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1896年生，黑龙江·哈尔滨·宾县人，比毛主席小三岁。
王以哲与陈诚、何应钦是保定军校的同学。毕业后投奔了东北军张学良，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一路干到了军长。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就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王以哲的67军跟着从河北调到大别山剿共。
但是王以哲有民族气节，以不战而弃东北为耻，不愿意打内战。
1935年夏，王以哲67军以保持一两日行军距离的态势，尾随着徐海东25军进入了陕南，从此扎根西北，4个师驻扎在延安、洛川一带。
1936年1月，王以哲接受了我党的统战，和彭德怀建立了通信联系。李克农直接驻扎在了洛川。
王以哲还安排了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的秘密会谈。
延安是王以哲的驻地。红军当时在瓦窑堡。
王以哲对我党我军好到什么程度？
他安排67军军械处处长范长庚，把存在洛川的2000支步枪，用67军的汽车直接运给了红军。
王以哲还派人给李克农送去一个大麻包，告诉他里面是10万元钞票，让他送回苏区。不够再来要。
叶剑英去西安，直接住在王以哲办的六国饭店里。丁玲她们从上海来苏区，也是王以哲安排交通。
这一切良好的互动为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西安事变之后
1936年12月12日，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24日，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去。何以哲劝他，此去危险，最多送到洛阳就可以了，不要去南京。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
1936年12月25日下午，王以哲到机场为张学良、蒋介石送行。人生就此别过。
1936年12月25日夜，杨虎城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立即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在西安事变中被扣的南京要员。
1936年12月26日早，杨虎城同王以哲、周恩来商议此事。
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把蒋介石放走了，再扣押陈诚、卫立煌等人已经没有意义，不如把被扣的人都放了。
会后，杨虎城发了请柬。于12月26日晚举行欢送国民觉要员的宴会。
1936年12月27日，国民党要员分批陆续返回南京。
就这样，在东北军少壮派眼里，高级将领王以哲已经犯了两次错了。
送还蒋介石是一错，释放南京高官们则是第二错。
王以哲在西安的处境艰难了起来。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将张学良软禁起来，还把撤出渔关的大军开进潼关。
蒋军🆚东北军、西北军对峙了起来。
1937年1月5日，王以哲和杨虎城联名发出了强烈抗议的电报。要求放张学良回陕西主持一切。
王以哲对张学良有深厚的感情，在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决心与蒋介石作战到底。
但是。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给王以哲去电：
“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我16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为我个人谋计。”
于是，向来服从于张学良的王以哲同意了执行蒋介石的将东北军撤往甘肃的方案。
此举彻底激怒了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他们反对与南京和谈，决心拼一死战，救张学良回西安。
孙铭九是张学良的卫队营长。
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我党人士在东北军两派之间调停，劝说孙铭九他们放弃作战，稳定西北局面。
1937年1月24日，王以哲派米春霖到潼关与顾祝同商谈。会谈主要僵持在释放张学良的问题上。蒋介石和张学良分别来电，于是，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指示米春霖接受移军甘肃方案，双方和谈协议达成。
可是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不答应，他们不同意撤下与顾祝同对峙的兵力。
他们动了杀心。
他们认为王以哲主张继续和平谈判是想投靠南京政府，应当除掉他。
1937年2月1日，何柱国劝说王以哲跟他一起躲到杨虎城的公馆里去。王以哲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面对少壮派们。
1937年2月2日早，应德田、孙铭九以开会为名，集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部分中级军官到家中，诬陷王以哲等人出卖张学良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宣布杀王以哲、何柱国的计划。
孙铭九命卫队团的连长于文俊和王协一各带一排人，分别去刺杀王以哲、何柱国。
于文俊带人到王以哲家中，王以哲说：“你们真是胡闹，我是忠于副司令的，你会后悔的。”
于文俊不听劝阻，开枪射击。
王以哲身中9弹，当场身亡，年41岁。
王以哲身后
王以哲的死，至少导致了四个后果：
首先是，东北军的分裂。
然后是，从此失去了营救张学良的政治运作空间。
接着是，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这三位一体的合作态势不复存在了。
最后是，东北军东调之后，再无法跟红军重新合作了。
枪杀王以哲的卫队连长于文俊，被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抓住后，剖心祭奠了王以哲。
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我党将应德田、孙铭九护送出了城。救了一命。
被红军收留的孙铭九认为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只住了不到两个月就坚决要求离开。
由于孙铭久曾带兵捉蒋介石，中央军去不了，西北地区又大多被东北军控制，最后躲到上海日租界去了。
抗战时期，孙铭久不出意外地做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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