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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编辑词条
西汉(前206年-9年)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朝代,与东汉合称汉朝。前206年刘邦被西楚霸王分封为汉王,而后经过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取胜后,前202年最终统一天下称帝,建国号为“汉”,定都长安。史称西汉。项羽以“巴蜀汉中四十一县”封刘邦,以治所在汉中称“汉王”,称帝后遂以封国名为王朝名。又刘邦都城长安位于刘秀所建汉王朝都城雒阳之西,为加以区别,故史称“西汉”,有时又以都城与刘秀所建汉王朝的相对位置代称为“西京”。而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在刘秀所建汉王朝之前,因此历史上又称前者为“前汉”。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西汉
外文名称The Han Dynasty
中文简称汉
所属洲亚洲
主要城市长安、宛、临淄、洛阳、邯郸
时区东八区
国土面积1400万平方公里(汉武帝时期)
目录
历史发展
疆域范围
行政区划
政治概述
军事概述
经济政策
人口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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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
1.1 秦末纷争与西汉建立
1.2 与民休息
1.3 步入盛世
1.4 走向衰落
疆域范围
行政区划
政治概述
4.1 三公九卿
4.2 选官制度
4.3 法律
军事概述
5.1 期门军和羽林骑
5.2 八校尉
经济政策
6.1 农业
6.2 手工业
6.3 商业
人口概述
1 历史发展编辑本段
1.1 秦末纷争与西汉建立
秦末天下大乱,因为国严苛的法律、沉重的劳役赋税,人民普遍对秦政府不满,陈胜吴广首先发动的农民起义席卷全国,随即,全国的豪强地主和六国的旧贵族趁机割据地方,而刘邦项羽也在这时登上历史舞台。项羽的叔父项梁是原楚国将领,利用时机起兵反秦,
他找到一个小孩,号称是楚王的后代,立为楚怀王(后为楚义帝),以楚国的名义号召原楚地的人民支持其起兵。同时,身为沛县县令的刘邦在沛这个地方起义,在途中遇上项梁,便加上其军队。 西元前206年10月,刘邦军首先进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但是,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以勇冠三军的神勇,一举歼灭秦军主力,成为了各路义军事实上的统帅。巨鹿之战后,项羽军随后也在12月进入咸阳,并很快掌握大权。他杀掉了秦王子婴及义帝,自封为“西楚霸王”。凭借自己强大的武力进行统治,分封诸侯。他将刘邦封在蜀地,且将刘邦的国号定为汉。不久,刘邦在自己的封地整顿军队对项羽进行进攻,前期处于弱势和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过,虽然刘邦的军事才能不能与项羽相提并论,但刘邦善于用人,他重用萧何、张良、陈平等谋士为他效力。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不被项羽重用的将领韩信,正是韩信出色的军事才能使局面逆转。在最后的垓下之战中,刘邦打败项羽,使项羽逃至乌江边自刎而死。
前202年,刘邦称帝,建国号汉。五月定都长安,西汉正式建立。
1.2 与民休息
无为而治
西汉建国初,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民大量逃亡。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大减少,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刘邦遂采取“黄老治术”、“无为而治”的理念治理国家。
首先,在政治上采取“郡国制”,郡县和封国并存。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另外,在经济对内注意兴修水利,减免赋税,组织军队复员,军队官兵复员为民。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山泽不着户籍的人口,各归原籍,“复故爵田宅”。释放奴婢。诏令规定: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者,
“皆免为庶人”。这些为恢复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对外则和亲匈奴,维持边区和平。
刘邦的这一系列整治措施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扩大了汉王朝的统冶基础,使封建统治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成果,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占有少量土地,有了生产条件。这样,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有利于生产的恢复。但是引致一系列问题:对内的轻徭薄赋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强势力日大,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对外则匈奴背信弃义的寇掠边境日频,威胁边区大汉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边境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
在执行这些政策之余,刘邦也对在楚汉相争中有大功的异姓诸侯王起了猜忌之心。早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曾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些重要将领为王。汉初,被封的异姓王有七个。此外,还封了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对中央集权是一个严重威胁[8]。韩信就是在这时候被萧何用计由吕后处死,随后彭越、英布等人也相继被铲除。异姓诸侯王所剩无几,取而代之的是刘姓诸侯王,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刘邦在白马之盟时对众人说了一句话:“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其时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诸王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前195年,刘邦在讨伐英布叛乱时受伤,不治身亡。
吕太后专权
刘邦死后,吕太后渐渐掌握政权。继位的太子汉惠帝因受到吕后的刺激,不理政事。惠帝死后,吕太后连立两傀儡皇帝,并渐渐削弱刘氏宗室,并封诸吕为王,掌权长达八年。
