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元青花

    至正型元青花是元青花的经典代表。元代青花瓷种类繁多，唯有至正型元青花，被认为最能代表元青花的水准。海内外博物馆和市场上，最主流的元青花藏品仍然是至正型。而至正型的代表作，就是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青花龙纹象耳瓶。

   至正型元青花是景德镇生产的，这应该是当前国内外文博界、学术界的共识。

故宫博物院藏品

首都博物馆藏品
   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展出的至正型元青花，大多标明景德镇窑口。学术界、文博界在涉及到至正型元青花时，也一致认为是景德镇所生产。

美国馆藏品

日本馆藏品
   这种共识的形成，当然是建立在景德镇窑址考古基础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在景德镇湖田窑址区发掘出了唯一一座元青花龙窑，而在全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任何被学术界认可的元青花窑炉。

   然而，至正型元青花的出生地真的在景德镇吗？面对着景德镇元青花窑址的考古资料，我们很难说服自己确认这一点。
   首先，最直接的证据，至正型元青花的窑炉没有找到。湖田窑区发掘出来的元青花龙窑，是一座长度不过23米的小龙窑。属于小型元青花民窑，根本不可能烧制至正型元青花中那些大盘、大罐。也就是说，在景德镇地区，目前还没有发现烧制至正型元青花的窑炉。

   而众所周知，在我们已经发现、已经认定的古代窑址中，绝大多数都找到了窑炉遗址。下面是建窑的窑炉遗址和定窑的窑炉遗址。

图一，宋代建窑龙窑，长100多米

图二，宋代定窑窑炉遗址，窑炉中灰烬层的形态。②

   窑炉遗址并不是一定要找到完整的窑炉，像建窑龙窑窑炉这样被完整发现的可能性的确不大。可是，像这座定窑窑炉这样的灰烬型窑炉遗址，是不可能从地层中抹去的吧？只要这地方古代有窑址存在，即便损毁的再厉害，这样的灰烬遗址层是不可能消失的。

   然而，在景德镇元代瓷器层考古发掘中，这样的窑炉遗址也没有发现。

   是不是烧制至正型元青花的大型窑炉被掩埋在地层下面，还没有被发现？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在景德镇地区，可能性应该很小。因为，景德镇不同于其他古窑址区，这个地方北起南河岸，南到南山下，东至小南河西岸，西迄北望石坞面积约四十万平方米的范围内。从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和地方的文博、考古机构，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拉网式密集排查，翻了一遍又一遍。宋代的窑炉、明代的窑炉都找到了，元代如果在这里有大型窑炉不可能不被发现。

   其次，另一种直接证据，至正型元青花的窑址的窑具、残器遗址层也没有找到。古代烧窑，成品率都不高，残次品往往在40%以上。这些残次品一般都与窑具一起，堆积在窑炉附近，形成一个集中窑址窑具、残器遗迹层。从其他已经发掘的宋元窑址实际情况看，窑址中都有大量与匣钵粘连、匣钵烧塌、窑粘明显的窑址残骸。例如建窑窑址、定窑窑址、磁州窑窑址、龙泉窑窑址等等。

   但是，景德镇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至正型元青花窑址残骸遗址层（区）。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像伊朗、土耳其等地那种大盘、大瓶，烧制的成功率非常低，最初的废品必定相当高。这些大件的残次品和烧制它们所用到的匣钵、匣筒无论堆积在哪里，都会形成一个不小的山包。如果存在于景德镇地区，怎么可能这么多年反复考察、挖掘都没发现？

图三，建窑牛皮仓遗址的窑址遗迹堆积区③

图四，定窑涧磁村遗址的窑址遗迹堆积区④


   窑炉和窑址残骸遗址，这两种窑址存在的直接证据都没有发现，按理说就不应该断定这个地方存在至正型元青花窑址。可是，在景德镇地区的考古发掘中，确实发现了不少至正型元青花的残片标本。这类集中出土的元青花残片标本，可以成为窑址存在的证据吗？

   不一定。残片、碎片集中堆积地并不一定就是窑址遗迹。从景德镇目前对元青花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出土元青花瓷片最多的地方是太白园机米厂，其次为落马桥、四图里、小黄家上弄（十八桥）、戴家弄、小巷嘴等地。

