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明明德
长城是中国的象征，中国人往往引以为豪，据说长城是人类登月后唯一肉眼可见的人造建筑物。中国人最初修建长城的目的在于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自战国时代伊始，齐、燕、赵、秦都修建了自己的长城。秦横扫六国统一中国后，在北方四国长城基础上修造了秦长城。秦长城的修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成为秦帝国灭亡的重要诱因。修长城本是为了巩固统治，结果却加速了自己的灭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有人不禁要问，长城是不是中原王朝抵抗北方游牧民族边患的最好方法呢？在漫长的北方国境上，靠单一浅纵深防线抵挡游牧民族不是积极主动军事思想的产物，即使在冷兵器时代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从实际效果来看，长城并没有消除北方的威胁，汉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契丹、明之鞑靼瓦剌皆然。况且长城作为重要的国防工程，成为整个中国对外军事战争的依托，也就成为中原王朝其后制定任何军事战略首先要照顾的限制条件，甩开长城的军事战略都可能首先要被摒弃的，因而极大地限制战略制定的灵活性。
从经济角度看，虽然笔者缺乏确切的数据来比较分析，修建长城的费用和其后的维持成本无疑是个无底洞，比直接发动一场战争不一定来得低。漫长长城加之其中的关隘、敌楼、烽火台、驻兵的城堡都是在人迹罕至的边塞修建的纯军事工程，往往缺乏经济生命力。为了维护这些设施同时满足驻军的军费，历代投入大量物力人力，成为财政的沉重包袱。宋以后北方经济逐渐凋敝，北方驻军的粮秣往往依靠南方接济，又形成了沉重的运输负担。而明清时代为了完成军粮运输，不得不向盐商派发盐引，直接加剧了盐业官营，制约了民间经济发展。
长城的修建无形中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融合，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原王朝单一威胁的形成。没有长城，北方游牧民族可以各自未战，纷纷形成对中原王朝的侵扰，但是都无法形成足够威胁，容易被中原王朝各个击破。有了长城，弱小北方民族无法南侵，只有先行融合，才能叫板中原王朝，这极可能就是自有长城以来历代中原王朝都会面临一个主要北方竞争对手的根本原因。长城无形中形成一个筛子，过滤掉局部风险，留下系统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城不是一个好的风险管理系统，因为系统性风险恰恰是中原王朝真正的威胁。
长城改变了汉人的民族性：没有长城时，汉人自信、开放、活波；有了长城，汉人封闭、偏狭、暴躁。长城修得越完备，那个中原王朝就越糟糕。明朝就是明证，有明一代，除了太祖、成祖、宣宗、孝宗，几乎找不到称职的皇帝，宦官、党争、倭寇、蒙古都自始至终纠缠在一起。越不重视修长城的王朝，如大唐、满清相对开放、自由、自信。这是个必然还是偶然？也许有很强地相关性，留待能人论证吧。
长城既然不是最优的抵御外侮方案，那么为什么又成为最后现实的选择呢？我想有几个原因：一、兵为凶器，存在巨大风险，中原王朝没有必胜把握，与其甘冒政治军事风险不如付出经济成本，经济账或许不是政治家最大的考虑。二、开国君王犁庭扫穴或许能将胡虏赶走，但对后代是不是有自己的本领自信不足，与其让子孙冒险，不如退而求其次。所以每逢开国，那些英主都会尽量消除边患，降低后代不肖子孙的难度。三、制度依赖。历代皆修长城，修长城形成惯性思维和制度常量。不修长城亡国亡党是要背负责任的，修了长城至少可以降低罪责。反正朕该做的都做了，朕非亡国之君，尔等皆亡国之臣，言之皇皇。四、长城作为阶段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最终解决方案被提出，之所以这么推测是因为秦始皇雄才大略，断不会永远采取这样的笨办法，遗憾地是没有等到最终方案拿出来，最初设计这个方案的君王就谢世了，后辈把这个阶段性的方案当做永久性的方案，并抱残守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才罢休。
长城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但似乎一直没有等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当代总是去宣扬长城的伟绩，忽略长城的消极。我并不是认为长城一无是处，也不敢妄断前人都是功过是非。但长城对于中华的象征意义，和大熊猫、龙一样，都并非十足的美好，给我们更多自省的空间。
长城以及长城思维至今仍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这种思维模式也依稀能在人民币市场里觅得踪迹。自05年8月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就踯躅不前了，虽有修修补补，始终没有大刀阔斧的改变，仿佛依稀看到我们自己修造起了汇率的万里长城，自顾自地在自己的天地里陶醉起来了。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宽幅盯住美元，保持有节奏的小幅升值，人民币对美元保持正利差；另一方面，央行持续干预汇市，形成滚雪球般的巨量外汇储备，且多以认购美国公债等低利率产品，相当于补贴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同时为了对冲不断膨胀的外汇储备，央行不断提升存准率，反复使用回购、央票治理通胀，短周期现象愈演愈烈，影子银行大行其道，房价高企成本上升，产业竞争力日渐衰竭。
任外面歌舞升平也好，洪水滔天也罢，躲进小楼成一统，混过春夏与秋冬了。改革的成功固然需要天时地利，但这些都离不开人力，离不开大胆尝试的勇气和实干。不打破我们自己修造的万里长城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断难成功了。修造长城原本只是抵御外侮、消除边患的手段，并不是最终的目标。当消除边患的目的需要我们拆除长城时，我们就不要投鼠忌器，顾忌长城修造的艰难。最终，康熙皇帝没有再去修长城，满清用和亲、宗教和攻战解除了边患。很遗憾这个决断不是汉人做出来的，而恰是满人。同样，我们的汇率制度也是为了配合整个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工具，不是目的。人民币目前汇率制度只是历史性过度方案，即便是保卫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城，也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调整修改。
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不是一定牢不可破呢？从长城上我们也许思考的不仅仅是民族的宿命，也有现实的借鉴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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