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一场近30年的世界最大财产争夺战，在日本落下帷幕。东京家庭裁判作出最后判决：
综合所有证据，判定申诉人和失踪者赵碧琰为同一人，赵碧琰是在日巨产的产权所有人；撤销由日本律师作为赵氏财产的监管，同意赵碧琰亲自管理自己的财产。
据报道，赵氏在日遗留财产折合人民币约30亿元。顷刻之间，赵氏母子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的公民。
要说赵碧琰母子这一笔巨额遗产的由来，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是伪满时期出名的大汉奸，被日本人称为“要人”，“满洲国产婆”的赵欣伯。
赵欣伯出生于河北宛平，青年时期曾充任禁卫军卫兵，后来进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开始接触新思想。辛亥革命之后，赵欣伯在北京一家剧团当起了演员，期间加入了国民党。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赵欣伯逃到了大连，并化名刘笑痴，给日本人当起了中文教师。1915年，赵欣伯赴日留学，法科毕业之后，在陆军大学校担任中文讲师，后来他成为第一个获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
图丨赵欣伯旧照
当时赵欣伯有一个比他大8岁的妻子，名叫王碧琰，用自己的积蓄供赵欣伯读书，并资助他赴日留学，因此，赵欣伯对王碧琰十分敬重。可惜的是，夫妻二人到达日本不久后，王碧琰因一场医疗事故离开了人世。
赵欣伯的妹妹有个同窗好友，名叫耿维馥，一直都很仰慕赵欣伯。在王碧琰去世之后，耿维馥开始主动追求赵欣伯。赵欣伯接受了这个比自己小10岁的少女，却提出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
二人结婚之后，耿维馥必须改用其前妻的姓名，称赵王碧琰。
自此之后，耿维馥改姓换名，和赵欣伯结婚并一同去了东京，婚后二人诞下一子，取名宗阳。
在日本留学期间，赵欣伯结识了土肥原贤二等日本的少壮派军官，思想上也逐渐被军国主义思想所影响。1926年赵欣伯学成归国，被日本人推荐来到张作霖身边，担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
皇姑屯事件后，赵欣伯返回奉天，在张学良的资助下，成立东北法学研究会，并亲自担任会长。赵欣伯是有名的奉天亲日派，曾多次反对张学良易帜，还一再公开向人表示：
“我虽卧床，还是一再给汉卿写信，好言相劝，详细分析大局，苦心进言，不走日本路线是没有出路的。”
图丨赵欣伯与张作霖
“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急切地想要控制沈阳，遂委任土肥原贤二担任奉天市长，并指示赵欣伯等人摇旗呐喊，建立所谓的“新独立政权”，脱离张学良政权和南京国民政府。赵欣伯甚至还不知羞耻地到处宣扬：
“现在凡事人们都应该听日本的，这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可不要还是执迷不悟地给张汉卿干了。如若还给他干下去，那就是自取灭亡啊！”
关东军在东三省的种种行径，不但受到中国官吏的抵制，还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迫于内外各种压力，关东军不得不将赵欣伯拉到了前台，并委以各种重要伪职，方便在背后操纵。
上任之后的赵欣伯不遗余力地为关东军效命，还为自己辩解称，自己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为了沈阳百姓的安居乐业，自己并不能说是卖国。
话虽如此，他却处处按照关东军的旨意，配合日军镇压反日群众，四处搜刮百姓，诱降汉奸。
1932年2月，关东军纠集各汉奸头目举行“四巨头建国会议”，会上汉奸头目们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正当几方僵持不下的时候，赵欣伯作为关东军的代言人，拿出了一套“建国”方案：
“我认为实行联省自治不符合国情，实行帝制不符合民心，最为符合国情民心的，是宣布东北独立，和南京国民政府脱离一切关系，建立一个以宣统为元首的新国家。”
图丨九一八事变
赵欣伯口口声声称，自己的方案是按照本庄司令官的意思制定的，本庄司令官也完全同意。其实他所提出的方案，完全是关东军一手制定的，只不过是为了掩其他汉奸的耳目，借赵欣伯的口说出来而已。
其他汉奸一听关东军司令官都同意了，自然无话可说，欣然接受了“赵欣伯的方案”。
