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
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了自已的利盛？我是不是问心有愧？好了，我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每一件事情，没有私人利益在里面，没有混入与我自个儿地位有利益的事，没有！
假如我有个人的利益在里面，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后来能原谅我，因为我没向蒋先生要钱，没管他要地盘，我没要！我是牺牲我自己。牺性我自己是为了什么？我第一个问题是不要再打内战了。
张将军在接受唐德刚教授采访时，斩钉截铁地说，原来，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犹如猛虎归山，马上就翻脸不认帐了，连续演出软禁、审判、特赦、“严加管束”等一套又一套政治把戏，挟学良以令西安诸将领，事态突然变得复杂起来，局面日趋危急。
一月五日，蒋介石发布如下几项命令：
(一)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二)对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和于学忠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均给予撤职留任处分；
(三)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
(四)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免职；
(五)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免职。
与此同时，蒋介石把他的军队组成五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驻华阴、华县方面；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驻甘肃方面；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驻宁夏方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诚，驻渭南方面；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驻商洛。
一月初，蒋介石召集这五个集团军总司令开会，要他们迅速赶赴前线，占领有利地形，但不得随意开仗，作战之前必须听他的命令。
当时，“三位一体”方面的武装力量，红军约有三万余人，东北军十三万人，十七路军四万多人，加上陕甘地方武装，总共拥兵二十余万。
针对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西安方面也重新加强了军事部署。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渭南、渭北和华阴、华县一带布防，对潼关加强戒备。此外，从潼关至西安，又选择有利地形，构筑七道防线。红军则接防延安、洛川，南下至枸邑、淳化、三原以至蓝田一带，配合十七路军担任防务，来往游动，以警戒和威胁蒋军的侧翼。周恩来表示，为了巩固三位一体，红军同意在军事方面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合作，以保卫西安。
一月六日，当西安方面将领要求释放张学良的“歌电”在报上发表后，中央军准备对西安大打出手，形势十分险恶。
此刻，王化一和吴瀚涛就如何解决西安善后，奔波于西安、南京之间；而张学良怀着一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真情，宁愿自己蒙受一切痛苦，也不忍再看到内战重起。
一月七日，莫德惠、刘哲经戴笠和何应钦的允许，在孔祥熙公馆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说：“战端将起，有违初衷。”言毕，极为伤感。
张学良认为，对西北进兵是何应钦的主谋，嘱托莫、刘两人去面见何应钦，劝阻用兵。莫德惠、刘哲径往何应钦处，传达了张学良的意见，何应钦表示同意暂停进兵。
十三日，蒋介石又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两案主要内容如下：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海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有鉴于此，一月上三日，张学良在抵达溪口武岭文昌阁的当夜，便奋笔疾书给杨虎城等将领的信：
“弟今早同瑞峰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等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请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请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性，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
张学良希望杨虎城、于学忠等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在甲、乙两案中选择其一，以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了抗日和避免内战，张学良决定再度委屈求全。
但是，西安方面持何态度呢？
此时，东北军内部两派意见分歧愈演愈烈：“少壮派”坚决主张南京必须先放张学良回陕，然后撤兵，否则不惜拼死一战；以王以哲、何柱国等为首的高级将领，则表示应以张学良的指示行事，避免内战，一致对外，对西安事变，应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一切都应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不能贸然开战。
至于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可以采用和平方法。只要“三位一体”好好团结，张学良是能够营救出来的。
少壮派认为王以哲主和是为了向南京投降，并欲取张学良而代之。因此，他们对王以哲、何柱国等疑忌丛生，以致最后发展到誓不两立的地步。
