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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16日，一位年迈的老太太来到了北京的公证处，都以为他是要办理什么业务的，但她接下来的行为让工作人员十分震惊。
“我要捐24亿的人民币”，当时的工作人员十分的震惊，当时北京的的平均收入是40元一个月，想赚到这24亿要工作几百万年。工作人员看这位老人思路十分的清晰，便请她先坐下了。
在了解她的相关信息之后，知道了她叫赵碧琰，是一名环卫工人，但是她哪来这多的钱呢？
这一切还要从她的丈夫赵欣伯开始。
赵欣伯1890年出生于河北宛平县，年轻时家贫，参军当了清廷禁卫军，辛亥革命爆发后，赵欣伯在一家京剧团当了个旦角。
王碧琰和赵欣伯好上后，两人一起留洋日本，好让赵欣伯有个好前程，并结为了夫妻。
赵欣伯也没有辜负妻子，学习很用功，考入了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后在日本陆军大学谋了个中文讲师的职位，学生中就有后来的日本侵华战犯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
不料，就在两人的生活渐渐好转时，王碧琰却红颜薄命，因病去世了。
转眼间爱人阴阳两隔，欣伯无法接受事实，半年后起程离开伤心的日本回到了沈阳。
也就在这一年，咱们的女主人公赵碧琰终于登场了。
赵碧琰原名耿维馥，沈阳市小西关人。耿维馥有个闺蜜名叫赵慧敏，赵慧敏的哥哥就是赵欣伯，回到沈阳的赵欣伯孤身一人，妹妹慧敏出于关心，就安排闺蜜耿维馥见到了赵欣伯。
赵欣伯一眼相中了耿维馥，虽然二人相差10岁，彼此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吧！
随着交往，耿维馥的父母得知后强烈反对，耿维馥认定目标不动摇，匆匆和欣伯举行了婚礼。
这一年欣伯31岁，维馥21岁。
婚后，赵欣伯不仅让耿维馥把名字改成前妻的名字，还要妻子随自己姓赵，为了能够与心爱的人厮守终身，耿维馥竟然答应了这个条件，将名字改成了赵碧琰。
看到这里我也不明白，赵欣伯此举究竟是对亡妻的深情，还是对现任妻子的无情，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赵碧琰并不介意丈夫的做法。
1925年，两人有了他们的孩子赵宗阳，随后一家人来到日本。
在日本，赵欣伯发表了一篇法律论文，这很快就引来了日本方面的注意。
没过多久，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对他抛来了橄榄枝，邀请他前往日本，攻读法学博士。赵欣伯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答应了。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不少日本军官，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
赵欣伯在长期日本文化的浸淫下，早已偏离了自己原本赤诚的革命思想。他为了自己的私欲，几乎对赵碧琰不管不问。
1926年，赵欣伯在张作霖的提携下，担任了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法务顾问。
“法律顾问”看似是张作霖与日本人之间的翻译官，实则是掌握着双方情报的重要人物。
日本人通过赵欣伯的情报，密谋着侵略东北的计划，张作霖亦是对他百般讨好，借着日本人的势力扩充自己的军队。
随着日军在东北的实力越来越大，赵欣伯逐渐成为了绝对的“亲日派”，做了日本人的汉奸。
尽管妻子赵碧琰曾多次劝他远离日本人，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好景不长，1928年6月4日，日本人在张作霖所乘的火车上埋了炸弹，张作霖不幸被炸死，赵欣伯也被迫下岗。他迅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自认为倒向日本，才能从中谋取暴利。
仅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赵欣伯又出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修改委员会委员，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仕途顺风顺水。
赵欣伯凭借处处维护日本人的利益，屡屡获得升迁，并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他不仅丝毫不觉得羞耻，反而以此为荣，成为奉天人尽皆知的亲日派，甘心做汉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晚，赵欣伯将中国军队准备不抵抗的消息报告给坂垣征四郎，日寇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大举入侵中国。华夏大地顿时一片焦土，饱受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
