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一开始的新闻效应和政策热点似乎已经过去，人们的兴趣焦点可能已经更为实际，落在自贸区可能带来哪些具体商机上面了。我自己总结了几个感兴趣的问题，自答如下。
一问：自贸区的局部繁荣近期将怎样实现？哪些产业可能有较大机会？
答：中国政府推出一桩措施，套路通常是虚实结合。大的战略框架很虚，但里面常悄悄包含几条很细很实际的措施。这些措施一般是具体部门在参与方案起草时，根据自己部门和产业利益的需要，直接写进去的。自贸区总体方案也是如此，很多段落中隐藏了不少具体而微的内容。相信有心人都已经认真研究过了。这些具体点名过的产业方向，应该会首先得到发展。当然，通常此种特别具体的条款，也有可能为是相关利益方提前预留的座位。
撇开上述具体而直接的政策内容不谈，自贸区主要在国际贸易、物流和金融服务方面，有较大政策突破，也可能带来近期的较快发展。
二问：外资近期会不会在自贸区形成投资热潮？跨国公司会不会将地区总部纷纷搬到自贸区？
答：可能性较小。自贸区虽然在程序上为外资进入提供了一些便利，也扩大了外资的行业准入，但很多行业并未开放或仍有附加条件。更重要的问题是：区内外资企业能否直接面向全国从事业务？如果能，那自贸区的开放政策，实际上就覆盖到了全国。这将在实践上颠覆国内诸多法律法规，恐怕不可行。而如果在自贸区成立的外资企业，只能在区内从事业务，则市场未免太小（除非对应的中资企业也纷纷在自贸区内成立代表机构，双方区内交易结算，把自贸区变成一个“境内的离岸交易中心”。但这类离岸交易模式要求自贸区获得长期、固定的法律地位，故近期内尚难发生）。当然，对中小规模外资企业，这应该是一个进入中国的机会。
至于地区总部，跨国公司的公司结构通常是基于税收和法律制度两个基本考虑而设立的。由于自贸区并未提供税收优惠，跨国公司不大可能将资金结算中心搬入自贸区。自贸区依旧适用中国的法律体系，几乎不可能出现“司法独立”之类有可能涉及政治制度的改革，因此不能指望自贸区法律制度的公正和效率会比全国其他地方有显著提升。基于这两点，跨国公司真正将国际性的地区总部搬入自贸区的可能较小。即使有所谓地区总部进驻，恐怕也只是名义上的，即只把行政管理部门搬入。事实上，上海目前已经有近100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地区总部，其中多数正是行政意义上的总部。
三问：自贸区的外汇政策，会促进国内企业纷纷进入，把自贸区变成跨境金融资金的一个准离岸市场吗？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会有飞速增长吗？
答：会。而且这有可能是自贸区未来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地方。自贸区鼓励跨境融资自由化，对境外投资企业和项目实现备案制，鼓励境外股权投资，支持有条件的投资者设立境外股权投资母基金，允许自贸区内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上政策综合起来，具备了让自贸区成为一个准离岸的跨境金融市场的条件。
境外投资从数量上来说，未必有飞速增长。过去几年，中国对境外投资增长已经很快。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对外投资，特别在资源、能源等方面，多年来已经得到大力支持。他们的对外投资行为受自贸区影响不大。自贸区主要还是为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了更便利的境外投资渠道。它们本来资金量就有限，在开始阶段因为缺乏人才和经验，更会趋向于谨慎。因此，短期内，境外投资可能未必有明显增长。
但境外投资的结构会逐步发生变化。我尤其看好依托中国制造业优势的跨境金融服务活动。我的一个长期观点就是：中国制造业在过去30年好不容易形成的全球性竞争优势，需要特别珍惜。所谓产业升级，所谓发展第三产业如金融服务业，应当利用并且反过来强化制造业优势，不宜脱离后者。有一定规模的国内制造企业，可考虑剥离其相关金融业务，在自贸区成立独立的金融服务公司，为本企业未来的全球战略服务。我也希望看到为制造相关企业服务的跨境金融机构在自贸区内纷纷涌现。
四问：除了上述意义外，自贸区会不会像过去中国的一些特区那样，“以开放促改革”，通过自贸区的示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新一轮市场化改革？
答：当前国际贸易开放的形势，和上世纪80、90年代已经截然不同。1986年原关贸总协定启动乌拉圭回合谈判，到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黄金时期，当时发展中国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方面都有开放市场的迫切需求。进入本世纪后，发达国家内部舆论对贸易自由化从一度的积极支持转为相当负面。这种大环境下，以“开放”为基调的自由贸易区试验，很难像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对外开放政策那样，赢得一边倒的国际支持。而缺乏国际支持，也就难以实现“以开放促改革”的转化。
实际上，从商业角度说，我个人觉得中国国内目前最需要的不是市场化改革，而是法治的重建。当然，这个话题已经和自贸区无关了。
五问：你对上述自问自答的答案准确度有多大把握？
答：没有什么把握。小到一个自贸区，大到国家经济走向和国际贸易格局，一个人能掌握的资料都十分有限。我本人又从事跨境投资活动，涉及到自身利益，立场更可能存在主观偏见。故以上观点，决非投资意见，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讨论。
