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照片
左宗棠（1812年—1885年），湘军名将、洋务派首领。好经史，有霸才。林则徐一见即叹为“绝世奇才”。曾国藩称“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潘祖荫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梁启超甚至称“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大盂鼎，是目前出土文物中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那么，大盂鼎是怎样传到左宗棠手里的呢？又是怎样流传到他人手里的呢？
大盂鼎1849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最先为清时凤邠道凤翔府岐山县凤鸣镇乡绅宋兑成宋金玺父子所有，后又被爱好青铜器的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得。此后大盂鼎又被到北京，但当时还没有人能断定该鼎的名称，甚至对它的真伪也不能判定。
1850年，任汉中府教授的宋家掌门人宋兑成，回家省亲，听说岐山县京当乡地主董天有要抛出大盂鼎。京当乡是周文化发祥地，文物古迹众多，出土了毛公鼎、大盂鼎、牛樽等国宝，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宋兑成与董天有经过再三磨价，用一马车银元买来了大盂鼎。
几天后，京当乡有户人家又要出售小盂鼎。原来，就在大盂鼎出土后，这户人家在挖出大盂鼎的那面土崖上又挖了一件大宝，身子比大盂鼎还粗，上有铭文400字。由于前者体小字大，后者体大字小，便将前面挖出的大宝称为“大盂鼎”、将后者称为“小盂鼎”。当宋兑成买走了大盂鼎后，这户人家悄悄找到宋家门上，问要不要小盂鼎。宋兑成当下拍板用一大堆银元买来了小盂鼎。
就在宋家得到这两件大宝之际，宋兑成的儿子宋金玺于道光三十年高中进士，中翰林，可皇帝觉得宋金玺这名字有点俗，便赐他为宋金鉴。
当时的岐山县令叫周庚盛，喜爱宝物。周县令听说宋家一连得了两件大宝，便垂涎三尺。周县令他径直走进了宋兑成家中。一番寒暄过后，他对管家说，他想借大盂鼎看几天。拓几张拓片后便归还。管家情面软，怕得罪了县令，再说县令只是借几天，这个面子不给，就有些说不过去。他让长工套上马车尾随县令将鼎送到县衙。
几天后，管家左等右等，不见县令影子。他有些急了，便去县衙找到了周县令。谁知周县令竟说大盂鼎被巡抚借走了看看。管家这才知道闯下了大祸。
其实，周县令早就把大盂鼎卖给了省城古董商，给自己换回了几千两白银。谁料，这件宝物又被宋金鉴给遇上了。
原来，宋金鉴在翰林供职之余，好到琉璃厂转悠。琉璃厂的宝物有不少是从西岐贩来的。一天他在德宝斋驻足时，突然发现蹲在地上的宝鼎状似大盂鼎。赶紧打量起腹中的铭文，一字不少。仔细瞧来跟自家的大鼎如出一炉。再一问店主，是刚刚从西安运来的。他以为家中发生了变故，更以为是管家背着主人偷卖了。亏得发现得早，店主正在待价而沽。磨了半天价，开价3000两银子。当即买回了大盂鼎，翌日又装上马车运回岐山。宋金鉴走上仕途后，当过贵阳府知府，后官至刑部郎中。
同治二年，宋金鉴去世，宋家衰落。宋家出了个抽大烟的纨绔子弟宋允寿，他先是用家中的金玉玛瑙换大烟，后用粮食偷着换大烟，再后来干脆用大盂鼎换烟泡。待宋家人发现大盂鼎不翼而飞时，四处寻找，已为时晚矣。宋家子孙中还出了个官迷宋世男。一心想做官，竟偷着将小盂鼎送给陕西巡抚，终于成了东阿知县。而小盂鼎至今觅不见踪影，只留下铭文拓片供人考证。
宋允寿将大盂鼎卖给正是他父亲的好友、故漕运总督袁甲三之子袁保恒。袁保恒与宋金鉴是同科进士，都是翰林编修，他还为宋金鉴撰写了墓志铭，按理说和宋家关系不错。此时袁保恒正在陕甘总督左宗棠帐下管理西征粮务，宋允寿穷困时找到他也是很自然的。
大盂鼎被袁保恒以七百两白银获得，又转到左宗棠手里。此种过程不得其详，一说是袁保恒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而此后袁保恒也一路飞黄腾达。左宗棠军克复肃州时，朝廷大奖左军将士，袁保恒荣膺一品顶戴。后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
左宗棠得到大盂鼎之后，知是古物，但戎机缠身，对宝物未多关注。如果不是因为左宗棠的恩人潘祖荫被革职，大盂鼎或许会一直由左宗棠收藏。
原来，潘祖荫曾有一段解救左宗棠的往事。早在咸丰十年，左宗棠被湖广总督官文弹劾，当时官文已奉密谕：“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御前大臣肃顺知之，语其幕客高心夔，高转语王闿运，王又转语郭嵩焘，郭使王偕高求肃营救。肃允之，又云仍须别有人奏保，上如问及，可从而解释之，其势顺而言亦易入，若凭空陈奏，恐上见疑。王以告郭，郭乃撰具保折，并怀三百金往觅大理寺少卿潘祖荫。
