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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是迄今为止，出土的西周最大的青铜鼎。
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这个大小跟后母戊比确实小不少，重量也只有后母戊的5分之一。但是后母戊是商代的，大于鼎是西周最大。
最重要的价值还不是说它大就有价值，而是因为它上面有291个字的铭文，铭文很重要，它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鼎的主人“盂”的事情。具体说了什么呢？您别急，咱们后面再说，先说说这个大于鼎是怎么出土的？
大于鼎静静地躺在西周的发源地陕西的地下两千多年，与世无争。可是自从1849年，它被人从地底下挖出来以后，在它流传辗转的岁月中，发生过许多离奇古怪的事情，各色人等，命运不一。从1849到1949，整整一百年，大盂鼎的8任收藏主人有的前程断送，有的家道中落，有的遭遇血光之灾，而也有的是平平安安、长命百岁。拨弄这些人物命运的，到底是什么呢？
清道光29年，公元1849年，陕西爆出一个惊人消息。在一场大雨过后，郿县礼村，就是现在的宝鸡眉县常兴镇李家村的农民，从地下挖到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最大的，有三百多斤。实际上与这件大的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个件小的，铭文也有“盂”字，但是目前已经不知去向。只剩下这件大的了。要知道那会正逢乱世，一件国宝重器，保护起来是非常难得，能留下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怎么个难法呢？您听我慢慢说。
这里古代叫做岐山，是古代周朝的发源地，从这里的地底下挖出点老东西，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是，挖出这么大件的铜缸，这可是头一次。
这下，附近的百姓是成群结队的来看热闹。
这是一只非常特别的铜缸，圆鼓鼓肚子，有三条腿，浑身生满了凹凸不平的绿铜锈。消息传到县城，岐山首富宋金鉴，他动了心。很快，他来到现场，仔细地看了又看这只大铜缸。虽然他不是一个文物鉴定的专家，但是也实在可以认定这是一件古代的青铜鼎。
饱读诗书的宋金鉴自然知道“鼎”这种文物的价值。于是就出高价买下了它。
大鼎运回家中，又大又重，宋金鉴暂时把放在了院子里，虽然这鼎上有很多铜锈，但宋金鉴觉得自己这笔钱花得值。他随即，叫人来清除鼎上的铜锈。铜锈除掉以后，在鼎的内壁上，隐约能看出一些铭文。上面能看出有周康网的字样。 宋金鉴大喜，原来得到一个西周的宝贝。他赶紧叫人把铜鼎搬到书房，并且嘱咐家里所有人不得声张。 但是，他说晚了。岐山县令周庚盛已经上门拜访来了。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宋金鉴不敢怠慢，忙招呼下人沏茶倒水，热情款待。周庚盛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要一睹宋金鉴新得的宝贝。宋金鉴虽然有钱，也抵不过父母官权。他只好带周庚盛来到书房观看大鼎。这一看，周庚盛立即爱不释手，双眼放光。宋金鉴看出他喜欢这只大鼎，但是他可绝不想把刚得到的宝贝，拱手让人。周县令一看宋金鉴不主动接招，于是开始出击，一边嘘寒问暖、拉下身段，一边与宋金鉴称兄道弟，然后亮出了目标，他问：兄弟将如何处置这件宝物啊。
宋金鉴当然明白他的用意。他只好明确地告诉周县令，自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个人收藏，不打算转让。
周县令毕竟是县令，他开始引经据典、居高临下的教训起宋金健来了：老宋，你知道这鼎为何物吗？鼎，是国之重器，是权力和等级的象征。话说在春秋时期，楚庄王陈兵于洛水，公开询问周天子九鼎的大小和轻重。什么意思？那就是企图取代周王成为天下之主啊。典故讲完了，周县令紧接着一语道出天机，他威胁宋金鉴说：“宝鼎乃国之重器，你想私藏宝鼎，就不怕遭报应吗？”
宋金鉴这下知道，老周是要拼命抢宝了，再抵抗下去肯定没好果子吃啦，他只好忍痛把铜鼎转让给周县令。
而这位周县令，他以国家的名义要到了宝鼎，却没有放在县衙里，而是悄悄地搬到自己家里。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自从周县令软硬兼施地把宝鼎藏到家中之后，稀奇古怪的事，就接二连三的出现：先是周家院子中的参天大树，好好的没风没雨，一天突然一个主杆折断，树叶落了一地；没过几天，周家的正房，突然墙角坍塌，虽然没砸着人，但是把他老婆是着实吓坏了。接着，他就开始每晚被噩梦惊醒，有一次还梦到自己被放在家里的大铜鼎里被煮了。