一问：自贸区的局部繁荣近期将怎样实现？哪些产业可能有较大机会？
答：中国政府推出一桩措施，套路通常是虚实结合。大的战略框架很虚，但里面常悄悄包含几条很细很实际的措施。这些措施一般是具体部门在参与方案起草时，根据自己部门和产业利益的需要，直接写进去的。自贸区总体方案也是如此，很多段落中隐藏了不少具体而微的内容。相信有心人都已经认真研究过了。这些具体点名过的产业方向，应该会首先得到发展。当然，通常此种特别具体的条款，也有可能为是相关利益方提前预留的座位。
撇开上述具体而直接的政策内容不谈，自贸区主要在国际贸易、物流和金融服务方面，有较大政策突破，也可能带来近期的较快发展。
二问：外资近期会不会在自贸区形成投资热潮？跨国公司会不会将地区总部纷纷搬到自贸区？
答：可能性较小。自贸区虽然在程序上为外资进入提供了一些便利，也扩大了外资的行业准入，但很多行业并未开放或仍有附加条件。更重要的问题是：区内外资企业能否直接面向全国从事业务？如果能，那自贸区的开放政策，实际上就覆盖到了全国。这将在实践上颠覆国内诸多法律法规，恐怕不可行。而如果在自贸区成立的外资企业，只能在区内从事业务，则市场未免太小（除非对应的中资企业也纷纷在自贸区内成立代表机构，双方区内交易结算，把自贸区变成一个“境内的离岸交易中心”。但这类离岸交易模式要求自贸区获得长期、固定的法律地位，故近期内尚难发生）。当然，对中小规模外资企业，这应该是一个进入中国的机会。
至于地区总部，跨国公司的公司结构通常是基于税收和法律制度两个基本考虑而设立的。由于自贸区并未提供税收优惠，跨国公司不大可能将资金结算中心搬入自贸区。自贸区依旧适用中国的法律体系，几乎不可能出现“司法独立”之类有可能涉及政治制度的改革，因此不能指望自贸区法律制度的公正和效率会比全国其他地方有显著提升。基于这两点，跨国公司真正将国际性的地区总部搬入自贸区的可能较小。即使有所谓地区总部进驻，恐怕也只是名义上的，即只把行政管理部门搬入。事实上，上海目前已经有近100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地区总部，其中多数正是行政意义上的总部。
三问：自贸区的外汇政策，会促进国内企业纷纷进入，把自贸区变成跨境金融资金的一个准离岸市场吗？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会有飞速增长吗？
答：会。而且这有可能是自贸区未来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地方。自贸区鼓励跨境融资自由化，对境外投资企业和项目实现备案制，鼓励境外股权投资，支持有条件的投资者设立境外股权投资母基金，允许自贸区内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上政策综合起来，具备了让自贸区成为一个准离岸的跨境金融市场的条件。
境外投资从数量上来说，未必有飞速增长。过去几年，中国对境外投资增长已经很快。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对外投资，特别在资源、能源等方面，多年来已经得到大力支持。他们的对外投资行为受自贸区影响不大。自贸区主要还是为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了更便利的境外投资渠道。它们本来资金量就有限，在开始阶段因为缺乏人才和经验，更会趋向于谨慎。因此，短期内，境外投资可能未必有明显增长。
但境外投资的结构会逐步发生变化。我尤其看好依托中国制造业优势的跨境金融服务活动。我的一个长期观点就是：中国制造业在过去30年好不容易形成的全球性竞争优势，需要特别珍惜。所谓产业升级，所谓发展第三产业如金融服务业，应当利用并且反过来强化制造业优势，不宜脱离后者。有一定规模的国内制造企业，可考虑剥离其相关金融业务，在自贸区成立独立的金融服务公司，为本企业未来的全球战略服务。我也希望看到为制造相关企业服务的跨境金融机构在自贸区内纷纷涌现。
四问：除了上述意义外，自贸区会不会像过去中国的一些特区那样，“以开放促改革”，通过自贸区的示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新一轮市场化改革？
答：当前国际贸易开放的形势，和上世纪80、90年代已经截然不同。1986年原关贸总协定启动乌拉圭回合谈判，到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黄金时期，当时发展中国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方面都有开放市场的迫切需求。进入本世纪后，发达国家内部舆论对贸易自由化从一度的积极支持转为相当负面。这种大环境下，以“开放”为基调的自由贸易区试验，很难像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对外开放政策那样，赢得一边倒的国际支持。而缺乏国际支持，也就难以实现“以开放促改革”的转化。
实际上，从商业角度说，我个人觉得中国国内目前最需要的不是市场化改革，而是法治的重建。当然，这个话题已经和自贸区无关了。
五问：你对上述自问自答的答案准确度有多大把握？
答：没有什么把握。小到一个自贸区，大到国家经济走向和国际贸易格局，一个人能掌握的资料都十分有限。我本人又从事跨境投资活动，涉及到自身利益，立场更可能存在主观偏见。故以上观点，决非投资意见，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