吕后虽然在高层斗争中手段残酷,但是在国家大政方针和人事制度,基本上沿用了刘邦生前的既定方针和政策。国家经济形式和社会秩序进一步向良性发展。与此同时,吕后也开始进行恢复文化发展,她废除了秦始皇时制定的《挟书律》,允许民间学术团体存在并教授,允许和鼓励民间藏书,设立国家图书机构,凡向官府献书者一率给予奖励。
汉初基本上沿用萧何所删定的《秦律》即《九章律》,虽然与秦律相比要改善了许多,但是《九章律》仍然留下《秦律》中许多严苛的条款。吕后下令对这些条款进行再次厘定,废除了许多条款,如族诛、连坐等条款都予以废除,同时还减轻大量刑罚的处罚标准。
吕后死后,周勃和陈平夺禁军权,斩杀吕产等人,才清除吕氏在朝中的势力。
文景之治
吕太后死后,由于诸吕掌握兵权,而功臣更不满吕氏专权,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施计夺取吕氏的兵权。由于汉高祖只余下两个儿子,朝臣以淮南王母家赵氏强横,代王母家薄家善良,故以吕太后所立的傀儡皇帝非惠帝亲生为由,迎立代王恒即帝位,是为汉文帝。
文帝时,提倡以农为本,多次发布诏令劝农,以发展封建的农业经济。公元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税”;公元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又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粮价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
后来即位的景帝,也持续此种政策,同时还“惩恶亡秦之政,伦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如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笞刑,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之说。这和秦时“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封建统治进一步巩固起来[9]。因此历史上将此时期称为“文景之治”。文景二帝都是黄老思想的推崇者,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在此期间,国家稳定发展,国力大大增强。
只是,景帝在位期间,听取晁错的意见,进行削藩,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操之过急,吴楚等七国遂于公元前154年(景帝前元三年)举兵叛乱。 吴王刘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他联合了胶西王、楚王、赵王、济南王、菑川王及胶东王,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共同起兵。景帝派周勃的儿子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前去迎击,同时又杀晁错。但刘濞继续进攻,于是景帝决心讨平叛乱。 周亚夫率领大军迎击吴楚七国叛军。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8]。朝廷设法剥夺各个诸侯王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
1.3 步入盛世
汉武盛世
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是西汉确立和巩固国家基础的时期。景帝死后,太子刘彻即位,即汉武帝,一上台便改“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对内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继续打击地方势力。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每个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来,又作左官之律和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此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在打击地方势力同时,汉武帝还在中央提高皇权,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与此同时,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汉武帝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这样,在朝官中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对外则派卫青、霍去病等对外十一次攻打匈奴,期间一度把匈奴驱逐至漠北地区、打通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在经济上召开“盐铁会议”,其后将制盐、制铁和酿酒的事业收为国有。但武帝对外战争的代价是很大的,在武帝十一次打击匈奴后继续对匈奴攻伐,令匈奴边患复燃。
武帝中后期官府的税收再次增加,同时武帝将刑罚再次加严,武帝后期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开销甚大,因此创立“均输官”、“平准官”,与民争利。另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成为了中国固有的文化潮流,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自从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
武帝晚年,由于连年的战争,再加上汉武帝本人好大喜功,十分铺张浪费,国家人口大量减少,国家财政也处于崩溃边缘,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如不进行改革,可能重蹈秦亡的覆辙。汉武帝即时发现了这种状况,于是改弦更张,发表了著名的轮台之诏,这也表达了汉武帝对自己的深刻反省,重拾汉初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也渐渐稳定下来,把汉朝从崩溃边缘挽救回来。后世评价汉武帝:“虽有亡秦之失却无亡秦之祸”。
昭宣中兴
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烽火四处燃烧。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诏,表示要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武帝死后,由年仅八岁的汉昭帝即位,霍光辅政,国家大政方针完全秉承武帝晚年的政策,国力进一步恢复,财政进一步好转,社会秩序得到恢复。昭帝极为聪明,只是天妒英才,21岁即病死。死后,荒唐的刘贺被废,由汉宣帝即位。
宣帝来自民间,是西汉第二位平民皇帝。宣帝性格与其祖父卫太子刘据很不相同,而与曾祖父汉武帝极为相似。年轻时受到良好的儒家诗书礼乐教育,但为人却极喜斗鸡走狗、游侠,遍游三辅之地,因此对民间的疾苦和社会弊病有极清醒认识。
