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严武不但是好朋友，而且是“世旧”之交——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与严武的父亲严挺之都是唐代名臣，想必他们也有过交往，或许也是好朋友呢。
杜、严二人还有个共同的朋友，叫房琯（音guǎn），一度官居宰相，与杜甫曾是“布衣交”，而严武的官职也有赖于房琯的推荐。可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房琯率唐军反击叛军，陈陶泽（今陕西咸阳市东）一战，竟惨败而归，四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杜甫的七律《悲陈陶》与五律《对雪》，记载的就是这场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房琯罢相已是顺理成章、早晚间的事了，可是官居右拾遗的杜甫却偏偏要上疏替他辩护，说什么房琯“罪细，不宜免大臣”。唐肃宗李亨大怒，准备严厉地惩治杜甫。幸亏有人劝阻说：“杜甫如若因言获罪，只怕要断绝了言路。”肃宗皇帝这才不再追究。可是杜甫在向皇帝“谢罪”时，仍然喋喋不休地诉说房琯品德如何如何高尚，对皇帝如何如何忠心，希望“陛下弃细录大”，继续重用房琯。肃宗没有再理睬他，只是将杜甫贬为华州司户参军，房琯则被贬为邠州刺史。
兵荒马乱的年月，当一个穷官也不容易。由于关内大旱，华州一带“谷食踊贵”，杜甫虽然亲自“负薪采梠（音lǚ）”，儿女仍然饿死了好几个，不得不弃官入蜀，筑草堂于成都，生活仍然困窘异常。幸亏过不多久老朋友严武再次担任剑南节度使，坐镇成都，便将杜甫收入幕下，并上奏朝廷，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后人称他“杜工部”，即缘于此。
严武厚待杜甫，使杜甫的境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然而严武性情暴虐，喜怒无常，可不是个好相处的主儿。据《新唐书·严武传》所载：严武自幼豪爽。他父亲严挺之并不喜欢自己的妻子（严武的母亲裴氏），却特别宠爱小妾英娘。严武见母亲整天愁眉苦脸的，问明了缘故后，便趁英娘熟睡时，拿着把铁锤进入其卧室，砸碎了她的脑袋。那一年，严武才8岁。左右婢仆大惊失色，急忙禀白严挺之道：“小郎戏杀了英娘。”所谓“戏杀”，就是在玩耍中不小心误杀了，婢仆们怎会料到一个8岁的孩童会成为凶手，有意杀人呢？可是这个8岁的孩童不但挺身而出，而且理直气壮地责备父亲道：“哪有身为国家大臣却厚妾而薄妻的呢？孩儿是故意杀掉她的，并非戏杀。”其父也惊骇异常，却不无赞许地说：“这才是我严挺之的儿子啊！”
严武长大后，历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并两度出任剑南节度使，镇守四川。这期间，他曾大败吐蕃七万余众，攻拔当狗城，收取盐当城，因功进封检校吏部尚书，赐爵郑国公。敌军闻其威名，不敢近境。可是，他在川中穷奢极侈，赋敛无度，将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折腾得“闾里为空”。作为一个土皇帝，他又专横跋扈，恣行无忌。谁如果一句话使他高兴了，就可以立即获得上百万的赏赐；倘若不小心惹怒了他，弄不好就会人头落地。章彝，堂堂一个梓州刺史，也曾经照顾过杜甫，就因为一点“小忿”，被严武借故杀掉了。其时，推荐、提拔过严武的宰相房琯已经被贬为刺史，正在严武属下。严武不但不念朋友情，不报往日恩，反而“慢倨不为礼”。李白的名诗《蜀道难》中有这么一段：“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据《新唐书》所云，李白一是指斥严武，二是为房琯与杜甫的生命安全担忧，并劝喻他们早日离开蜀中这块是非之地。倘若此论属实，则李白笔下的严武，就不仅仅是独霸四川的土皇帝了，简直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毒蛇猛兽。
那么，居住于成都草堂中的杜甫，究竟有没有生命危险呢？答案是肯定的。
《新唐书》说杜甫“性褊躁傲诞”、“旷放不自检”；《旧唐书》更说他“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其依据有二：一是说杜甫在成都草堂种花植树，纵酒啸咏，与当地的庄稼汉、老农夫混在一起，“相狎荡，无拘检”，大概是指责他身为朝廷命官——工部员外郎，竟然混迹于“群氓”之中，成何体统！更不能令那些史官们容忍的是，当堂堂剑南节度使、蜀中最高长官严武念及朋友之情，携带着美酒佳肴，亲自到他家屈尊拜访时，杜甫见了，依然蓬头散发，既不裹一块头巾，也不戴一顶帽子，一副自由散漫的架势——这不是轻视、怠慢于己有恩的贵客么？二是当严武将杜甫邀请至自己的官署中款待时，杜甫喝得醉醺醺的，竟然登上严武之床，两眼直瞪瞪地盯着严武说：“想不到严挺之竟然有这样一个儿子！”《旧唐书》说“（严）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瞧，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多么宽宏大量啊；《新唐书》则说“（严）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比较接近实际了，表面上虽不露声色，内心却恨恨地记下了一笔账；更有野史如《唐语林》则说，严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耶？’