十七路军中，也有主和与主战两种意见。主和派有孙蔚如、赵寿山、南汉宸、申伯纯、王炳南诸人；主战派有李兴中、许权中、王劲哉、孔从周、李振亚、宋文梅等人。杨虎城动摇于和、战之间。
中共采取的方针，仍是继续逼蒋实现其抗日救国的诺言，主张和平解决，反对纠纷，反对亲日派挑起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为此，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成员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为回击南京的军事进攻，周恩来又同两军高级将领共同商定：组成三方面的联军，拟订作战方案，作好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同时，杨虎城又派十七路军李志刚、东北军米春霖和鲍文樾去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质问蒋介石为何向西北进兵，并要求立即释放张学良。
“我和鲍见到蒋介石，问候之后，”李志刚后来著文回忆说，“接着就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体将士要求张学良早日回去，以便进行善后工作…”
“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蒋介石翻脸说，“而是国家的问题，是纪律的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已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已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
最后这句话显然是弥天大谎，连蒋介石自已都觉得太过分了，脸上显出不自然的神色。
“你们应该明白的，”蒋介石又说道，“西安闹的事，他和杨虎城使我威信扫地，我现在的话，在南京产生不了效力。”
这是推托的话，李志刚心里一清二楚。蒋介石虽然回到了溪口，但南京的哪一项重大决策敢不经过他点头？
李志刚回忆说：
“后来我们又提出中央大举向西安进军的问题，蒋说：'西安方面必须按照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择一执行。’并且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就是不守国家的纪律，这是不能容忍的。’蒋说到这里，就说，你们先吃饭吧，休息一下再谈。’蒋有意地把我和鲍两人分开，并暗示留我再单独谈一次。
“鲍文越看到明明是蒋不让张回去，反说张自己不愿回去，非常生气，对我说：'我从此不再与蒋共事，也没有再同蒋谈的必要。’于是他就单独先回去了。
“当天下午我一人去见蒋。蒋对我说：'你可以讲一讲，他们究竞打算怎么办？’我说：'自从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答应的问题，还没有能够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不让回去，并且大量的中央军开进潼关，西安方面群情愤激，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一致，张先生若不能回去，他们要打仗。’蒋听到这里，就翻身起来说：'他们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怕糜烂地方，所以未进击，要打的话，我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消灭他们。’我说：'现在陕北和甘宁边区的红军也正在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不好。’蒋听了这话，不作正面答复，却转缓语气地说：'顾祝同部西进，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如果不听国家调度，才要解决的。’又说，“虎城与十七路军有革命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虎城指挥。陕西省政府由虎城的部下充任，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我要亲自给他写一封信，你带回去。明天你来再谈一次，就赶快回去。’我当夜住在溪口。
“一月十八日早展，我再去见蒋，蒋把信交我后，告诉我把他讲的话好好向杨说明，要杨听他的命令，立即撤除二华防线，让顾祝同进驻西安办理善后。蒋并说盼望我两三天内再来奉化，告诉他西安方面的反映。
李志刚继续回忆说：“蒋介石那封亲笔信，现在不知存在何处，现回忆其大意如下：'你不学无术，也不知好好读书，因此不免于谬误。但你的部队是有革命历史的，你不可偏执谬误，毁灭自己。现在东北军即拨归你管辖，要把它们分开驻防。对陕西地方行政，要赶紧促孙蔚如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以安定地方秩序。你万不可轻信人言，作战争的打算，以糜烂地方，扰乱人心。你有什么具体困难，或关于人事和物资上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尽量给你解决。必要时可再派李志刚来谈。”
二十一日，蒋介石再次召见米春霖，他装模作样地对米春霖说：“汉卿如同我的亲兄弟一样，我不会亏待他，只是他年轻，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只因读书太少之故。我留他在这里多读些书，你先回去吧。”
“一月二十三日，我和戴笠又到了奉化，”李志刚又回忆说，“蒋立刻召见。蒋问我说：'我的信交给虎城了吧，我的话都告诉他们了吧，他们现在怎么样？’我说：'委员长的信我交给他们了，委员长的话我也都告诉他们了，虎城和东北、西北军军政负责人还在一起开过两次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讨论结果，大家一致意见，还是要求让张先生回去。’蒋一面摇头一面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当时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凭他来。他现在就住在这里，你可以去看看他，问他是不是那样。他要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是他来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