宣帝上台初期,国家大政为霍光所操控,政策一如从前。霍光去世,汉宣帝开始真正主政,秉持“王霸之道杂之”的政治策略。他一方面沿续霍光时期的政策,继续减轻各种税赋和民众的负担,即所谓的“王道”;同时厉行法家政策,整顿吏治,即所谓的“霸道”。
在不影响民生的前提下进一步对外用兵,他在位期间,匈奴也表示了臣服的意愿,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以臣子的身分晋见宣帝,汉朝与匈奴的百年大战,终告落幕。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把西域三十六国正式纳入汉朝的疆域。最终,汉朝国力在经历了武帝时期的衰退及其产生的恶劣影响之后,在汉宣帝时得以扭转与恢复,并达到最顶峰。
宣帝和先前的昭帝御宇期间,统治集团主要采取了轻徭薄赋、重视吏治、平理刑狱等政策和措施。使一度动荡的西汉王朝又稳定下来。被称为昭宣中兴或昭宣之治。
1.4 走向衰落
衰于元成
宣帝于43岁时病死,汉元帝即位。元帝即位以后,一反宣帝时期的政策,大力推行儒家空阔不切实际的政策,致使豪强大地主兼并之风盛行,国家的吏治也开始败坏,中央集权逐渐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后来的汉成帝更沉迷女色。王氏的权力愈来愈大,自王太后的亲戚王凤以来,全由王氏子侄出任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在朝廷的势力日渐巩固。
铁官徒起义
汉在弘农等郡设立铁官,利用刑徒冶铸铁器,在残酷的奴役下,阳朔三年(前22年),颍川(今河南禹州)铁官徒申屠圣等人发动起义,申屠圣自称将军,夺取武器,杀死官吏,历经九郡;永始三年(前14年),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人发动起义,夺取武器,杀死官吏,历经十九郡国,沿途释放囚徒,杀死汉东郡太守和汝南都尉。最后被汉军镇压下失败。
败于哀平
汉成帝死后,成帝皇后赵飞燕联同太子合力排挤王氏。太子即位是为汉哀帝。把哀帝祖母傅太后及生母丁太后入主宫禁。大司马王莽见大势已去,向太皇太后王政君建议暂时退让,结果王莽辞官回到新野新乡封国。
汉哀帝死后,王氏权力再冒起,此时,王莽以君子之姿逐渐干预朝政。最后,他弑孝平,废孺子,于9年1月10日正式称帝,改汉为新,西汉结束。[1]
2 疆域范围编辑本段
西汉建立初期,各地叛乱不断,刘邦连征叛乱而无暇顾及边防。北边河南地为匈奴所有。而南边南越和西南的闽越,黔中地区趁机与汉朝脱离,后来汉文帝派人说服南越王和各国归顺,又恢复了一统的局面。不久之后南越就因为荆州两湘地方不肯开关通商而发动进攻。此时恰值汉武帝时期,西汉的文治武功已到极盛,遂彻底剿灭了南越王政权,南越也首次直接归中央管理。
前127年,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陇西、北地、上郡的北部,置朔方、五原二郡。云中、雁门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扩展。西汉的北部疆界至此推到河套,阴山以北。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酒泉郡。后又分割为张掖、敦煌、武威三郡。连同在湟水流域设置的金城郡,合城河西五郡。前138年,东瓯王迫于闽越王的威胁,举国内迁到今江淮流域。前110年,汉朝又灭亡了闽越国。前111年,汉朝平南越,又占有了海南岛,在该地设十郡。在西南地区,汉朝征服了诸国,边界推移到云南哀牢山和高贡黎山。东北地区灭亡了卫满朝鲜,设置了东北四郡。汉帝国的国土已基本成型。而在西域设郡也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
西汉末期,由于政权的衰落和皇室的动荡,疆域萎缩。东北撤销了真番、临屯二郡。西南地区由七郡变成五郡,并且放弃了海南岛与象郡。王莽篡汉时期已经仅剩秦朝时的疆域,西域各国因为汉帝国的衰落而逐渐脱离管制。东汉王朝末年,中原战乱不断。遂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后放弃。高句丽与林邑两国蚕食东北及南方国土。只有西南地区扩展至大盈江一带。
3 行政区划编辑本段
一级政区:郡(国)汉初年有60多个郡,
2年共103郡、国。长官最初称郡守,景帝时改称太守。
二级政区:县(侯国、邑、道)邑是皇太后、公主所封的食邑;道是设在土著地区的县级政区。公元2年,共有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万户以上的县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
行部(又称刺史部):自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13行部,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
西汉朝后期的疆域政区包括司隶部、十三刺史部所察各郡、国和西域都护府辖区,以及当时中国边区各族的分布地。
4 政治概述编辑本段
4.1 三公九卿
西汉初期,参照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到了汉惠帝、高后时期分为左右丞相,汉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其职权大抵如陈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焉。”据相关学者研究,将宰相的具体权力分为五个方面:选官权、督察百官并有一定的执法权、上计考课权、总领朝议与奏事权、封驳与谏诤权。
汉武帝时期,由于外部威胁消除,
而此时的宰相集权已经威胁到皇权,进而对之裁抑。出于加强皇权、弱化相权的目的,汉武帝自亲政起设立内朝逐步对相权进行削弱,并通过频繁更换宰相以及以细事诛杀宰相来加强皇权、树立自身对中央政权的绝对控制。毫无疑问,内朝的设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后,在武帝统治期间对外战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内朝作为一项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与成熟的。
内朝具有根源于皇权的巨大的依附性,脱离皇帝的领导,内朝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存在。同时,宰相不得过问内朝事务,也使得内朝成为政权内部一个相对于外朝的独立单位。总之,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内朝的设立增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权,使得专制制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通过汉武帝时期创置内朝、裁抑相权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活动,将西汉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权较为完整地收归皇帝手中,使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大政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