在关东军的授意下，汉奸们首先建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宣布东北“完全独立”。然后又召开“建国会议”，筹备建立伪满洲国。最后将溥仪迎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鉴于赵欣伯为炮制伪满洲国做出的贡献，关东军安排其担任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并奖励“建国功劳金”40万元。
当上“立法院长”的赵欣伯，开始以“建国功臣”自居，飘飘然起来。他认为伪满洲国的“立法院”，就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国会，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因此将“立法院”视为自己的天下，到处发展个人势力。
由于在日本有过10年的留学经历，赵欣伯觉得自己是“日本通”，不但语言精通，而且风土人情全熟悉，“立法院”没有日本人，一样能把事情办好，因此对于关东军派来的日本官吏极为藐视。
图丨溥仪在“登基”典礼上
赵欣伯的傲慢态度，自然引来关东军的不满。在“伪满洲国”逐渐走向“正轨”后，关东军决定将赵欣伯作为典型，杀鸡儆猴。
关东军指示日本官吏检举赵欣伯的过失，抓住他在担任“奉天市长”期间，没收和走私鸦片获取暴利的问题进行“调查”，最后念及他在“九一八”前后做出的“贡献”，决定从轻发落，授予他“宪法制度调查使”的头衔，去日本长期出差。
在日本一年多的时间中，赵欣伯无事可做，只能将日本宪法拿来抄一抄。期满之后，赵欣伯要求回“伪满洲国”，关东军派人提醒赵欣伯，他应该申请辞去立法院长一职了。
结果赵欣伯不肯，关东军便派人亲自劝说，摆明利害关系，赵欣伯这才同意。溥仪随后“接受”了赵欣伯的辞呈，免去其职务，并赠与辞金30万元。
政治上失意后，赵欣伯带着全家再次侨居日本，将目光转向了投资理财。从他担任“奉天市长”开始算起，他在高级职位上至少干了六七年，这个时期的各种收入，成为他投资理财的资金来源。
在日本期间，他以妻子赵碧琰的名义，在东京各地购置了相当数量的房产，并且在原住宅的地下室，埋藏了数量可观的金条和珠宝。
图丨赵欣伯一家在日本留影
1939年赵欣伯回国定居北平，再次投入了日伪的怀抱，担任王克敏华北伪政权法律顾问。在北平，他买下了北平铸钟厂附近的几套宅院，赵碧琰选了一套用于自家居住。
在正式搬家前，赵欣伯在房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小心翼翼地将一个铁箱子埋了进去，里面装的是东京的地契，是给老婆和孩子留下的最值钱最放心的一笔财产。
1943年，赵欣伯夫妇曾专程前往日本处理财产，将这笔不动产委托给日本人铃木弥之助代管，没想到此后再也没能回到日本。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溥仪和60多名伪满洲国军政要员被关押在远东监狱，赵欣伯由于早已离职，被免除一劫。后来赵欣伯被国民政府宣布为汉奸，关进北平第一监狱。
在赵欣伯入狱之后，因为贿赂司法人员，赵欣伯迟迟没有被判决，直到1948年解放军快打到北平城，才获得保释出狱。
新中国成立之后，赵欣伯被北京市公安局传讯，当晚由于突发脑血栓猝死。仅仅活了61岁的赵欣伯，不但没有享受到在日本遗留的巨额财产，反而给家人留下了一桩长达几十年的官司。
其实赵欣伯夫妇在日本的巨额财产，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946年美军曾经在日本挖出赵欣伯埋在地下的珠宝，交给日本政府保管，这件事曾被日本媒体报道过。而赵碧琰名下的地产，也都在日本有关部门登记过，都是有据可查的。
图丨赵碧琰（中）
赵欣伯去世之后，赵碧琰就将名字改回了娘家姓。由于当年为他们管理日本财产的代理人亡故，中日多年断交，赵碧琰改姓之后，日本盛传她下落不明，因此这笔巨额财产引来了各国贪婪的骗子。
从1962年开始，各国冒出了不少的诈骗分子，先后有三个人冒充赵碧琰，九个人冒充赵宗阳（赵欣伯之子）。由于赵宗阳三岁时候，因脑膜炎左眼失明，台湾一名满口流利日语的骗子，不惜活活剜去自己的一只眼睛。
后来一位久居日本的华侨，自称赵碧琰已经将手中土地卖给了自己，他便制造伪证，将部分土地转卖。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跑到东京华侨总会，将骗来的钱悉数交出。
此后赵碧琰名下的土地被不法分子强占之后，曾多次被转卖，引发了复杂的国际纠纷和暴力事件。
更有甚者冒充赵欣伯夫妇的养子、女婿等，称赵碧琰已经去世，自己才是这笔财产的合法继承人。不少诈骗犯在日本就被绳之以法。
图丨台湾的假赵碧琰（左）
1964年，赵碧琰得知她在东京的财产受到危害，委托日本律师为他起诉，要求确认产权。北京市公证处先后为她提供了必要的公证材料，但起诉杳无音讯。
