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杨家将”的故事与传说，那场爆发于公元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宋辽战争，在中华文化圈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然而，不管故事和传说里的杨家将与杨门女将们如何骁勇善战、浴血拼杀，历史上的宋军经略幽燕的行动却是一大败笔。宋廷一直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更未能像汉唐帝国那样，击垮匈奴、突厥帝国，取得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绝对优势。相反，辽军的铁骑频繁南下，更在多次大型会战中击败宋军。
从传统的史观来看，宋辽战争标志着中原王朝衰落的开始。宋代的国势比不上汉、唐，更是经略幽燕失败的直接结果。如果宋军能攻取幽州，将辽军逐出燕云十六州，那么边防形势就能大为改观。五代的后晋割让给辽朝的卢龙、振武二镇，即所谓燕云十六州，也就是相当于今天北京、大同及其附近地区。该地位于燕山山脉，分为以燕京（幽州）为主导的山前七州，和以云州为重心的山后九州。山前诸州直面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利于骑兵驰骋的河北平原，山后诸州则应对河谷纵横、有险可依、不利于骑兵展开的山西盆地。因此，该地是长城方向的重要一环。此地落入契丹人手中，北方防线即无险可守，而北宋只能在北部边防线上囤积重兵集团。这就给予北宋军事力量以很大的牵制，结果使得西北党项人趁机崛起。换而言之，北宋未能收回燕云，让北方少数民族王朝得以巩固其统治，为其进一步南下中原打下了基础。
那么，为什么北宋会经略幽燕失败，一直无法收回燕云十六州？很多人受杨家将故事的影响，认为是宋主昏庸文弱，宋廷奸臣当道。一些历史爱好者则认为，宋军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宋廷奉行“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政策，连打仗都要给将领们制定阵图，限制了将领们的指挥权，自然无法打胜仗。另外还有一些历史爱好者认为，关键因素是因为唐末五代的战乱，让中原地区失去了传统的养马地，缺乏战马导致宋军只能“以步制骑”，所以战场上频频失利。
但如果抛开传统史观，从大视野角度来看，宋辽战争长达25年（979年-1004年），其间有休战、有和谈，重要战役将近十个，两个政权都相对稳定，而且都领土辽阔、兵源充足，拥有很强的战争实力与潜力。这样两个强国的长期对抗与较量的胜负结果，不是会一个或几个因素的简单影响所能决定的，必然是多因素在战略、战役、战术多层面的复合影响结果。
《宋太宗立像》
爆发于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的高梁河之战可能最能说明这些影响宋辽战争走势与结局的错综复杂的因素了。
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早期宋军深受五代军事思维影响，其中就有一点：重大战事往往都会御驾亲征。宋军的这次北伐也不例外，宋太宗即是这次北伐的最高战役战术指挥官。但遗憾的是，之后的一系列战例告诉我们，宋太宗赵光义在战役战术方面的能力，根本无法与他那个骁勇善战、指挥若定的哥哥——宋太祖赵匡胤相提并论。因此，曾有人惋惜，如果赵匡胤不突然驾崩，由他而不是由赵光义指挥这次北伐，可能燕云十六州就收复了。但历史没有如果！
更灾难性的是，宋太宗赵光义在战役战术方面有短板的同时，其沿用的五代时期旧有战略思维，可谓雪上加霜！如前面所说，宋军受到五代相沿的军事思维所影响，偏好野战、崇尚奇袭，全力以赴地孤注一掷，以求“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战略思维如果对上的是如北汉这样战争潜力不足的割据政权，或者如匈奴、突厥那样组织度不够完善的游牧帝国，问题还不大。
但问题是，早于北宋王朝44年建国的辽王朝，却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敌人了。
辽王朝这样的半游牧半农耕政权，既有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全民皆兵和战争成本低的传统优势，又拥有农耕民族的生产力强、组织度高、政权粘度强和经济多样性的新优势。因此，其既有大量优秀的轻骑兵；还有以手工业为支撑的重装骑兵，如著名的“铁林”骑兵；以及大量相对可靠、适应性的步兵。另外，多样性的经济使其有更强的战争潜力和对经济封锁的承受力。而中原体系的官僚制度还保证了其政权的韧性，使其不会如以往的游牧政权那样，仅仅因为一次惨败而分崩离析。
因此，在幽州的战场上，已经展现出疲态的宋军，很快就见识到了辽军的反击力量。
战争中的辽军会议 ，世界界军事史丛书《帝制时代的中国军队，系列2，公元590年-1260年》/图
在宋军攻城期间，原派去支援北汉的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带兵在宋军侧后实施骚扰袭击，并以此为幽州城内的声援，鼓舞守城部队的士气。辽御盏郎君耶律学古也带兵挖地道进入城内，和原守城官吏将领一起，“以计安反侧，随宜备御，昼夜不少懈”，使宋军无隙可击。而当宋军围困幽州的消息迅速传到了辽廷后，六月三十日，辽景宗向已在河北的军队将领下达了行动命令，又命令舍利郎君耶律休哥带兵十万急援，并代替奚底为北院大王，统一指挥援燕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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