   这些地方出土的元青花残器和碎片，大都干净、规整。很少见到带窑粘、变型、连窑具的元青花窑址残骸。在国内，除了景德镇地区，出土元青花残片较多的还有北京元大都遗址和内蒙古。其出土元青花残器和碎片的表现，与景德镇地区出土的非常近似。难道这些地方也应该被认为是元青花窑址区？

图五  落马桥太白园机米厂出土元青花标本⑤

图六  四图里第三中学出土标本⑥

图七  湖田窑博物馆的湖田窑区出土标本⑦

   景德镇元青花考古发掘出来的瓷片还很多。但从公布的图片来看，绝大多数都没有窑粘和匣钵残骸。

落马桥红光瓷厂西门发掘的瓷片。

四图里第三中学发掘的瓷片。

小黄家上弄发掘的高足杯瓷片。


   以上公布的发掘图片，除最后小黄家上弄中间那片高足杯瓷片，可以认定为窑址货外。其它瓷片都很干净，没有什么依据支持将它们认定为窑址货。

   元青花残片集中出土的地方可以确定为元青花遗址区，但不能确定为元青花窑址遗迹区或元青花窑址区。元青花窑址区的确认，至少应该发现前面提到的两大直接证据之一。遗憾的是，在景德镇地区的考古发掘中，这两大直接证据一个都没有。

   既然在景德镇并没有找到至正型元青花窑址的直接证据，那为什么还要匆匆认定至正型元青花窑址就在景德镇呢？这里面的问题无法不让人深思！


   有人认为，景德镇地区没有找到至正型元青花窑址的残器、窑具遗迹层。是因为这些年来，盗挖盗掘的现象太严重了，以至于这些遗迹层被破坏掉了。这种说法更难以成立。即使整个遗迹层都被盗挖过，那些至正型元青花的窑具、残骸盗挖者不可能都搬走。更何况，截至目前为止，在市场上能够见到不少的普通元青花窑址残骸，可至正型元青花的窑址残骸却极少见到。

   下面是笔者这些年来收集到的元青花窑址残骸。

图八  匣钵叠烧粘连的元青花小盏⑧

图九  过烧变型的元青花碗⑨

图十  炸裂变形的元青花大碗⑩


   这些元青花窑址残骸大多是普通元青花小件。图十这件30多公分的元青花大碗，是唯一可以算作至正型元青花的窑址残器，但它仍然不是伊朗、土耳其那类大件的窑址残骸。那些高达一米以上，或直径在60多厘米的至正型元青花大瓶、大盘的窑址残骸，即使都被窑址遗迹的盗挖者盗走了，也必然会在市场上出售。可是，至今无论在市场上，还是民间藏家手中，连一片大型的至正型元青花窑址残骸都没有见到，这说明什么？

   这只能说明，至正型元青花窑址无论是在景德镇地区，还是在其他地区都还没有被发现。具体究竟在什么地方，目前还难以定论。

   作为学术界、文博界来说，这本来是一个考古常识。没有任何疑问的常识。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仅官方口径一致的认为所有至正型元青花都产自景德镇。民间一些所谓主流元青花收藏者、研究者，也死死抱着至正型元青花窑址就在景德镇这个结论不放。甚至容不得任何人探讨景德镇以外地区可能存在的元青花窑址。更有甚者，直指所谓探讨景德镇以外元青花窑址的努力，就是在为不开门赝品、仿品找借口。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么多年过去了，至正型元青花窑址，并没有如这些人所愿在景德镇露出头来。相反，越来越多的迹象和证据显示出，即便是普通民间元青花，景德镇也绝对不是唯一的窑址所在地。

   既然如此，那么景德镇地区这些年来考古发掘出那么多的至正型元青花残片标本又该怎么解释呢？不错，景德镇地区出土的元青花标本中，确实有数量不少的标本属于至正型。

图十一元青花标本展残片⑾

图十二  元青花标本展残片⑿

图十三  元青花标本展残片⒀

   上述标本都可以看作是至正型的。这是去年在北京举办的“辉煌印记”中国元青花标本展中展出的部分至正型元青花标本。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标本全部都干干净净。没有窑粘、没有匣钵粘连、也没有严重的变形，显然都不是窑址残骸。