惊恐之余，他决定把宝鼎卖掉，不能留着了。于是，大鼎从陕西岐山，千里迢迢地辗转来到北京琉璃厂的一个古董商人手中。
宝鼎到达北京之后，很快，还有一位岐山人，寻着宝鼎的轨迹，也悄悄的来到了北京。
他就是宝鼎的第一任收藏主人、那位岐山首富——宋金鉴。被政治压力逼迫着，失去了宝鼎的宋金鉴，当时就暗自发誓，早晚一定要夺回宝鼎。
宝鼎到了京城，怎么才能拿回来呢？宋金鉴很清楚，自己在岐山虽然是个首富，现在到了京城，位高权重、腰缠万贯的人多了去了，光想凭银子拿回宝鼎，肯定没戏。
宋金鉴夜不能寐，一连几天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拿回宝鼎的“高招”。那么，宋金鉴的高招是什么呢？他到底能不能夺回心爱的宝鼎呢？
其实，宋金鉴的所谓“高招”也并不神秘，那就是，刻苦攻读、考取功名。当了大官，自然才有机会拿回宝鼎。哎呀，这个宋金健，真是把宝鼎当作自己的信仰了，当作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了。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宋金鉴在接下来的一次咸丰年间科举考试中，真的考中了翰林。
有了官职的宋金鉴，这下腰杆硬了，他立即来找那位古董商，出价3000两白银，将大鼎又买了回来，这次他异常低调，将大鼎深藏于自己的家中。
看着这失而复得的宝鼎，宋金鉴心情别提多高兴了。
可是，谁知他的好景不长，过了十年，咸丰去世，同治即位，这时大权在皇太后手里，宋金鉴渐渐地失去了朝廷的信任，官运中断。他每天是郁郁寡欢，终于卧床不起。临终前，宋金鉴百思不得其解，他一生的荣辱跌宕，几乎都与宝鼎紧密纠缠在一起：想当初，他是当地首富，家族兴旺，本来好好的，大鼎到手，反而遭到周县令上门百般刁难，日子开始不好过。大鼎离他而去，他是自强不息，进京考取功名，又是人生的上升期，反观正是他得到了宝鼎之后，前程却不久便断送，年纪不老却一病不起。
于是，当年周县令用来威胁他的话，其实周先令自己都不知道真假，这回却不时在宋金健耳边响起， “宝鼎乃国之重器，你私藏宝鼎，就不怕遭报应吗？”
宋金鉴的后代慢慢悟出家父临终时的担忧，还是忍痛割爱，将以3000两白银购得的稀世之鼎最后以700两白银卖出去了。这回的买家，也就是宝鼎的第三任主人，是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军事幕僚袁宝恒。
袁宝恒深知左宗棠酷爱古玩，只是找不到好东西献给老板。他买到宝鼎以后，立即就送给了左宗棠。
同治七年，即1867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得到了幕僚袁宝恒奉献的大盂鼎，使他成为了宝鼎的第四任主人。大家看，从一个县级首富，到了县长手里，然后到了中央大官手中，再到省部级大元手中，大于鼎的主人的级别，是一路飙升。
可是，左宗棠爱不释手地玩赏，只玩了两个月，他就把宝鼎送给了一个叫潘祖荫的人。
从宝鼎的第一个收藏家族，到第五位收藏者潘祖荫手里，中间这两位主人，总共就过手两个月，可以算是过路主人吧，所以袁宝恒和左宗棠，没有受到大鼎的什么影响。
而这位第五人主人，潘祖荫他又是何许人也？本来我们觉得第四任主人已经足够牛的了，左宗棠当时，可是威震朝野、声名显赫实权派人物，他为什么要把这无价宝鼎送给这位潘祖荫呢？
原来，这其中还有一段恩怨。
咸丰九年，即1859年，左宗棠因辱骂永州总兵 樊燮，被以居功自傲、图谋不轨的罪名投入大牢，眼看就性命不保。
正是这位潘祖荫，当时他在皇帝身边，担任侍读学士，看，原来这位潘祖荫是皇帝身边的人。他深知左宗棠的无辜，他仗义执言，上奏咸丰皇帝，力保了左宗棠；而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终于使左宗棠幸免于难，脱罪获释。这才有了左宗棠日后的显赫功名。
所以，左宗棠将无价的宝鼎送给潘祖荫，来答谢潘祖荫当年的搭救之恩。
潘祖荫的祖上是苏州彭、宋、潘、韩四大望族之一的潘家。潘氏祖籍在安徽歙县，其中一支迁到苏州定居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年仅24岁的潘家子弟潘世恩进京赶考，一举夺魁中了状元，以后在京师官运亨通达50余载。先后当过学政、尚书、左都御史、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一生受皇帝恩宠，赏赐甚多。潘世恩共有五个儿子，嫡系孙辈中有一支为潘祖荫、潘祖年两兄弟。