除了丞相制度外,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4.2 选官制度
武帝时期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还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官吏制度。汉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
因此,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
又建立了新选拔制度:
察举制。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武帝时,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步完善。
“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武帝召见,确有才能,授予官职。与此同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
4.3 法律
刘邦在入关之初的时候就约法三章,但只是临时措施。西汉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 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20]。
5 军事概述编辑本段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西汉前期的军事是实行征兵制,以正卒两支来守卫京师。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归卫尉率领;另一支为北军,保卫京师,归中尉率领。两支各有两万人。武帝时,各减至一万人。正卒一年一轮换,不利于保卫京师。武帝着手组建职业兵为侍从军和禁卫军。
5.1 期门军和羽林骑
侍从军有三支,就是期门、羽林和林孤儿。期门军是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年)建立的,由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能骑射者组成,共约有一千人,归光禄勋掌管。因常为侍从汉武帝而期待于殿门,故有“期门”之名。羽林骑是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选六郡良家子组成,约七百人,亦属光禄勋。羽林骑原叫做建章营骑,因守卫建章宫而得名。后更名“羽林骑”,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羽林孤儿是由战死者的子弟组成的,因养在羽林官署,教习战射,而有此称号。
5.2 八校尉
禁卫军是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立的,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因称“八校尉”。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的士卒都由招募而来,是职业兵,这是中国古代有募兵制的开始。这支军队后来发展为西汉王朝的军事主力,经常用于镇压劳动人民或进行民族战争。
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武帝时期强化了军队,增设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和对内镇压的力量。
6 经济政策编辑本段
西汉时期,牛耕和铁器的使用已逐步推广。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纺织业和瓷器制作发达。西汉是古代中国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社会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仅国内贸易兴盛,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大夏、印度、阿尔沙克王朝、罗马帝国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西汉文化对当时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位于今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交趾刺史部、位于今朝鲜半岛北部的玄菟郡、乐浪郡、临屯郡、真番郡、弥生时代的日本等地区都受西汉文化的或多或少影响。
6.1 农业
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区。武帝时冶铁制器归国家垄断,铁农具的传播更为迅速。在中国各地都有出土的西汉的铲、锄、镰、铧等铁制农具出土。
汉代兼用马和牛耕地,但主要靠用牛。
从考古所获西汉牛犁模型、牛耕壁画和犁铧实物等看来,西汉普遍使用所谓二牛抬杠的犁耕法。《汉书·食货志》中所说的二牛三人的耦犁,也是二牛抬杠。由于扶犁人使用牛辔穿牛鼻导引耕牛,省去了牵牛的人力,出现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这是犁耕法的重大进步。
西汉时期,水利事业很发达。如龙首渠、六辅渠、灵轵渠、成国渠等溉田都很多。京畿以外,关东地区也兴修了一些水利。至于凿井灌溉,北方到处都有,甚至居延边地,也凿井开渠,进行屯垦。西汉时期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是治理黄河。汉武帝曾巡视工地,并命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负薪填决河。经过这次修治,黄河才流归故道,八十年中未成大灾。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提高。
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
赵过还发明了耧车。耧车是一种播种机,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墓葬壁画上的三足耧画像,可见当时已广泛采用耧车播种技术。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先进技术、新式农具。
到成帝时,氾胜之又总结了“区种法”这种新的耕作方法。这是一种园艺式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5900余万,比战国时期增加两倍以上。
6.2 手工业
在西汉的手工业中,冶铁业占有重要地位。西汉时期的冶铁技术比战国时有了重大的发展。西汉后期,吏卒徒开山采铜铁,每年用人十万以上,规模很大。郑州古荥遗址的炼铁炉,是现知汉代炼铁炉中最大的,其中一座,估计日产生铁可达一吨。古荥遗址资料表明,当时生铁冶炼和加工工艺有较大的进步。遗址中炼铁的燃料,除木材外,还有原煤和煤饼,这是现在所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煤的遗存。
西汉的采铜和铜器手工业也很发达。