    既然他们不属于窑址残骸，那就无法证明它们出土的这些地方就是窑址。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至正型元青花残片出土的地方，不是什么窑址，而是元代存放元青花成品的仓库所在地。这些元青花残片，与在内蒙元上都和北京元大都发现的元青花残片一样，是元青花在进入、搬运过程中损坏留下的。

   这仅仅是一种猜测吧？有没有依据或证据来证明这种说法？当然有，我们慢慢往下看。

   根据曹建文、徐华峰《近来来元代青花窑址调查与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第六期）一文的观点，景德镇地区的元青花窑址区，除了湖田窑址区，更多的应该是在景德镇老城区。也就是在小巷嘴、落马桥、电瓷厂—刘家弄、戴家弄、小黄家弄—桂花弄（十八桥）、四图里（半边街）这六处。可是，从地形地貌看，这些被认作是“元代青花窑址”的地点也有诸多疑点。

   古代无论是龙窑还是馒头窑，都需要有一定坡度控制窑膛内抽风强度和火流的走向。对照下面图十四、图十五，从落马桥、四图里、十八桥、戴家弄这些元青花残片集中出土处的地形地貌来看，这些地方都是平地，基本没有坡度，元青花窑址不可能建在这些地方。

图十四  景德镇市区元青花窑址示意图⒁

图十五  景德镇市区地形图⒂


   不仅如此，我们图十四可以看到，这些“窑址”的分布很奇怪，它们是沿江边一字排开的。在这么狭窄的地域，一字排开这么密集的“窑址”，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

   这种现象用窑址是解释不通的，反过来，如果说落马桥、四图里、十八桥、戴家弄这些元青花残片集中出土处不是窑址，而是元青花仓库的话。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元青花瓷器仓库密集的建在江边，一字排开，方便水运。这就非常合情合理了。既然是仓库，当然应该建在平坦的地形上。这些地方没有坡度那当然是正常的。

   而且，为什么在景德镇找不到至正型元青花的窑址残骸？出土的至正型元青花残片为何都干干净净？也有了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些地方是元青花仓库，至正型元青花残片是在搬运过程中损坏，堆积在附近的。这与内蒙元上都、北京元大都集中出土元青花瓷片的情况完全相同。它们都不是窑址，而是元青花的仓储转运地。

   按照目前景德镇地区的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发现，以及上面的考证和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景德镇地区目前并没有发现至正型元青花窑址。已经发现的至正型元青花残片，是景德镇地区设立的大量元青花瓷器仓库在搬运过程中产生的。

   至于景德镇地区为什么会在元代设立大量的元青花仓库？且听下回分解（元代浮梁瓷局功能的重新考证）。

①2006年笔者摄于福建建阳县水吉镇建窑遗址
②2010年笔者摄于河北省曲阳县燕川村某工地
③2006年笔者摄于福建建阳县水吉镇建窑遗址
④2010年笔者摄于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古代“龙泉镇”遗址
⑤《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第六期，曹建文、徐华峰《近来来元代青花窑址调查与研究》一文附图
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第六期，曹建文、徐华峰《近来来元代青花窑址调查与研究》一文附图
⑦ 2005年笔者摄于江西景德镇湖田窑遗址博物馆
⑧标本2010年笔者征集于江西抚州地区市场
⑨标本2009年笔者征集于江西景德镇地区市场
⑩标本2009年笔者征集于北京潘家园市场
⑾2010年笔者摄于北京荣会艺术中心“辉煌印记”中国元青花标本展
⑿2010年笔者摄于北京荣会艺术中心“辉煌印记”中国元青花标本展
⒀2010年笔者摄于北京荣会艺术中心“辉煌印记”中国元青花标本展
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第六期，曹建文、徐华峰《近来来元代青花窑址调查与研究》一文附图
⒂2010年Google卫星地图景德镇市区截图
                                                                 （第一章 全文结束）

正本清源元青花之二：元代浮梁瓷局功能的重新考证（2011-04）

 

                             作者：后学无遮                   

                       http://bbs.findart.com.cn/3221921.html

 

   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了浮梁瓷局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目前学术界的认识比较一致，就是朝廷设在景德镇的唯一一家管理全国瓷业生产的专业机构。“元代在景德镇专设浮梁瓷局，负责为宫廷、官府督造瓷器事宜。”①“元代统治者把唯一一座管理瓷业生产的机构——浮梁瓷局，设置在景德镇，这在当时中国的许多瓷区中是绝无仅有的。”②