合坐皆笑以弥缝之。”“恚目久之”已经是非常恼怒了，接下来又威胁杜甫，并直呼其爷爷的名字，你杜审言的孙子竟然敢捋虎须么？如果此时有人火上浇油地再不冷不热地挑唆几句，只怕杜甫就性命难保了，幸亏那帮客人都比较厚道，笑着加以解劝，杜甫才化险为夷。平心而论，杜甫虽然有不少毛病，过于偏激，不拘小节，却更有一副古代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即使你对我有恩，我也不会降低人格巴结你。然而，在这个独霸一方而又专横暴虐、喜怒无常的土皇帝面前，他能够既保留着铮铮傲骨而又安然无恙，也堪称奇迹了。严武虽然“最厚杜甫”，却又“欲杀甫数矣”。据《新唐书》载：一天，严武要杀掉杜甫与章彝，已经命令将吏们都集合于辕门了。不巧，就在严武将要威严地出至中堂，传下那令人生畏的杀人令时，头上戴的官帽却一连三次被挂在帘钩上。就这么一耽搁，严武的侍从中有人急忙禀白其母裴氏，裴氏急奔而至，才救下了杜甫。唯独章彝晦气，无人相救，不幸遇难。
严武欲杀杜甫，在唐诗中亦可得到佐证。杜诗中有多首与严武唱和的诗，而《全唐诗》中所收严武的六首诗中，就有三首是赠酬杜甫的。且看严武写给杜甫的一首七律《寄题杜拾遗锦江野亭》：
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
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
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
兴发会能驰骏马，应须直到使君滩。
此诗貌似平和，实质多处透露出杀机。如果说“何须不著鵕鸃冠”还只是委婉地责备杜甫不整冠见客是不知礼节的话，“莫倚善题《鹦鹉赋》”却是直截了当地给予警告了，用的是东汉末年的典故：著名文士祢衡性格刚强傲慢，不为权贵所容。曹操欲召见，他谢病不往，被曹操强行罚作鼓吏。祢衡当众裸身击鼓，羞辱曹操。曹操大怒，将他遣送到刘表处，刘表又将他转送江夏太守黄祖。黄祖的儿子黄射为章陵太守，尤其敬重祢衡。一次黄射大宴宾客，有人献上一只鹦鹉，黄射举起酒杯对祢衡说：“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后汉书·文苑列传·祢衡传》）祢衡提起笔来，文不加点，当场写下了著名的《鹦鹉赋》，辞采华美异常。不久，祢衡因语言冒犯了黄祖，黄祖要杀他。黄射闻讯，急得来不及穿鞋，光着脚板赶来相救，可惜还是迟了一步。可怜祢衡遇害时年仅26岁。严武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别倚仗着你能写几首诗，有点名气，你看那才华横溢的祢衡，纵然能写出名满天下的《鹦鹉赋》，不照样成了一个小小江夏太守的刀下鬼！“使君滩”为四川江滩名，据《水经注》载：杨亮被授职为益州刺史，至此舟覆，溺水而亡。蜀人苦于该处波澜险恶，称之为“使君滩”。如此看来，“应须直到使君滩”，不正是赤祼裸地以死相胁么！
然而，杜甫并没有被吓倒，他当即回复了一首七律，题为《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
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
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钓锦江鱼。
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
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
这首诗的大意是：我杜甫官居拾遗时，面对着至高无上的土皇帝也敢犯颜进谏，不为所屈。言下之意，你一个节度使就能使我闭嘴么？简直是笑话。如今栖居蜀中，疏懒是我的天性，骑马钓鱼是我的常态。你看那魏晋时的名士，比如阮籍，比如谢安——阮籍蔑视礼法，纵酒佯狂以避世；谢安快意山水，风波险恶何所惧（据《晋书·谢安传》载：谢安泛舟出海，陡遇风浪，他人惊恐失色，独谢安神态如常）。如今我虽然白白承受着你节度使大人的恩泽，可是我存身于本来就没有路径的茅草之地，你却叫我开辟一条循规蹈矩之路，叫我从何处入手？言外之意：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杜甫虽无权无势，却宁愿像祢衡那样死去，也绝不会向任何权势者屈服！
诗圣杜甫，虽然也曾“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热衷于功名富贵，比如安史之乱爆发不久，杜甫便历经颠沛流离，风尘仆仆地赶到凤翔，参拜新即位的唐肃宗李亨，求得了右拾遗一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杜甫之追求功名利禄，亦是为了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亦是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良好心愿；更可贵的是，诗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心中装满了普通老百姓，装满了民间疾苦。他两次上疏唐肃宗替“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旧唐书·房琯传》）的屡败之将房琯辩护，虽然有迂腐的成分，不也充分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不计个人利害的执着追求吗？