9月24日，辽宁成立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名义上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就是日军的“下行机构”。
这一机构成立之后，就做了第一件卖国事——向日军递交请愿书，请求关东军不要撤军，维持地方秩序。
不久，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又玩了一手“独立”把戏，宣布辽宁自治。而赵欣伯对外宣言，称：“现在凡事都应该听日本的。”
10月20日，赵欣伯除了继续担任原职外，还被关东军委以“奉天保安后监督”、“奉天市维持会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伪职。
“伪满洲”这个象征着耻辱的“国号”是他第一个提出的，将长春改为“新京”作为“新国”的首都也是他提出的。故而历史上更多人都将他称为“伪满洲的产婆”。
日本炮制伪满洲国，赵欣伯出力颇多。“功劳”不小。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召集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举行会议，讨论“建国”问题。赵欣伯和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销等也到会。关东军参谋长三宇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等参加。会议一直开到次日3点，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发生激烈争执。
溥仪成功“上位”之后，赵欣伯在日本眼中成了绝对的“红人”，因此被提携为“伪满洲国立法院长”。
在伪满洲国就任期间，他开始干着大肆鱼肉百姓、兜售鸦片等祸国殃民的非法勾当，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当然，他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自此之后，赵欣伯的人生就开始一直走下坡路，因为赵欣伯的种种举动触动了日本关东军部分人的利益，1937年被人指控贪污，后来是赵碧琰找日本朋友疏通关系才有惊无险。
过了不久，为了整理在日本的财产，赵欣伯夫妇又专程前往东京，住在东京成城町他们原先买下的一所房子里。虽然自己的财路被断，但是赵欣伯在这段时间积累的财富已经非常雄厚了。回到日本之后，他利用这些钱财开始大肆购买房产和黄金等保值的东西。很快，他的名下就拥有了多套繁华地带的房产和数不清的金银珠宝。
为了使自己的财产不致流失，便派人在他居住的那所房子的下面，修筑了一间秘密的水泥室。
夫妇俩悄悄地将他们在日本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以及大量的股票等财物装进一个大的保险箱。然后将保险箱藏于地下水泥室中。
他依靠这些巨额的财富慢慢跻身进入日本的高层，平时出入的都是日本的高端场所。也成为了日本贵族的座上宾，甚至还受到了日本天皇的接见。
这下子赵欣伯算是重新站了起来，再次利用这些关系开始自己的敛财计划。
就在此时，赵欣伯被召回国内，定居北平，并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中任职。自此，赵欣伯又开始了他在东北的老一套，通过职务之便，大肆敛取钱财。
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几年，日本人便濒临战败。
正当赵欣伯决定要出国避难之际，日本人便宣布投降，他也被国民党北平当局抓捕。
他用大量钱财贿赂了相关的司法人员，所以，在他入狱后，法院一直拖延未判。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则继续审讯赵欣伯。
赵欣伯自知罪孽深重，难以逃脱审判，一时间竟急火攻心，当夜就因高血压引发的脑血栓猝死在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
赵欣伯的搜刮，给赵碧琰和她的儿女们带来了一时的富贵，让他们衣食无忧，甚至过上了顶级富豪的生活。
但是他的疯狂也给赵碧琰和她的子女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当时赵碧琰知道丈夫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但苦于交通不便，无法去追究，况且丈夫造下的孽太深重，赵碧琰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能平安过日子，不要再遭到大众的议论。