   对此，似乎也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质疑。可是，如果按照这么一个认识，我们结合史料记载来仔细作些分析，就会发现许多解释不通的现象。

   首先，我们来看看道光十二年，《浮梁县志》“陶政”篇的记载：

 文中唐、宋、元、明均有涉及。而有关元代的记载清清楚楚：“元更景德镇税课局监镇为提领，泰定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③

   宋代是“奉御董造”，元代是“有命则供”，明代建有御厂官窑。由此可见，元代在景德镇管理浮梁陶政的机构是税课局，而并非浮梁瓷局。为什么在各版本的浮梁县志“陶政”，都只提税课局，而对朝廷设置在这里，专门管理陶瓷生产的浮梁瓷局避而不谈呢？谁都清楚，古代县志，对于当地与朝廷有关联的人和事，不可能不给于高度关注。这篇浮梁县志中，提到了宋代“奉御董造”，提到了明代建御窑厂，这都是与朝廷有关的事项。像“奉御董造”，可能仅是一个传说，也被记录了下来。很清楚，能为朝廷服务，就是浮梁地方的光荣。可对于朝廷在浮梁设专门瓷业管理机构，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能被忽略呢？

   再看看明朝《江西大志》记载：“宋景德中始置镇，因名。置监镇一员。元更景德镇税课局，监镇为提领”。④以及清朝《景德镇陶录》记载：“元改宋监镇官为提领，至泰定后又以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税课而已，故惟民窑著盛，然亦无多。”⑤都没有提及过这个浮梁瓷局。这就不得不令人感到奇怪了。这个浮梁瓷局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其真正职责究竟是什么？真的就像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是元朝廷设在浮梁的为朝廷服务的专业瓷局吗？

 《元史》记载，“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史志记载非常清楚，浮梁瓷局在至元十五年设立，这点不容怀疑。因此，浮梁瓷局的存在没有理由去怀疑。而职责也很明确：“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⑥从字面理解，无疑是一个管理机构。这样的话，这个浮梁瓷局，应该是负责全国范围内烧造的瓷器、以及漆造的马尾、棕藤、笠帽等产品的管理。果若如此，这个浮梁瓷局的职权应该相当大了。可为什么其大使的品秩才区区秩正九品？一个典型的九品芝麻官？其次，再看看《元史志》对匠作院下面其他机构的描述：

  “画局，秩从八品，掌描造诸色样制。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

  “装钉局，从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

  “大小雕木局，秩从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

  “上都金银器盒局，秩从六品，至元十六年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⑦

   这些职权范围很小、职责很单一的机构，品秩都比浮梁瓷局高。一个单纯描造诸色样制的画局，品秩都是秩从八品。浮梁瓷局要管理全国范围内的瓷器和漆器制造，这么低的品秩就难以理解了。例如，前面《浮梁县志》陶政篇记载的，“元更景德镇税课局监镇为提领”，提领一职就比大使品秩高，至少是秩从七品。一个九品官怎么管理七品官呢？

   这点，从朝廷设立的几个窑场来看，也很清楚。平则门窑场，给从六品印。光熙门窑场，给从八品印。大都四窑场，秩从六品。这就充分说明，随便一个官窑场，都在八品、七品以上。如果说浮梁瓷局管理着景德镇地区几个官窑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九品芝麻官怎么管辖他们？更何况还要管理全国的陶瓷窑场、漆器作坊，这怎么都说不通。

 

   那么，浮梁瓷局会不会只是一个业务协调机构，而不是行政管理机构。例如，代表朝廷匠作院给各窑场下生产订单，按订单供应原材料（御土、进口青料），以及窑场之间优秀工匠的调度、协作，等等。也不可能，因为元代实行的是很特殊的“官匠”体制，有专门的“匠官”来管理这些官匠。