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
“上次蒋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现在他又变了说法，我知道再说也无益处，于是就转到谈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蒋说：顾祝同部西进，目的不在打仗，而是为了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他们（指张、杨）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如果他们不听国家的命令，我就要用军事解决。我已通知顾祝同相机处理，因此你们应当与顾接洽，什么问题也能解决。
“然后，他又盛气凌人地说：'如果要战，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消灭他们。’蒋要我把他谈的话立刻电告杨虎城，劝他们不要自误。我又委婉地说：'他们极关心委员长对抗日的政策问题。’蒋听到这里，怒气冲冲地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不看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不了解军训的精神，不懂得我的意向，怎么你们也不帮助他看呢？你们也不懂得吗？’最后他重复地说，'你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们。’当时我连贯起蒋前后讲话的意思，是在表明他在庐山时早有'攘外’的准备，杨虎城如果拆散了西安
的团体，就能得到优待，西安事变中他的诺言也就算数了。
“当日，我将与蒋谈话的情况，用电报详细告诉了杨虎城，同时，蒋亦直接致杨电报，要杨表示态度，并留我候接复电，说还有话要我传达。
“我在候杨复电中，在蒋的允许下，见到了张学良。我同张一起吃过一次饭，因有戴笠陪着，不便讲什么话。只有饭后离座，戴不在时，我同张才有机会说了一些话。”
“张副司令，现在西安方面的最大心愿，就是想让副司令回到西安。我临走时，杨主任和东北军的诸位将领都一再表达了这个意思。周恩来副主席也要我向副司令致意，盼望您能早日回去主持大政。”
李志刚抓住时机，迫不及待地讲道。
张学良久久没有吭声，他看看李志刚，又看看窗外。正是夕阳西下之际，层层叠叠的群山，都变成紫褐色的一抹，涂在天际上。
我当时说：“老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我对不起杨虎城，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除非爆发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并能在东北战场上发挥一定作用时，我或者有可能回去，否则我是回不去的。”
一月二十四日晚，蒋介石接到杨虎城的复电，同意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与顾祝同谈判。
李志刚回忆说：“我同时亦接杨回电，要我迅速回陕，汇报后转赴潼关协助谈判。一月二十五日临行前，蒋介石又把我叫去说：'我与
虎城什么话也说到了，专看他能不能听我的话，保持他部队的革命历史了。虎城已复电同意派人与顾祝同商谈，不过他必须把真正困难的地方具体地提出来与顾祝同商洽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由顾请示我，我一定能给他们解决，以后你们不要再来直接问我了。还有，最要紧的是，现在时机迫切，我不能再等了，他应当派正式代表，诚心诚意地以研究的精神，与顾祝同商洽解决，不得派人试探，贻误时机，这要他们自己负责的，你把我这个意思切实告诉虎城吧。
“一月二十五日，我乘飞机于当日抵西安。到西安后，杨虎城立刻召集东北、西北各军政负责人开会，听取我的二次去南京、奉化归来的汇报。我汇报以后，大家对张不能回来，感到失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在政策上的转变是有所准备的，他同意冯玉祥说的'蒋今后还要再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的说法。”
返归西安后，一月二十六日，李志刚和谢珂两人乘汽车，在这个阴云密布的冬日，通过两道防线，抵达潼关。顾祝同在火车上正在集合军官作出安排打仗的姿态。李、谢就与顾祝同在火车上开始了谈判。
谢珂首先发言。他以质问的口吻，态度很强硬地说：“蒋委员长在西安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既有诺言在先，军队就应东开，准备抗日，为什么中央军反而西进，是不是又要来打内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对此都非常激愤，假如压迫太甚一定要打仗的话，我们是有准备的。”
顾祝同说：“你们西安方面既然表示接受国家领导，就应该服从国家的命令，国家有统一指挥调度之权，现在国家要你们撤除二华防线，中央军进驻西安，十七路军调驻渭河以北地区，东北军调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你们不听国家命令，反而在二华增兵布防，这就是不服从国家领导的表现，所以国家要进兵解决。”
谢珂说：“在张学良先生未回西安以前，你们中央军是决不能再西进的。”
这时，陈诚、陈继承、蒋鼎文等人在旁囔叫道：“开始进攻就完了，还有什么谈头！”意在进行桐吓。李志刚则打圆场说：“现在问题很严重，蒋委员长要我们直接谈判，我们应该好好地商谈。”
谈判开始。西安方面的意见是：张学良先生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不能入潼关。顾祝同的条件是：（一）西安方面的二华防线，应立即撤除；（二）中央军一部开驻西安，由潼关至西安一线，中央军长期驻十二个团；（三）十七路军移驻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地区；（四）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五》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
双方谈了三小时，仍无法一致，遂决定两天之后再继续谈判。
一月三十日，双方大致商谈就绪。
甲案的主要内容即顾祝同前次提出的五个条款。另外，顾又提出乙案，具体内容是：(一)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二）十七路军调驻甘肃；（三）东北军调驻安徽；（四）红军仍回陕北。乙案是甲案的陪衬。
