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人称 “米南宫”、“米颠”。出身于世宦家庭，家道殷实。他一生不曾走上科举道路，因其母闰氏(曾做过英宗皇后高氏的乳娘)的关系，得承皇恩，曾补浛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宣和年间，因书画方面的成就，以及蔡京的推荐，召为书画学博士，迁礼部员外郎。可以看出，米芾一生在政绩上少有作为，所任多为闲散小吏之职，而且往往不需要他真正赴职视事。他的《拜中岳命帖》中记述他改监中岳庙，职为“闲禄”,曾有 “闲禄是身荣”、“图书老此生”之句。
米芾书法
米芾一生之所以没有担任过重要的官职，第一是因为他没有经过科举选拔，第二是因为他“不能与世俯仰”的耿直性格以至他“从仕数困”。第三是他那癫狂的个性和怪诞的举止致使朝廷不能授以重任。宋佚名《京口耆旧传》卷二曾有记：“芾平居超然，若不事事，至官则率职不苟，时亦越法有所纵。”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六云：“徽宗朝，以廷臣论荐，除太常博士……未入谢，言者谓其倾邪险怪，诡诈不近人情，人谓之颠，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寝。”
我们不能确切证明米芾是否真的精神失常，尽管他自己曾作《辩颠帖》为自己辩护，但其“颠狂”还是名闻遐迩。这方面的传闻非常之多：“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视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 ‘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米芾传》)“又一日，上与蔡京论书艮岳，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顾左右取笔研，而上指御案间端研，使就用之。芾书成，即捧研跪请曰： ‘此研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馀墨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上顾蔡京曰： ‘颠名不虚得也！’”(何蘧《春渚纪闻》) “米元章晚年学禅有得，卒于淮阳军。先一月，区处家事。作亲友别书，尽焚其所好书画奇物，预置一棺，坐卧饮食其间。前七日，不茹荤，更衣淋浴，焚香清坐。及期，遍请郡僚，举拂示众曰： ‘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 掷拂合掌而逝。” (丁传靖 《宋人轶事汇编》,引自《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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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的颠狂固然对他的仕途有所阻碍，但于他的艺术创作却大有好处。从他的性格中，我们不但能看出一个艺术家率真耿直的本性、游戏风尘的态度，更能体会出一种强烈要求摆脱羁束的叛逆精神。作为艺术家，当他志有所凝时，性便有所偏，形便有所乖，这是很自然的事。米芾的癫狂其实是他强烈个性的表露，也是他力求惊世骇俗、出人意表的意愿的结果。正是这种颠狂造就了一个艺术家的米芾，而不是一个平庸的米芾。
米芾一生的艺术追求与他的癫狂个性非常吻合。为此，当我们研究米芾的艺术时，可以从他的个性特征中挖掘出一些深层的东西。
第一，是他的颠狂造就了他的绝然不俗、独标一格的艺术风格。这一点，前人早有所论。《宣和书谱》卷十二称其： “违世异俗，每与物迁，人又名米颠。善属文作韵字，不蹈袭一字。”《宋史》本传云： “芾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不仅是他的诗文和那开宗立派的“米家山水”是如此，连他自认为 “一洗二王恶体，照耀皇宋千古”的书法，也是如此。从他那风樯阵马、痛快淋漓的独特风格中，我们能更强烈地感觉到他那癫狂不俗的个性。难怪宋人孙觌称他：“米南宫弛不羁之士，喜为崖异卓鸷、惊世骇俗之行，故其书亦类其人，超轶绝尘，不践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畦径之外，真一代奇迹也。”(《鸿庆集》)米芾正是借这种癫狂之行以修炼自己超然不俗的品行，从而提高他的艺术格调。黄庭坚曾给他以深刻的理解： “米敝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藉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转引自曹宝麟《米芾与苏黄蔡三家交游考略》)
米芾书法3
第二，米芾的颠狂致使他说出很多著名的“快口语”,诸如指责颜柳为“丑怪恶札之祖”,欧虞为“古法亡矣”,张旭为“颠俗子，变乱古法”,等等……这些责词虽有过于偏激之处，但大都还是言之成理的。如果没有他的狂傲，他绝难大胆地否定前人，而自立门户。
第三，米芾的颠狂一方面是对当时世俗的反抗，另一方面却是对晋人风度的回归。他的很多言行足以使人想起晋人风流倜傥、豪迈不羁的作风。当时有人赠诗称其“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 《宣和书谱》卷十二)。宋程俱 《北山小集》称他： “公风神散朗，姿度瑰伟，音吐鸿畅，谈辩风生，东西晋风流也。”元祐年间，他着 “唐巾深衣”的怪异服饰参加了以苏东坡兄弟为首的十六位旧党人士参与的 “西园雅集”。他们互相唱和酬答，品书论画，蔚为文坛盛事。米芾曾作记描述：
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乎！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姿，高僧羽流之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 《宝晋英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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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雅集的风尚，清旷恬淡的作风，显然与“竹林七贤”的林下风度非常相似。也许正是米芾对晋人风度的一意倾情，才使他力取晋人书法，特别是二王书法。他认为“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论草书帖》)。晋人书法正如他评论王献之所说的那样——“天真超逸”。晋人风度与晋人书法在精神意蕴上本来就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二者都非常契合米芾颠狂性格所形成的口味，成为米芾心摹手追的典范。
第四，米芾颠狂性格于其对书法功能的认识也产生深刻的影响。
他在 《画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杜甫诗谓薛少保 ‘惜哉功名迕，但见书画传’。甫老儒，汲汲于功名，岂不知固有时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然则才子鉴士宝铀瑞锦、缫袭数十以为珍玩。回视五王之炜炜，奚足道哉！ 虽孺子知其不逮少保远甚明白。”
书法可以流传千古，书法是至高无上的，相比之下，五王帝业竟成了糠秕尘埃。何等的狂妄！细细地琢磨一下米芾的心理，可能是功名失落后欲借助书法获得一些补偿，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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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对书法的认识显然非常离经叛道，尤其对当时理学统治下的艺术观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周敦颐、程颐等理学家是轻视文艺而重道德功名的。他们认为“学诗妨事，作文害道”(程颐《遗书》)。“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道德，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周敦颐《易通》)推及书法，则指责张旭太留心于书法，“若移此心于道，何所不至？”(程颐《遗书》)比他们稍晚的米芾面对着这种说教，不免又施展一下他那惯常的颠狂作风。
当然，米芾毕竟还是个文人，与苏东坡等人一样，他也认为书法不过是一种游戏。《书史》中另有一则记云：“薛(绍彭)书来论晋帖误用字，余因作诗云： ‘何必识难字，卒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文人普遍持同的书法观在这里表露无遗。对照前一种书法观，认识之差异如南辕北辙，一是如此看重书法，另一却又是如此轻视书法。可以理解，以米芾偏激的性格是很容易造成这样自相抵牾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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