当时时任东京华侨总会副总干事的陈琨旺，听说此事后特意飞回北京，向廖承志汇报了这一情况。这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对于任何人的震惊都可想而知。廖承志当即表示：
“不管怎么说，这些财产都是中国人购置的，理所当然属于中国，一定要收回来。”
由于赵碧琰已经改回娘家姓氏，为了找到她，整个北京的户籍人员花了几个月工夫，才在一个胡同的四合院里找到了她。
当时廖承志亲自前往赵碧琰家，说由于一桩地产诈骗案，赵欣伯在日本的财产浮出水面。希望她出具委托书，由日本华侨总会接受这些不动产的管理权。
考虑到历史原因，这些财产的收益大部分将由国家支配，当然赵家作为产权人，会分到相应的部分。同时廖承志还希望赵碧琰将姓氏改回夫姓，如果不改，将无法确定她是东京遗产的产权人。
为了打赢这场财产案，赵碧琰在改回娘家姓10年后，不得不恢复了“赵碧琰”的姓名。这一改动，让胡同里的人都知道她是个汉奸家属，为了保护自己，赵碧琰不得不将赵欣伯留下的地契、账单以及照片全部烧毁。
图丨赵碧琰与儿子赵宗阳
后来赵碧琰在国务院侨办等单位的支持下，到日本出庭证明她是赵欣伯的妻子，没想到同时出庭的，还有两个来自其他国家的“赵碧琰”。
日本法官对此很是意外，让她们各自陈述理由。没想到真正的赵碧琰语出惊人，称真正的赵碧琰已经死了，她的真名叫耿维馥，是出嫁后应丈夫要求，改用前妻的名字。
这种回答的方式，虽然符合历史真相，但却和日本法庭掌握的证据大相径庭，将法官弄得一头雾水，进而对赵碧琰的真实身份产生了质疑，最终不能作出裁决。
直到1973年，中国侨办才再次向日本提出，重新对此案进行审理。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傅志人为诉讼律师。
傅志人是新中国第一批审判员，后来进入中国政法学院干部进修班，代理过新中国很多的重大刑事案件。
傅志人首先和赵碧琰进行面谈，列出了证据线索清单，然后按照线索跑遍各地搜集证据，经过8个月的努力，傅志人将搜集来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耿维馥嫁给赵欣伯后改名的事实，也能证明她是赵欣伯的第二任妻子，赵宗阳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为了增加赵碧琰身份的可信度，傅志人安排溥仪的胞妹韫颖会面。历史上赵碧琰夫妇和韫颖关系密切，韫颖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图丨傅志人晚年照
此事一经爆料，驻京的各大通讯社都发布了此消息，在海内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后来韫颖、润麒夫妇都出具了证明赵氏母子的书证。
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赵碧琰跨国财产案得以尽快审理。1984年4月，东京家庭裁判所重新开庭审理，由于赵碧琰身体不适，其子赵宗阳代为出庭。
围绕赵宗阳身份等证据调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共开庭6次，赵宗阳将所有的证据一一呈上，同时还有几十件人证书证被拿上了法庭。1984年9月，这场近30年的财产官司，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虽然赵氏母子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的公民，但赵碧琰早在胜诉的几年前，就对这笔巨额财产有所考虑。她在北京公证处作出承诺，将回归后的财产，百分之八十作为捐赠，交给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处理，百分之二十留给自己。
在公证文书的末尾，有赵碧琰母子的亲笔签名，傅志人律师作为证明人，也在上面签了字。
日本的胜诉判决下来后，赵碧琰又对自己那一份财产做了公证，承诺将其中的百分之八十，无条件赠给在日本的“中华文化教育财团”。
图丨日本媒体刊登赵碧琰胜诉消息
这样算下来，赵碧琰母子拿到手的财产，其实并不太多，直到上世纪90年代，国家才开始作为奖励，将这部分财产分批划拨给赵家。而赵碧琰在1989年已经去世，因此她没有看到这笔巨额财产真正意义上的收回。
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赵碧琰终于不用生活在别人的阴影里，她的生活有了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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