   例如，《元史》中有明确规定。凡匠官：至元九年，工部验各管户数，二千户之上至一百户之上，随路管匠官品级。省议：“除在都总提举司去处，依准所拟。东平杂造提举司并随路织染提举司，二千户之上，提举正五品，同提举从六品，副提举从七品。一千户之上，提举从五品，同提举正七品，副提举正八品。五百户之上至一千户之下，提举正六品，同提举从七品，副提举从八品。三百户之上，大使正七品，副使正八品。一百户之上，大使从七品，副使从八品。一百户之下，院长一员，同院务，例不入流品，量给食钱。凡一百户之下管匠官资品，受上司劄付者，依已拟充院长。已受宣牌充局使者，比附一百户之上局使资品递降，量作正九资品。”⑧

   这里对匠官的官职、以及他们的品秩都有严格的规定，浮梁瓷局无疑在此规范内，不可能另外出现一个业务管理机构。这都是我们现代管理的概念，在古代封建社会的朝廷管理体制中是不存在的。

   能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的，还有元代《静斋至正直记》。

 文中清楚写到：“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⑨

   注意其中“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这句，说的是每年朝廷会派出官员来饶州监造。如果浮梁瓷局是朝廷的瓷业管理机构，即便是业务管理，可以代表朝廷监造，何须另外差官呢？朝廷为何不能让浮梁瓷局官员监造，而要舍近求远另派官员？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只能是浮梁瓷局大使品秩太低，不能胜任监造之职，而须另派品秩高的官员监造。

   这就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了。如果浮梁瓷局有瓷业生产的管理权，或者哪怕有代表匠作院进行业务管理的权力，那么，其品秩一定不止秩正九品，而应更高。只授予浮梁瓷局大使稚正九品，说明其职能合适这个品秩。那么，究竟是什么全国性的职能，只需要一个九品官就能胜任呢？

   就在对元明文献分析陷入山穷水尽之际，另外一段宋代文献记载给了我们柳暗花明的启示。

《宋会要辑稿》记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拣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⑩这段文字表明，在宋代，瓷器和漆器库就设在汴京的建隆坊，当时，包括浙江（明、越）、江西（饶州）、河北（定州）、山东（青州）生产的瓷器、漆器都要送到这里验收入库，由内侍监库。景德四年真宗下令，在朝廷按需要挑选过后，多余的将样品送三司估价，然后可对外出售。

 这段文献简直太重要了，它令我们豁然开朗，上面所有的困惑迎刃而解。

元代设在景德镇的浮梁瓷局根本不是什么瓷业、漆业管理机构，而仅仅是一个朝廷设在景德镇的库房监库、或者说是库房总管。浮梁瓷局的设立就是承袭了宋朝的瓷器库旧制，只是将瓷器、漆器库从汴京建隆坊移到了浮梁而已。其瓷器库的管理功能，包括漆器库的兼管功能都基本相同。宋代仅以内侍二人监库。元代有所扩大，设立了正式的浮梁瓷局这样一个机构。设置了大使、副使官职，可以统领十多人到几十人负责掌管朝廷设在景德镇地区的陶瓷库和漆器库。

   前面的种种疑惑和不解，至此就全部明白了。

  《浮梁县志》“陶政”以及《江西大志》、《陶录》中，为何从来没提及浮梁瓷局？因为浮梁瓷局根本不是浮梁县的机构，更不是代表朝廷管理浮梁县和全国瓷业的管理机构。它仅仅是朝廷设在浮梁的库房管理部门。与浮梁县陶政没有必然关系，当然没必要提及。而浮梁瓷局大使品秩为正九品也就合情合理了，一个统领着十几个到几十个人，负责一大片陶瓷、漆器国库库房管理的总管，这个品秩无疑是恰如其分的。

   如此一来，浮梁瓷局在景德镇所扮演的真实角色也应该很清楚了。

   在当时，全国、至少南方各地生产的瓷器都要送到景德镇来验收入库，景德镇由朝廷出资，建有大量的国库用来存储全国各地、包括本地窑场送来的合格瓷器。这些瓷器入库后，由朝廷根据需求，分配给各地官府或军队使用。各地官兵直接到浮梁瓷局仓库中提货，然后，通过水运或陆运运走。官兵用不完的产品和工部（或匠作院）要求烧制的其它贸易产品，都可以在估价后进行商业交易。包括内外贸易，也是从浮梁瓷局仓库发货。这就是浮梁瓷局的真正职能，与宋代瓷器库的功能基本一致。

