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字子美，公元712年唐睿宗时期出生于河南巩县，后居长安时自称“少陵野老”。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也热爱写诗，曾任兖州司马、丰田县令，小小的杜甫在这样一个斯文显贵的家庭里成长是自由而优越的，他七岁便开始写诗，十五岁就闻名乡里。 到了唐玄宗开元十九年，正值盛世，杜甫已经十九岁，就开始了他长达十年以上的壮游生涯。他走过江苏的平原，涉过浙江的溪流，登过诡谲的天姥山，南方的山河、风物、人情开阔了诗人的眼界和心胸，这时期杜甫的诗是无忧无虑的，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 二十三岁左右，杜甫壮游途中奔赴长安参加科考，虽然没考上，但也不难过，又折而到齐鲁大地漫游。 开元二十九年，杜甫二十九岁，在这一年杜甫娶妻杨氏，定居洛阳附近的首阳山下，三年后他在洛阳邂逅李白，与李白一道在齐鲁天地间游猎赋诗，饮酒论文，途中又巧遇大诗人高适，三个人志同道合，恣意人生，好不快乐。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便成诗于这一时期，李杜二人分手后，杜甫也就结束了壮游生涯，从此旅居长安，谋求官职。
杜甫在长安呆了近十年，一心求功名以施展他的爱国之志。但他的运气不太好，唐玄宗中晚期的朝廷逐渐失去了前期的清明活力，统治者骄奢淫逸，小人把持朝政堵塞言路。 天宝六载时杜甫参加唐玄宗召集天下艺才的考试，由于宰相李林甫妒贤嫉能，命令考官一个人也不准录取，致使落榜的杜甫心灰意冷，觉得上当受骗了，而李林甫这边却向皇帝谎称“天子圣明，野无遗贤”，其政治仕途之多舛由此可见一斑。 天宝十载，他继续努力实现梦想，在玄宗的祭祀盛典上献赋，终被玄宗赏识，命等候分配，然而杜甫等了一年还是没有结果，压抑和贫困逐渐使他清醒，开始拿起笔针砭时弊，发出时代最真的声音，《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就在此时期诞生。 从此杜甫的诗文创作逐渐奠定现实主义的风格，反映、记录玄宗后期的社会从上到下的真实生活。安史之乱后，玄宗出逃，国土丧失，民不聊生，这自然成为诗人的创作源泉，随着战争的动荡不安，杜甫一家在这期间被迫流浪到川蜀地区。 他在成都浣花溪畔搭建草堂，和普通劳动人民朝夕相处，深入地体验着生活的悲辛，此时的诗文基调是那么的沉郁悲愤又掷地有声：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借古贤托己心；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显其穷年忧黎元之博大胸怀； “山雪河冰晚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发出人民对国破家亡悲伤无奈的郁闷之声。
杜甫是正统儒学知识分子，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奉献精神，他的诗，字字是血是泪是真性情，如果说安史之乱如扫风扫落叶般颠覆了唐王朝，使得身处乱世的他诗风沉郁，让人开心不起来的话，那么当捷报飞来，杜甫又会如何下笔呢？ 公元762年，唐军历经近八年的苦战终于收复洛阳、郑州、开封等地，763年开春，史思明的儿子兵败自缢，安史之乱终于结束，此时的诗人正流落在梓州，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挥笔写下被誉为“生平第一首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全诗句句是快意。
“剑外忽传收蓟北”：“剑外”是指剑门关以南的四川，“蓟北”的地理方位在与四川隔着长江黄河的现北京地区，两地相距甚远，而我军胜利的消息仿佛飞一般的传到作者耳里，一个“忽”字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等这个消息已经等了太久！ “初闻涕泪满衣裳”：诗人初听好消息后，压抑的情绪在那一刻彻底释放，眼泪也经不住决堤而湿了衣衫，这是苦难终得纾解的痛快泪水；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诗人回过神来看见妻子孩子也都面露喜色，不禁开始飘了，用字感情更加外露，擦干眼泪，卷起书本就狂喜起来，这估计院子里的黄狗见他这幅欢快样也会跳起来舞蹈的； “白日放歌须纵酒”：狂喜还不够，已经两鬓斑白的诗人还想纵酒放歌庆祝胜利，人生得意须尽欢呀，如果老友也在身边，想必会更畅快； “青春作伴好还乡”：烂漫春天正是回到故乡的好时节，诗人此时已经狂喜地认为可以回家了，是全然不会想到敌人有可能还是会回来的，家乡也有可能沧海桑田辨不出模样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尾联的作者更加夸张，脑中已经即刻出现回家的路线图，“即从”、“便下”的是心中的快意，“穿”、“向”是装载快乐心情的交通工具，总之身在梓州的杜甫明天就能回到河南巩县。 这首诗的之前之后，都找不见第二首快乐到如此天真可爱的大诗人。
写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后的半年，吐蕃又进犯长安，唐王朝真是岌岌可危，诗人也是忧心如焚，希望虽然美好，但现实非常残酷。 有妻有子的诗人还要养活全家老小，就必须出去谋求个一官半职，可是仕途不顺，两年后不得不离开成都，离开后在云安病倒，次年又迁往重庆住了两年。 这时的杜甫年事已高，一身病根，也越来越想念家乡亲朋，忧心国家前途，身心俱疲，北方的河南战火屡起，杜甫始终回不了家，生命的最后两年是在旅船上度过的。 杜甫诗歌现存有一千四百多篇，被赞为“诗史”，他的诗全面、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情况和历史进程，从唐时的白居易、韩愈起，历代大家对杜甫都推崇备至。
白居易借用杜诗推行了新乐府运动，韩愈肯定了杜诗的美学地位，到了宋朝，杜甫更是被奉为圭臬，推崇备至，文学家学习他诗歌艺术手法的大胆创新，丰富了诗歌的内涵； 政治家们敬佩他爱国忧民的胸怀，和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思考力；改革家们感动其体恤穷苦人民的同情心，在杜诗中寻求精神力量，清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还将杜诗和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相提并论。 不仅如此，杜甫在东亚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拥有如在中国般的影响力，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更是视杜甫为神话般的人物，他认为杜甫在某些方面超过荷马与莎士比亚。
如今去成都杜甫草堂膜拜他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每个人都能从杜甫诗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杜甫。 杜甫的诗，文学造诣高、思想境界高，需反复刍咏才能嚼得其真味。少年人不经事，无法体会其中苦，能读懂时又不再是少年。 人生很长，会不断历经波折，人生似乎又很短，青丝变白发似乎是一眨眼的事，时间、空间的秘密妙不能言，敏锐如杜甫就曾对这一人生现象写诗一首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我们再来品品他最后流落天涯，忽逢少年时好友的画面，真是不甚感慨：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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