潘祖荫在咸丰二年的科举考试的“探花”。他平生最大的嗜好是书画古玩，他这爱好啊，跟后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一样，因此后人还常常把“翁、潘”并称。
潘祖荫那可是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学富五车。他得到这件大鼎之后，很快就弄清了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且认定这件大鼎是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贵族“盂”这个人，所以，潘祖荫将这件大鼎定名为——大盂鼎。从这时起，大鼎终于有了现在的名字。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周康王23年，就是公元前1003年。大鼎腹内侧铸有19行铭文，分2段，共291个字。铭文的内容是说，在当时的宗周，也就是现在的西安，有一个名叫盂的贵族，他为了颂扬周康王的开国经验和伟绩、祭祀先祖、记载周康王的册命、训锆和赏赐，特别铸造了这个铜鼎。从铭文中还可以看到，周康王赏赐了香酒、礼服、车马以及1726个奴隶。在这些赏赐中，排在最前面的就是香酒。可见，酒在当时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赏酒虽然是一种无上的奖赏，但同时，周康王也告诫贵族盂不得酗酒。
铭文中关于不得酗酒的告诫，与《尚书·酒诰》的内容非常一致。
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铭文中语句“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体现了周人的天命观，而另一语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则是周康王告诫盂，商内、外臣僚沉湎于酒，以致于亡国，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
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难能可贵的是，铭文中字，已经是像甲骨文那样，原始的使用刻刀在甲骨片上刻画了，而是明显的是先用毛笔写出字迹，然后使用陶笵制作按照书法的原样，制作成精美的金文。其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这是在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等动作造成的结果，而通篇文字布局规整，书风凝重。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整饬中又见灵动，并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也有提到文王和武王。而这里的写法，就是左边一个王，右边一个文，或者武。由此也可以间接的判断在利簋铭文中的第一个字，应该就是指的周武王姬发。
潘家的宝鼎内有西周的铭文，这一消息在京城就传开了，不断有各种王公贵人来求见大鼎，索取铭文拓本。爱宝如命的潘祖荫将宝鼎深藏在府中，从不拿出来给人看。即使是极好的朋友，也最多给一幅铭文的拓本。
在清朝晚期，民间的收藏知识普及还没现在这么广，也没有老白这样的人，在喜马拉雅里讲国保的故事。所以，能爱好金石收藏的，都是显贵，其中，出生于满洲正白旗的湖北巡抚“端方”就是痴迷于古玩的一位大人物。以后我们讲到甲骨文，还会提到他。
端方听说潘家藏有西周宝鼎，就几次派人到潘家求取铭文拓片，潘祖荫给了拓片后，他是越看越喜欢，最后实在忍不住，自己亲自登门，向潘祖荫求宝。端方一心想成为大盂鼎的第六任收藏者，大有势在必得之志。那么，大盂鼎究竟是给了端方，还是留在了潘家呢？
围绕着国宝重器大盂鼎，潘家与端方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同治12年，即1873年，已经升任军机尚书的潘祖荫莫名其妙地被慈禧太后革去了职位。光绪16年，1890年，潘祖荫重病在床。在弥留之际，他最不下的就是这件大盂鼎了。临终之前，他再三叮嘱弟弟潘祖年及其子孙，要将大盂鼎视为性命，妥善珍藏，绝不能使其流入外人之手。就是潘祖荫临终前的这个遗嘱，一直影响了潘家的几代子孙，使他的后代们与大盂鼎一起，经历了许多许多惊心动魄的日子。就连潘祖荫本人的后事，也被搅得是鸡犬不宁。
潘祖荫一死，潘家就没了权势。守孝期还没过，就不断有人上门光顾，目标当然只有一个——宝鼎。潘家上下被搞得心神不定，守孝期也是有名无实。