 这样一个考证结果，可能会让许多人感情上无法接受。怎么可能？堂堂浮梁瓷局怎么可能只是朝廷设在浮梁的一个仓库管理机构呢？浮梁瓷局管辖着景德镇地区的数个官控窑场，这几乎是人们一致的共识了。还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浮梁瓷局是代表朝廷设在浮梁县管理官窑的唯一机构，只不过当时的官窑属于“有命则供，否则止”的形式。可事实真的不是这样。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品秩阶级是丝毫不可错乱的。稚正九品的官员，就是仓库总管、副总管的最合适人选。

实际上，浮梁瓷局的职能，从另一句话来分析，就更清楚了。那就是“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

  大家知道。景德镇既不产漆器、也不产棕藤等原材料，浮梁瓷局为什么要设在这里？漆造工艺，元代最有名的在江西宜春、波阳，还有江苏的扬州。而棕榈的产地以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为多，江西少有。都不在景德镇，浮梁瓷局怎么去管理和管辖？所以，只能是当时漆器和漆器原材料的国库，也设在景德镇，浮梁瓷局管理的是这些仓库。为什么这些国库要设在景德镇，因为，景德镇地处中原，水陆交通都方便。唯有如此，朝廷让浮梁瓷局在景德镇“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才能说得通。

   所以，浮梁瓷局的根本性职能就是仓库管理。当然，作为一个朝廷外派的独立机构，除管理仓库货物进出库外，应该还拥有一些朝廷授予的适当职责。根据古代“烧窑在***，收银在浮梁”的说法，像产品质量检验，合格品验收付款这些职能或许浮梁瓷局也会有。甚至“御土窑”的“御土”管理，或者珍贵釉料的管理，都可能归浮梁瓷局兼管。但是，无论官窑还是民窑，浮梁瓷局对他们都不可能有管辖权，具体管理各窑场只能是当地的税课局，或其他更高品秩的官员兼管。总的来说，浮梁瓷局其他权限无论还有哪些，它的根本职能只有一个，那就是朝廷陶瓷、漆器（包括陶瓷、漆器原材料）的国库管理，而不是什么瓷业生产管理，更不是官办、官控窑场管理。

参考资料

①《中国陶瓷史》叶喆民著

②《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张浦生胡雅蓓1987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

③《浮梁县志》陶政篇 道光十二年版

④《江西大志》明朝王宗沐撰

⑤《景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清朝兰浦著

⑥《元史》（志第三十八　百官四）

⑦《元史》（志第三十八　百官四）

⑧《元史》（志第三十二　选举二）

⑨《静斋至正直记》元人孔齐所著，又名《至正直记》

⑩《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四十六册《食货》五二之三七

                                                                （第二章 全文结束）

 

转帖国内有关浮梁瓷局功能考证方面的文章，供各位同好参考 ——

 

元代景德镇浮梁瓷局所辖窑场性质辨

 

 

                                  陈力子   （2010-06-2515-52）

 

   元代景德镇是否存在官窑的问题一直为陶瓷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近年来，不少景德镇陶瓷考古专家通过出土发现和文献研究，肯定了元官窑在景德镇是存在的。其最直接的依据即元代统治者设置于景德镇的官方监管机构——“浮梁瓷局”，以及文献中提到的有关“御土窑”的记载。有学者提出更进一步细论，浮梁瓷局是官窑的一个管理协调机构，真正的官窑应是“御土窑”（陆明华，2006）。然而有观点驳斥曰：“御土窑的‘窑’字，当作‘窑器’或‘瓷器’解释，并不能作‘窑炉’或‘窑场’解（李民举，1994）。”但亦有学者怀疑景德镇官窑的存在，认为元代景德镇浮梁磁局管理的窑场，性质仍然属于民窑，浮梁磁局作为征收瓷业税的政府机构存在，同时也担负着监管官府、皇室向制瓷质量精良的民窑订制瓷器的任务（余家栋等，2005）。而众多学者对元代景德镇官窑的具体窑口并无明确的说明，且就其论证来看，浮梁瓷局管辖着景德镇不止一处窑场。有学者亦得出结论：浮梁瓷局曾把官匠安置在技艺先进的镇窑与湖田窑两地生产，而非如明清时代把匠人集中在珠山御厂进行烧造活动（刘新园，1981）。浮梁瓷局所管辖的窑场，究竟是官是私，众说纷纭，一时莫辨，笔者即欲在理清各种观点之基础上，尽可能忠实地还原元代景德镇窑的性质。

