处的日子，《晋书·向秀传》载其文，今摘录其赋并序于下：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曰：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郑重：向秀《思旧赋》实在是一篇绝妙之佳赋，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
　　朱永嘉：原来你也喜读《思旧赋》，向秀不因嵇康、吕安就刑而有丝毫之贬词，刑罚与人心毕竟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嵇康之死，其实代表了魏晋知识分子那种不屈不挠、坚持自己信念、忠于理想的顽强性格，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所在。鲁迅在大革命时代，在广州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篇名文，及以后编《嵇康集》，所要继承和发扬的正是这样的风格，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光辉传统的体现。
　　郑重：魏晋之际，竹林七贤这类士大夫知识分子，评论家认为有消极的一面，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朱永嘉：是啊，任何社会风尚都是可以分析的，回过头来，如果从消极方面看，那还可以讲一下阮籍放荡不羁的风度应该如何看待，阮籍他们自己是如何想的，对当时社会生活又产生什么后果。司马氏倡导的以孝治天下，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对于礼俗之士而言，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并非出于真心，阮籍反对的是他们那套虚伪的礼俗，并非反对孝道本身。阮母葬礼，临诀时，“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晋书·阮籍传》）说明他对母亲的孝顺出于内心真诚，主张率真，反其自然。阮籍对自己的儿子阮浑说：“仲容（即阮咸，阮籍的侄儿）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阮咸传》中提到：
　　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籍弗之许。
　　这种荒诞放荡的行为，阮籍是反对的，他那样是做给司马昭看的。“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如果这种放荡甚至荒诞的行为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那就有害无益了，在酒席上饮酒至失态成为风气，那慢慢就会形成一种奢靡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