其实别人都还好对付，潘家最害怕的还是端方了。因为这时的端方，仕途处于上升期，光绪24年，端方升任直隶霸昌道，老潘家人都明白，这回京城是不能待了，为了保住大盂鼎，潘祖荫的弟弟潘祖年和子侄们决定迁回苏州老家。
借着把运潘祖荫落叶归根的名义，潘祖年租了一条大船，把全部家当都从京城一股脑运回苏州。
至此，潘祖荫的弟弟──潘祖年正式成为了大盂鼎的第七任主人。
冥冥之中，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引力波，围绕着这只宝鼎，把对他感兴趣的人，总是深深的吸引在身边。
就在潘祖年带着大盂鼎到达苏州后不久，端方闻着味儿，就追来了。
对于潘祖年来说，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您想先听哪一个呢？
好吧，我先说好消息，端方这次到苏州来，其实并不是专程为大于鼎而来到苏州的。那他为什么来呢？这就是坏消息：他又升官了，这此被新受命为两江总督。
潘祖年真是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端方到任以后，这可有了索要宝鼎的便利条件，他是不时的派人到潘家纠缠。但是，潘祖年牢记着哥哥的临终嘱托，始终不为端方的威逼利诱所动，并派人昼夜看护宝鼎，以防不测。
端方当时权重一时，在苏州可谓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他自信把宝鼎弄到手，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所以，倒也没有急吼吼的明抢。
而潘祖年和家人们可是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了。
正在这时，端方在京城玩大了，出事了，被罢了官，什么事呢？原来他不但是一个文物控，还是一个高科技控。当年，清朝末年，没多少人知道摄影为何物时，他端方居然弄了一台照相机，到处拍摄，你照就照吧，本来也没什么，结果这家伙头脑发热，在受命筹办慈禧出殡的葬礼时，竟然拿着照相机去拍摄慈禧的葬礼…… ，这下被那些对他反感的政敌抓住把柄，告到了隆裕太后那里，隆裕太后以惊扰圣驾为由，将其免职了。
接着，1911年，朝廷急于用人，把端方派到四川担任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由于他强行将四川当地民办铁路，收归国有，结果激起了川湘鄂保路运动，又赶上全国各地的革命党起义，端方被哗变的军队砍下了脑袋。他的头泡在盛满煤油的洋铁盒里，送往武昌，游街示众。
消息传来，潘家上下对着宝鼎顶礼膜拜，高呼：宝鼎有灵，天佑我也！
最艰难的日子挺过去了，大盂鼎的第七位收藏主人潘祖年也已经病入膏肓了。临终之前，他一直紧紧地抓住儿子的手不放，直到儿子向他发誓，人在鼎在，他才闭上眼睛。
没想到命运继续弄人，潘家的几位男主人很快都相继随潘祖年连续死去！到了192几年，潘家除了几个尚未成年的小男孩外，其他男人都死亡了。潘祖荫的孙媳妇，也是潘氏家族大量珍贵文物的世纪看护者和掌管者——潘达于女士，成为了大盂鼎的第八任主人。
此后，有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漂洋过海，一路打探到了潘家。他提出以巨资外加一幢洋楼来换取盂、克二鼎，但年轻的潘达于不为所动，一口回绝。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抵临苏州骚扰轰炸。潘达于随家人到太湖边的光福避难。快到中秋节时，大家以为仗打得不那样急了，找个机会回城里过中秋。不料八月十六、十七两天，日本飞机又飞到苏州上空大轰炸，大家匆忙收拾了东西又逃到光福;就在八月十八、十九两天，情急之中的潘达于打定主意要密藏这批宝物。
于是，她叫来了家里的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底板用粗粗的圆木直接钉牢，然后在夜间，搬开住处的地面方砖掘个坑，先放入木箱，把大盂鼎、大克鼎成对角慢慢放进箱子，空当里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再细心整理得外表不留挖掘过的痕迹。
书画和部分古董则放进了“三间头”，所谓“三间头”，指的是江南民宅夹弄里的三间隔房，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如果小门被杂物堆没，很不容易发现。
当时的藏书有十几个大橱，不好搬动，潘达于请来姐夫潘博山，把书画按宋元明清朝代分类，放到书箱里，装了三十来箱，以及卷轴、铜器等等，搬进“三间头”，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收拾得随随便便。这样一来，不知底细的人就是走过，也看不出里面还有隔房。