甲案对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来说还是集结的，乙案是分散的。因此，西安方面倾向接受甲案。
谈判最后决定采用甲案，中央军进驻潼关，驻西安的部队由十二个团减为三个团。另外，双方还就划分军队驻地、移驻时间、军饷、指挥系统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二十余条款，商定后签字执行。
当潼关谈判正接近尾声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发生了日益激烈的意见分歧。
尤其是一月三十一日晚，当东北军和西北军最高军事会议作出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议后，“二二惨案”骤然发生了。
二二惨案
1937.2
“这就看西安的能耐了。只要西安方面能坚持，能撑住，我就会有办法。他们不坚持，我完了，他们也长远不了。”
一月二十四日，在溪口，张学良语重心长、一针见血地对李志刚说道。
李志刚默默地点着头，心想，若同到西安，一定要向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们反复讲明这一点。他明白，要是没有张学良，东北军的分化只是早晚的事；东北军一散，杨虎城孤掌难鸣，也难以撑持危局。
正如张学良所担忧的那样，此刻，西安的“二位一体”正面临着严重危机。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新城杨公馆内，杨虎城正与十七路军一些将领研商局势，突然门被推开，东北军六十多名营团军官拥进客厅来。
“杨主任，副司令临走时令我们东北军听你指挥。现在副司令被久扣不归，东北军的头头们又无动于衷，各谋私利。我们这些人都追随副司令多年，现在大家签名表明心迹、请杨主任指挥我们，到潼关去拼个死活，让中央立刻放副司令回来。”
孙铭九说完将一张布满签名的大纸放到桌上。
此刻，孙铭九已是涕泪满颊，到后来竟哭出了声。背后的几十个人也开始掉泪，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们也忍不住热泪满腮。
在众人的哭声中，杨虎城决定，采纳少壮派的主张，先打后和。
然而，王以哲为了说服少壮派放弃动武念头，统一东北军内部的思想，于一月二十九日在渭南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不巧得很，王以哲因病没有出席，特委托总部参谋长董英斌主持会议。
“现在局势很严重，南京叫我们东北军后撤，”董英斌代表王以哲首先发言，“无论是先撤兵而后营救副司令，或者是先营救副司令而后再撤兵，我们必须意见一致，团结起来，这样才能有力量，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才能有好处，希望大家好好地研究，详细地谈谈”
“服从中央的命令，一定能得到中央的欢心，中央也就容易接受我们的请求，到那时，再设法请放副司令，为时不晚。”
何柱国首先发言，坚持与南京议和。
“我们绝对不能把营救副司令回来的希望寄托在讨南京的欢心上面，我们必须依靠自已的力量及全国各方面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应德田历数了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种种事实，强调了坚持“三位一体”的有利形势，主张先营救张学良将军，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西安，就坚持不撤兵。
“我们坚决拥护'三位一体’，反对分裂独裁。张副司令不回来，我们就不撤兵！”常恩多师长也坚持说。
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我们主张放蒋是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是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顾全国家和民族存亡这一大局。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就能最终取得胜利。”
渭南会议最后决定：副司令不回来，决不撤兵，中央军如进攻，坚决打退它。
很显然，这个决议是违背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茎等高级将领主和意图的。这时，主战派的呼声日益高涨，东北军内部战与和的分歧愈演愈烈。
三十一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
“从目前局势看，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都不利。”于学忠首先在会议上发言。
“不撤兵，等于给中央施加压力，一定会使中央认为我们还在与他们对立，怎么能放副司令呢？”接着，王以哲将军又说，“其结果，会导致中央军进攻我们，我们怎么能胜过中央军呢？打不过，副司令怎么能回来呢？我们不是白白付出牺牲吗？先撒兵，服从中央命令，以后可以慢慢设法营救副司令。”
接着，何柱国发言，表示赞同王以哲的意见左右为难的杨虎城大失所望，说话时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从道义上讲，应当主战，我们十七路军不打算撤退。但事变以来，我们同东北军一直一致行动，现在既然你们主和，我力量少，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和平解决吧。”
杨虎城说完，周恩来接着发言说：“我们本来就主张和平解决，只是考虑到你们中有许多人主张用战的方式促使南京放回张先生，所以我们才表态支持朋友们的决定，不惜流血牺牲。现在，既然诸位将领都一致主和，那我们当然表示赞同。”
周恩来很郑重地看了王以哲和于学忠一眼，又提醒道：“希望你们注意内部团结，耐心说服部下，不要再另起风波。”
西安的前途就这么定下了。当一行人走出王以哲公馆时，已是后半夜。何柱国送走杨虎城和周恩来，又回到王以哲身边，表示了对少壮派的担心：“要是他们知道了今晚的决议，可能会采取极端行动。”
“怎么，难道少壮派敢杀人？”王以哲不以为然。
“这很难说，”何柱国心神不定地说，“我看，咱俩是不是搬到新城杨主任那儿避一避。”
“笑话！我一个堂堂军长，我不信，少壮派吃了豹子胆，敢在我王以哲头上动土。”王以哲摇摇头。