铜主要产在江南的丹阳郡和西南的蜀、越雟、益州等郡。铜制器皿的生产规模颇大。铜镜、铜灯、铜熏炉等物,近年常有出土,最多的是铜镜,是日用必需品。
丝织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是北方居民的家庭副业。临淄(今山东临淄)和襄邑(今河南睢县)设有规模庞大的官营丝织作坊,产品供皇室使用。西汉的丝织物通过馈赠、互市或贩卖,大批输往边陲各地,远至中亚各国和大秦。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西汉的漆器业发展也很大。在蜀郡(成都)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当时上层之家都使用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等。出土的西汉漆器,特别是马王堆的器物,大多色彩鲜艳,光泽照人,精致美观,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绘,技巧更高,画法潇洒生动,奔放有力,线条干净流利。
此外,煮盐(包括海盐、池盐、井盐)、酿造等业,在西汉时都是重要的手工业行业,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超过前代。
6.3 商业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了。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全国已形成了若干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大的都会。关中区域膏壤千里,最为富饶[24]。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
汉初的盐铁为私人经营的,西汉政府仅设官收税而已,特别是文帝时,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武帝上台后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自从盐铁官营后,汉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贫民购买不起。
武帝死后第六年,即公元前81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曾议罢盐铁官营事。会议的结果,取消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对官营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
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或不偿其费”。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并获取收益。
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贸易
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从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通向中亚、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道路,已经畅通。沿着这条道路,运入各种毛织物和其他奢侈品,运出大宗丝织品。西方人称这条道路为“丝绸之路”。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是番禺(今广东广州)。近年来在广州、贵县、长沙等地,经常发现玻璃、琥珀、玛瑙等物,其中一部分是从海外运进来的。
货币
西汉初年沿用了秦代的货币制度,实行黄金与铜钱并行。虽然铜钱因连年战争、生产萎缩而不断减轻重量,但是仍然称作半两。 刘邦令民间自铸荚钱,可能与他的无为思想有关。他曾经令陆贾分析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说:“(秦代)事逾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及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而西汉开始推行并流传到隋朝的五铢钱,在中国历史上流通了七百年左右,是目前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钱币外圆内方,为圆形方孔钱。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
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废半两钱始铸“五铢”钱,令各郡国铸行,通称“郡国五铢”。后因“郡国五铢”日渐轻劣,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年),专设“上林苑三官”钱局,铸造形制规范、重量一致的“三官五铢”钱,成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货币。从而,促进了当时西汉的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保证了讨伐北部匈奴战争的胜利。为鼓励远征军官兵的士气,汉武帝特下令动用国库黄金,铸造了一批金质“五铢”钱,用来奖赏有功人员或因战争致残的战士。因此,在当时能够获得“五铢”金币赏赐的人,则被看做是至高无尚的荣耀。后历经汉昭帝,至汉宣帝(前73年至前49年),“五铢”钱在铜质、形制和钱文等方面更趋完善精美,史称“宣帝五铢”。
而到了西汉晚期由于社会动荡,出现了通货膨胀,五铢钱也随之贬值。于是政府在铸造钱币时,剪掉了钱币周边的轮廓再铸造钱币,称之为“剪轮五铢”钱。这样钱币所用的铜就减少了,五铢钱的实际价值就远远低于票面的价值。2011年在对杨凌“尚德-石家墓地”考古发掘时出土了不少“剪轮五铢”钱,这是在西汉晚期发行的。
7 人口概述编辑本段
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造成期间全国人口减少。汉朝建立后实施的政治措施“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元光六年(前129年)时,全国人口达到3,600万。从元狩六年(前117年)起,期间因为征伐匈奴单于国和自然灾害频繁,并且赋税徭役加重,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全国人口只有3,200万。汉武帝之后,继任者吸取了教训,继而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至汉平帝元始二年的户口调查,户口达到12,233,620户,人口已经达到59,594,978人。根据现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研究此时的实际人口超过了6,500万人。
参考资料:
1.西汉皇帝简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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