为了不再受到非议，赵碧琰甚至改名为“耿碧琰”，从此低调做人。
1963年，三名解放军干部敲响赵碧琰家的大门，赵碧琰以为是来清算她身为卖国贼家属的余罪，惊慌不已。见赵碧琰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廖承志赶紧解释，表示自己不是来找她麻烦的，赵欣伯已经伏法，他犯下的罪行和赵碧琰无关，新中国的军队不会无缘无故抓人，他们这次来是向她了解一些情况，看能不能帮她讨回那些在日本的财产。
听到他们这么说，赵碧琰终于放下心来，不过关于拿回赵欣伯留在日本的不动产这件事，她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由于当初为了躲避丈夫的牵连，耿维馥已经把房契几乎销毁了，无法拿出证据，加上中日没有建交，耿维馥无法去日本出庭。赵欣伯委托的保管人铃木弥之助，也对这笔巨额财产垂涎不已。
为了争夺这笔遗产，他不惜伪造了一份文件，内容大致为“赵氏夫妻一旦去世，其名下的财产将无偿赠与玲木弥之助所有”。
为此，铃木弥之助多次在法庭叫嚣赵碧琰已经去世，只不过由于无法拿出直接有效的证据，他的别有用心并没能得逞。没想到他的言论一出，东南亚以及日本各地都冒出了大量赵欣伯的妻子与后代，宣称自己才是遗产的继承者。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建交，赵碧琰无法亲自前往日本。最后，在重重困难的加持下，这个案子不得不被搁置了下来，直到1973年铃木弥之助去世。
日本方承诺，如果赵碧琰能够在庭审上证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讨回财产。而后在国务院的帮助下，76岁的赵碧琰到日本参加了庭审。
赵碧琰出庭后，发现场上居然还有四个冒充自己的女人，她们分别来自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几个人都妆容华丽，衣着得体，显然是想营造“赵碧琰”贵妇的形象，相比之下，真正的赵碧琰头发花白，衣服也破旧不堪，在气质上就低人一等。
最终，由于年纪大和事件年代久远，赵碧琰对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再加上没有能足够证明赵碧琰身份的确凿证据，案子又陷入了僵局。
赵碧琰未能如愿拿回遗产，不过好在其他几个女人也露出了破绽，这笔遗产仍然处于待定状态。
改革开放后，这个案子再次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注意，于是国家便为赵碧琰聘请了知名律师傅志人处理这件事。而后傅志人花了几个月跑遍东北，拿到了19份证人证言，可以证明赵碧琰与赵欣伯的夫妻关系，就连溥仪的妹妹也出来为赵碧琰证明。
直到1984年，东京家庭裁判所才决定重新开庭审理赵碧琰财产案，但赵碧琰却因为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到场，指定儿子赵宗阳代其出席。经过多次论证，终于得到了最后的判决：赵碧琰是在日巨产的产权所有人。
当年赵欣伯留在日本的很多珠宝，后来也在日本政府手中，经过长时间的流转，很多东西已经找不到了，不过好在也收回来了大半部分，这些年铃木弥之助贪的房产，因为卖掉了一部分，有的已经拿不回来了，但大多还是拿回来了。
虽然没有全部找回，但这些年这些东西很多都升值了，这些东西加起来价值30亿元左右，前后分几次被赵碧琰拿到。
在1984年中秋的时候，赵碧琰叫来自己家的所有的儿女子孙，来宣布这笔巨额财产的处理方法，所有人都很期待赵碧琰会怎么处理这笔财产，最终赵碧琰非常冷静和正式地做了一些决定：
将所得到巨额财产的80%捐给国家，目的就是为了向自己丈夫赎罪，剩下的20%很大一部分捐给了“中华文化教育财团”，孩子们最终都只拿到了极少的一部分，至于赵碧琰自己，分文未取。
1985年这个人均月收入40元的年代里，“万元户”已经是非常富有的人家了，这24亿可谓是天文数字了。
款项捐出后，又一批人上门造访，原来是上级官员来确认详情，毕竟24亿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此时的耿碧琰也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就当是给我死去的那位赎罪吧！”
1989年，赵碧琰老人因病离世，享年89岁。
临终前儿子问她是否有留下遗憾，她淡淡一笑说道：“我很知足！”
可能这就是人生吧，钱财终归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万万不可因此而背信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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