在潘达于的《自传》中，她记得办好这件大事的参与者是，家里的两个木匠师傅，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我始终在场监督，再没有旁人参加”。后来，为了保密，潘家承诺两位木匠师傅——潘家养你们一世。
日本人攻陷苏州后，果然直奔潘家大宅，威逼潘家交出家藏文物，但潘达于和家人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丝毫都没有动摇。日军前后七次闯到潘家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虽然财物损失不少，但大土坑和“三间头”一直都没有被发现。据说日军司令松井曾亲自查问过潘家的收藏，但最终也没有抢到手。两个宝鼎和众多潘家珍贵收藏就这样躲在地下安然躲过了那场灾难。
日寇占领期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潘家的承诺也无从兑现，看门人也要生存下去，于是几次偷着挖出了些小件的宝贝，卖给了一个洪姓古董商人。但大于鼎，也许是过于沉重，也许是实在太贵重，看门人也不舍得卖掉，不管什么原因，有幸得以保留下来。
大于鼎出土整整100年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潘家的当家人、大盂鼎的第八任主人韶华尽逝，年过半百时，又回到了苏州祖宅。这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使她深知，单凭他个人的力量，实在难以负担祖先的众望。
经过全家人反复商议，潘达于女士亲自执笔给华东文化部写了一封信，本着“重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馆才能充分发挥其最大价值”的愿望，希望由国家出面来收藏大盂鼎。
1951年7月26日，苏州市南石子街的一处高宅大门前，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过往的行人也纷纷驻足观望，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大宅后院的中间大厅里，几个工人挥动铁锨，在地面上挖出一个方形大坑。挖到齐肩膀深的时候，突然从坑内传出一声响亮的金属撞击声，一会儿的工夫，两个带双耳、生满绿色铜锈的巨大青铜器被挖了出来。国宝大盂鼎和大克鼎同时呈现在人们眼前……
随后，大盂鼎被运往上海，保存在上海博物馆。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向各地征集国保，上海博物馆将大盂鼎送给了国家博物馆。
奉献出了宝鼎的潘达于，从此真正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此后50年里，潘达于每年都要被上海博物馆请去过生日，一直到90年代，上海市政府奖励潘老太太一套住房。为什么潘家世代居住在苏州，这批宝贝没给苏州博物馆，给了上海博物馆呢？据说是解放初，苏州可没有现在这座贝聿铭设计的漂亮博物馆，当时苏州博物馆，就是在李秀成的忠王府。条件简陋，安全设施落后。还是最近的上海博物馆条件完善，保存国保更加安全。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辞，颁发的文化部褒奖状上落着部长沈雁冰的大名：“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这张奖状在潘达于的卧室里挂了50年。
继献鼎之后，在子女的支持下，潘达于又分批向国家献了大量文物，现在还保存于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就有1956年献字画九十九件;1957年献字画一百五十件;1959年献一百六十一件。另外还献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画，诸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沈周的《西湖名胜图册》等。
1963年，她把当年为“攀古楼”青铜器逐个照相存档的380块玻璃底片也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如今这些底片成为研究潘祖荫青铜器收藏最最重要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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