古代生产陶瓷器的窑场，性质主要为两种：由民间经营的瓷窑，相对于政府专设的官窑而被称为民窑，有些产品精良的民窑亦会被指定烧造进贡宫廷的供器（叶佩兰，2004）；由官府出资兴建、产品流向由官府控制的官窑。官窑中又衍生出一种特殊的类型即御窑，其最显著的特色是产品为皇帝所垄断（王光尧，2004）。官窑作为官手工业体系中的陶瓷“工厂”，生产管理必然受到官府的监管，这主要体现在其瓷器产品必需按照官府规定的尺寸、样式来生产，且产品流向由官府决定。而与此相对，民窑的生产和管理、产品流向就是由窑主决定的。

元代统治者设立浮梁磁局的目的明确：“至元十五年，置曰浮梁磁局，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元史·百官志》）。”众多学者认为元代景德镇存在官窑最直接、最重要的证据便是此条。但从记载中可见，对浮梁磁局的任务规定中除了掌管烧造瓷器，还兼有制造其他用具。笔者认同“浮梁磁局并不是直接烧造瓷器的窑场”一说，亦认同御土窑并非指窑场而指窑器一说，那么，浮梁磁局“掌烧造瓷器”一条是否就是指管理官窑的生产令人存疑。再者，除了记载浮梁磁局功能与御土窑的史料以外，鲜少出现元代关于官窑设置的其他史料，这就为元代景德镇是否存在官窑留下了较大的商榷空间。

   而被普遍认为是官窑产品的御土窑器，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以供，谓之御土窑。烧罢以封，土不敢私也（元·孔齐《至正直记·卷二·饶州御土》）。”此条记载可以说明，在景德镇窑场中应该是存放着一批造贡器的瓷土，每年中央派遣官员监造御土器上贡，从“土不敢私也”可见除了烧造上贡中央的瓷器外，还有“私”的瓷器的制造，虽然无法从此条断定“私”究竟指的是地方官府还是民窑，但御土窑器烧造的窑场兼烧其他的瓷器是可以肯定的。再者，监造上贡瓷器的工作为什么不让浮梁磁局的官员担当，而要另外派官？因此笔者推测浮梁磁局的官员在其所辖窑场不需要烧造上贡瓷器的时段内，或许并没有干涉权，只对景德镇地区的窑场生产作业有宏观上的管理和监督。所以元代浮梁磁局所辖窑场性质并非官窑，是担有上贡任务的民窑，或为贡窑。御土窑器和其他带有“枢府”“太禧”铭的瓷器便是官府向这些贡窑订制的产品。

   台湾学者施静菲提出，从元大都出土的瓷器品种来看，除了景德镇出产的青白瓷和青花以外，北方磁州窑系产品、南方龙泉窑等名窑产品亦为蒙古宫廷所喜爱。元代统治者是否在这些地区也设置了诸如景德镇浮梁磁局这样的机构迄今对此研究较少，但施之文章暗示读者，浮梁磁局所辖窑场的出品，在元宫廷中并不比磁州窑或龙泉窑产品更受到元统治者的青睐。因此在景德镇设置官窑的观点或不可取。

   近期，《故宫博物院院刊》刊发了对2000年以后在景德镇老城区城市改造中揭示出来的6处青花窑址及其出土的部分元青花瓷器的介绍一文，此文在提及元代是否存在官窑时，根据青花窑址的分布，提出元代所谓“官窑”的瓷业作坊不只一处，因而论定元代若存在官窑，其概念与明代独一的官窑并非同一概念。但该文作者并未说明元代官窑之定义从何而来，因此笔者以为，若元代官窑与明代官窑并非同一概念，是否恰可以说明发现的这些景德镇元代瓷窑并非官窑性质？该文作者亦提到，景德镇所有的元瓷作坊都要受到浮梁瓷局的管理，或许要承担宫廷下派的烧造任务，而无任务时便可自由为海内外市场生产。