潘上疏密保左宗棠，言：“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救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固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于地形厄塞险要，了如指掌，故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划之中。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未几，而湖北巡抚胡林翼保左宗棠之折亦至，上乃顾肃曰：“官文劾左宗棠，潘祖荫、胡林翼又保举左宗棠。方今多事，用人之际，人才难得，左宗棠果为不法，固应严惩，如有大才，亦应重用，不知究竟何若？”
肃曰：“闻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所信用，一切皆归其主持。官文劾之，亦颇以其揽权为言。然骆秉章之在湖南，功绩昭著，即左宗棠之才可知矣。”上恍然，于是谕官再行确查。及官覆奏，亦为左洗雪，即奉命以三品京卿用。此案才平息下来。
日子到了同治十二年底，潘祖荫时运不佳，他随御驾谒东陵，坐失部印，被褫职留任。不久，他任顺天乡试副考官，此次中举的徐景春文理荒谬，而他有偏袒之嫌，又被降二级调用。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为安慰落难之中的潘祖荫，报答潘氏搭救之恩，欲将大盂鼎献出。
他向潘写信表达送鼎之意，可潘却回信谢绝。原来，潘之前就得到了大盂鼎拓片，但怀疑此鼎为赝品，对接受这份礼物犹豫不决。而左宗棠却认为，盂鼎定非赝品。左宗棠在给袁保恒的信中说：“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品，伯寅侍郎疑为不类……弟意宝物出土，显晦各有其时，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伯寅为潘祖荫的字。
左宗棠画像
潘祖荫到底是金石学家，多次研究拓片后又觉得不像赝品，但还是拿不准。于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潘祖荫改变了主意，写信给左宗棠，“亟欲得盂鼎”。据《左宗棠全集（书信二）》记载，左宗棠答袁小午书：“伯寅侍郎书来，亟盼盂鼎之至。前函敬托为照料，辇至都中，计已筹措及之。”这个袁小午就是前面提到的袁保恒。左宗棠得信后立即安排袁保恒将大盂鼎运往北京。潘祖荫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认定这件是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这个名字也一直沿用至今。为纪念这一宝物，潘祖荫请金石家王石经篆刻了“伯寅宝藏第一”的巨印。
潘祖荫的鉴赏能力在当时是出了名的，据《清碑类钞》记载，宫中众太监得古玩，必请潘文勤公祖荫鉴别。孝钦太后亦尝曰：“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然而，在这件宝物的真伪鉴定上，左宗棠要比潘祖荫判断的准确，这不能不说是左宗棠慧眼识宝物了。
大盂鼎造型雄伟庄重，纹饰简约朴实。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双耳、腹鼓、圆底、三足。口沿下有饕餮纹饰，足上铸有兽面并有扉棱及弦纹。鼎腹内壁镌刻有铭文十九行，共291字。
大盂鼎铭文内容大致为：周康王对贵族臣子盂追述祖先文王、武王灭殷商是有天命的原因，以及西周开国之经验。理政和祭祀要恭敬认真，不要酗酒误事，殷商之所以会亡国，在于执政者沉湎于酒色。他自己以文王为榜样并要求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周康王授命盂掌管军事和治理国政，并叮嘱盂不要酗酒，要恭敬理政，不要废弃王命。铭文还记录了周康王赏赐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庶人及奴隶共1709名。
大盂鼎铭文告诫官员不得酗酒，当为我国文字历史上最早的戒酒令。对研究我国西周王朝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大盂鼎铭文的金文拓片，也成为我国书法史上的经典名篇。
大盂鼎铭文拓片
