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社科院前副院长、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贺圣达研究员的专著《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上、下）》于2015年9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6月25日，该书发布会在昆明举行。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东南亚史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翻译并出版国外学者的著述，二是构建自己的东南亚史研究体系。迄今为止，依然是这两个方向。贺先生的专著《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即便不能说全面超越了国外学者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但与国外同类著作相比，还是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和优势的，无疑会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和推崇。而把这一成果放在国内学术界来看，则可以说是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迄今水平最高的。我个人认为，在今后20年内，国内单个学者如果对同一个题目进行研究，很难超越贺先生的水平。仔细研读，我认为贺先生的大作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一是本书不仅史实清楚，更难得的是对东南亚历史发展脉络的宏观把握非常准确。贺先生把东南亚历史发展分为史前时期（远古至公元前后）、中古前期（公元前后至公元10世纪）、中古后期（公元11世纪至19世纪初），这既是国内学术界首创，也是科学的，能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而把东南亚古代史的终点和近代史的起点定为19世纪初，尽管是受到了《剑桥东南亚史》的影响，但贺先生是国内学者中第一个采用并且言之成理的。
二是本书对东南亚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独到的深刻见解。本书并不是对东南亚历史发展进程的简单描述，而是夹叙夹议，其中对重大问题的分析大约占到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这是国内同类著作都没有达到的。
三是本书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都超越了前人。比如本书的东南亚史前史部分，多达20余万字，完全可以单独成书，此前国内没有一位学者能对东南亚史前史做出如此深入的研究。又如本书全面总结了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社会形态与制度特点，此前虽有学者何平的著作《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涉及了这一主题，但仅解决了古代东南亚的社会形态问题，而贺先生的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深入探讨了农村公社和封建领主制以及宗教在东南亚古代国家社会制度中的作用和地位。此外，贺先生对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以及铁器、青铜器的起源，尤其是中国南方铜鼓与东南亚铜鼓的关系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观点鲜明，并不简单盲从西方学者或东南亚本土学者的看法。
四是本书对东南亚宗教与文化的研究无疑也是国内最高水平的。贺先生不仅全面阐述了古代东南亚文化的基本格局，而且新提出了史前东亚—南洋文化圈，还对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和东南亚伊斯兰教文化圈做了详尽的分析，客观介绍和评价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对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影响。
五是本书的理论探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本书很好地借鉴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从叙述历史、解释历史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文明史）三个层面撰写本书。此外，对于东南亚早期国家的起源，也借鉴了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成果，并且提出了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古代民族国家”概念。如果加以深入阐释，这将是对民族国家理论的重大突破。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贺先生新著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性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阐述，但如果将贺先生新著与法国学者乔治·赛代斯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美国学者卡迪的《东南亚历史发展》等国外学者的同类著作进行比较，无疑会有更多的发现，并将对中国未来的东南亚研究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索引的缺失、新的环境史史料的应用不足、全球史视野的重视不够以及个别部分详略不均等。但任何一部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中外学者的著述概莫如此。
总之，贺先生的新著是他30余年来从事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全面总结，是厚积薄发、十年磨一剑的成功典范，为中国学者矢志不渝地开展对东南亚的研究树立了一座丰碑。
（作者为云南大学社科处处长、缅甸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6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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