   对比元代琉璃窑场这一与制瓷窑场具有相似性质的手工业生产窑场，元代有明确记录的官琉璃窑的管理与生产方式严格许多。王光尧在其《元明清三代的官琉璃窑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元代隶属中央的官琉璃窑场设置在都城之内，且“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将能工巧匠搜罗聚集于京师为宫廷烧制琉璃。从其设有管理窑务的常官级别“大都四窑厂，秩从六品，……”可见其高出浮梁磁局“秩从九品”不少；而法纪对窑场内的管匠官、隶官工匠亦有相当多的明文规定。由此或可见，元代统治者重视琉璃的生产，便制订出许多的规章制度；而其对制瓷业较为松散的管理，亦能说明其不设瓷业官窑的可能。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元代景德镇浮梁磁局所辖的湖田窑以及珠山明御厂一带的窑场并非元代官窑，而是政府选定的具有良好基础的民窑作为烧造宫廷摊派瓷器的贡窑，浮梁瓷局行使宏观管理以及收税的功能，对窑场日常的瓷器烧造、产品流向并不加以干涉。

 

 

 

本人元青花系列学习贴导读（后学无遮）：   

         （点击以下标题可以直接浏览原帖）


1，元青花呀元青花，几度真来几度假。
将馆藏品与民间藏品进行PS处理（用软件对图片背景进行统一处理）后，让大家来分辨。除了没有底图，都有非常清晰的放大图，微观图。虽然馆藏品大多是比较常见的，可是，误判的人还是不少，其中包括一些名气很大的高手。说明网上鉴瓷、尤其是对元青花的鉴别，很不可靠。

2，元青花珍稀标本，至正型大碗和细砂底残片。
30多公分的至正型元青花大碗，而且是炸裂变形的窑址货。在国内还根本没有发现至正型元青花窑址的现状下，这种至正型元青花窑址货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还有细砂底的至正型元青花残片，这种光滑如“婴儿屁股”的细砂底，传说中只有永宣出现过。难道这种底真的在元代就有了？看来，对元青花的认识，我们知道的还很少很少。

3，罕见馆藏元青花盘（一度砖声四起）。这个有着可靠出土背景的元青花盘，在某元青花专版发出后，遭到了无情的否定。毫无疑问，这个盘子与我们内陆馆藏元青花标准是有着明显的不同。发色更清淡，层次更单薄。因此，那些所谓的元青花高手，很自然的枪毙了它。由此可见，多少民间藏家手上的真品元青花，都被他们大砖一挥，砸了个稀巴烂。

4，放大元青花之一：形形色色的标本。
此贴展示了众多形态各异的元青花标本。正因为品种太繁多了，很多是人们不常见的，与馆藏标准器、景德镇出土标本有差异的。因此，其中的精品也被大多数高手、行家所否定。尽管如此，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针对其中某块标本谈出自己不看好的见解和依据。只有那些民窑大路货，得到了一致认可。

5，放大元青花之二：扑朔迷离的残骸。
连瓷片标本人们都不认，那还有什么办法？有，我们可以找来一些窑址元青花、明青花残骸。这种青花残骸第一造假难度更高，第二即便可以造假也不值钱。无论哪些“砖家”、“权威”如何蛮横，面对着这样的一文不值的青花残骸，恐怕再肆无忌惮的砸也不够底气了。于是，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青花残骸，看看从它们身上反映出来的元青花的复杂性。

6，正本清源元青花之一：对至正型元青花出生地的再思考。元青花研究了几十年，海内外都一致认为至正型元青花的窑址就是在景德镇。可是，这篇论文以详尽的事实依据，层层推理的逻辑分析，无可辩驳的指出了：断言至正型元青花窑址在景德镇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并进一步指出，景德镇之所以出土了那么多的元青花标本，包括至正型元青花残片，是因为景德镇当时是元代瓷器国库的所在地。元青花残片是这些仓库中的元青花在搬运过程中损毁而遗留。

7，正本清源元青花之二：元代浮梁瓷局功能的重新考证。
景德镇在元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元瓷仓库呢？因为元代瓷器国库就设在景德镇，而浮梁瓷局就是管理这些瓷器国库的管理机构，并不是什么全国瓷业生产管理机构。一个让海内外元青花研究屡屡陷入歧途的天大误解，终于等到了正本清源的这一天！这么一个漏洞百出的浮梁瓷局功能定位，竟然几十年来无一人提出质疑！可悲啊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