1890年潘祖荫病故，潘祖荫一直无后，6年后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潘祖荫所有的遗产就由他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据潘达于在其《自传》中回忆，当潘祖年得悉嫂子去世后赶赴京师料理已逾一月，潘祖荫位于北京米市胡同内的大宅中，已经出现文物、藏书被偷盗的事情了，光是宋版古籍缺首卷者已不在少数。潘祖年将长兄的青铜器和书画典籍足足装了4船运回苏州，把大盂鼎和大克鼎供放于潘家大堂之上，成为潘家的传家之宝。
同那个时代的其他国宝一样，大盂鼎也被人觊觎。光绪末年，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端方几次三番找到潘祖年，或曰重金购买，或曰借几日观赏，乃至仅仅要求亲眼看一次，均为潘祖年所拒。
潘祖年拒绝端方看宝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在当时鉴藏界，与潘祖荫齐名的陈介祺，家藏的“海内三宝”之一——毛公鼎就是陈介祺死后被端方夺走的。陈介祺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之于世，印成目录，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饶是这样，陈介祺1905年病故后，端方查访到毛公鼎的下落，他倚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
所以，在潘家眼里，端方始终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部下刺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进入民国后，潘家又面临着更多权贵的威逼利诱。
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闻风专程赴苏，找到潘家，欲以数百两黄金外加一幢西洋楼换此宝鼎，被潘氏后人潘达于拒绝。
三十年代中叶，国民政府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有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幸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8月14日苏州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为了防范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掠夺，潘家后人潘达于等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正房的堂屋正中。参与者有潘达于的姐夫潘博山及潘博山的弟弟，还有两个家中的木匠长工。
主意已定，潘家人在两个夜晚，仗着月光悄悄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平整泥土，上面再按原样铺好方砖，将室内恢复成原样。知道埋藏宝鼎秘密的，只有经手埋鼎的五个人。潘达于找到的四个帮手，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潘博山及其弟弟，是潘氏宗亲中至亲至近之人，潘博山还是潘达于的亲姐夫——潘达于姐姐丁燮柔也嫁入潘家。这两人自然可以放心。那两个木匠，是潘氏大家族的长工，为人忠厚。为了保密，潘达于还对两位木匠师傅承诺——潘家会奉养他们一世。而这两位木匠，真的对埋鼎一事守口如瓶，始终未向外界吐露半字。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日军经过反复的搜查甚至挖地三尺均无所见，只得作罢。由于潘氏后人的机智勇敢，知情人的严守秘密，日寇夺宝不着，国宝才逃过一劫。
解放战争期间，潘氏后人也未敢轻举妄动，大盂鼎、大克鼎仍深藏于姑苏老宅之地下，又逃过了国民党要员的威逼利诱，国宝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1951年7月6日，潘祖荫的孙媳妇潘达于女士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将家藏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颁发文化部褒奖状：
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
作者：宗 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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