严武只活了40岁（726—765年），他病死的时候，其母裴氏尚健在，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做母亲的痛哭一番后，又轻轻地舒了口气，说：“而今以后，吾知免为官婢矣。”这一真情流露，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鉴于儿子的暴虐与官场的险恶，她日日夜夜提心吊胆，一旦儿子受到“王法”制裁或失足于宦海，她也必然会受到株连，不被没入官府做婢女才怪；如今儿子已死，这个威胁总算解除，自己也不会于垂暮之年蒙受羞辱了。杜甫比严武大14岁，严武死时，杜甫已经54岁了。由于失去了严武这个依靠，杜甫不得不东下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又辗转漂泊于湖北、湖南，最后。病逝于耒阳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南宋朱翌在其《猗觉寮杂记》中感叹地说：“倘若严武的帽子不被挂在帘钩上，他的母亲来得再迟一点，杜甫就被杀掉了。黄祖的儿子救祢衡迟了一步，祢衡遇难而死；严武的母亲救杜甫来得快，杜甫侥幸活下来了。两事虽相似，结果大不同，这就是命运啊！”
其实，杜甫的侥幸不也是我们民族的大幸么？倘若老杜当年被杀，后人便再也看不到《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登高》《登岳阳楼》《旅夜书怀》《江南逢李龟年》等老杜晚年的名篇了，更读不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等名句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宝库，将会损失多少瑰丽的珍宝啊！这，何尝又不是严武的侥幸与大幸呢？专横暴虐的严武，除了有点军功外，最为后世称道的，就是厚待过诗圣杜甫了。倘若他杀了杜甫，或许不会对其仕途产生任何影响——由一点“小忿”而杀掉梓州刺史章彝，也未遭到任何惩罚，何况杀一个曾被自己收于幕中的潦倒书生杜甫呢？然而，他却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千秋骂名。中国历史上凶残暴虐的皇帝固然不少，而散布于各地的、大大小小凶残暴虐的土皇帝就更是如过江之鲫、不计其数了。仅仅凶残暴虐，谁会特意记下一个区区严武？谁会特别痛恨一个区区严武？何况他还文武双全，既能挥刀杀敌，又能提笔赋诗，一首《军城早秋》“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气势何等豪迈！然而，倘若他杀害了诗圣杜甫，那就臭名昭著，必将遭到万人唾骂，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简直与跪在岳坟前的奸相秦桧不相上下了。从这一点说，杜甫的侥幸不也正是严武的侥幸与大幸么？仔细想想，还是那生前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死后被追尊为“太祖武皇帝”的曹操最聪明，他说过一段特别耐人寻味的话：“祢衡竖子，乃敢尔！孤杀之无异于雀鼠，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所闻，今日杀之，人将谓孤不能容。今送与刘表，视卒当何如？”而刘表呢，一点儿也不笨，才不会上曹操的当呢。他虽然同样不能容忍祢衡，也同样不愿担当杀害名士的恶名，却“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引裴松之注》）。一介武夫的黄祖可没那么多顾忌，怒气一发，就断送了一个年轻才子的性命。于是，聪明绝顶的曹操、一点儿也不笨的刘表等辈，必然会拈须微笑：妙极了！黄祖啊黄祖，你真不愧是老夫的一把快刀。于是，在形形色色的大皇帝、小皇帝、真皇帝、土皇帝们的眼中，捏死个把“雀鼠”，又何足道哉！倘若“雀鼠”般的祢衡地下有知，并能够到阎王面前鸣冤告状的话，究竟该认定谁为真正的被告、真正的凶手呢？
杜甫确实侥幸，能够“善终”于自家的小船上，免去了诉讼于阴曹地府的许多麻烦，比起连《鹦鹉赋》也未能流传下来的青年才子祢衡，简直太侥幸了！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备尝艰辛的文士，既然谁也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既然谁也不能真正摆脱像“雀鼠”一样任人宰割的命运，那就只有将自己的一生寄托给那渺茫的“侥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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