何柱国无奈地独自走出了王以哲的公馆。这些天，他一直在同少壮派打交道，知道那些年轻气盛的人一旦绝望，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干得出来。他不能不小心提防。当夜，何柱国便搬进了杨虎城公馆。
就在这天晚上，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等人又来到张公馆东楼，在周恩来面前痛哭流涕，请求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与蒋介石拼个高低。
“张副司令对于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十分了解，”面对少壮派的请求，周恩来耐心相劝，“我们极盼望副司令早日回到西安。但现在不撤兵而与顾祝同对峙，很容易引起战争。一旦开战，就违背了张副司令发动事变的初衷，也违背了他在信中的苦苦嘱托。再说，仗一打起来，南京方面更不会放回副司令，对抗日的前途有害无益。”
“难道副司令就这么回不来了吗？难道红军也不帮我们打仗吗？我们合作一场，没想到就这么以破裂告终啊！”
“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
“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
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长跪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后半夜。
少壮派说出这种话来，意味着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已生出了怨愤，而在此敏感时刻，少壮派的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破坏抗日大局的形成。周恩来举措不定，决定第二天给以答复。
午夜后，周恩来与叶剑英立即摸黑赶到了渭北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一起商讨处置方案，红军统帅部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
第二天上午，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均得到了中共代表团的答复：共产党一定会对得起朋友。为了维护“三位一体”，共产党方面可以暂时保留主和的意见，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致，红军就同两家站在一起，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与此同时，二月一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在张学良公馆先后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
何镜华当时是抗日同志会的军事部负责人，应德田是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孙铭九是行动部的负责人，苗剑秋是理论部负责人。
“在第一次会议上，先由我把在何柱国家中看到已经在起草撤兵命令的情况讲了一下。”何镜华后来回忆说，“我还提议：我们是不是找人去王以哲家中再同他谈谈。”
“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谈，也是没用的，王以哲是不会听大家的话，也更不会听我们的。”苗剑秋愤然道。
“那只有把王以哲干掉，干脆，连何柱国也一块儿打死”。孙铭九恶狠狠地说。
“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何镜华问道。
“若用暗的，得使用便衣刺杀的办法，这样我的部下没有把握，故不能用暗杀的办法。只有用明的，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孙铭九提议说。
“派部队打死他们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的。再说，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住在他家附近，已有了戒备。”何镜华提醒说，“就是能打死他，缪澄流、刘多茎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关于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商量好的。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要和我们对立起来，会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为了控制住局面，以便要求张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
和他俩人商谈，并把他两人留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同时，可由干学忠和董英斌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澄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各师长团长们在张副司令公馆再开会议，遵循大家的共同主张，依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先不撤兵、再向蒋介石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案。”
“这个办法怎样？”苗剑秋问孙铭九。
“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然后再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孙铭九说
四人议论了很长时间，仍未作出决议。
当晚，西安街上出现了少壮派张贴的“除奸”标语。
晚十时许，当西安方面发出撤兵命令后，何、应、孙三人又召开了第二次紧急会议。
应德田问：“前方部队，根据渭南会议的签字能够撤兵吗？”
何镜华说：“现在有西安发出的命令叫撒兵，再加上王以哲、缪澄流、刘多荃在事先都已说好，所以，前方部队在接到西安发出的命令以后，撤兵是没有问题的。”
应德田说：“我们可不可以叫前线的师长团长们不撤兵呢？”
何镜华说：“前方部队，今晚就能接到命令了，在明天就开始准备撤兵了。我们在事前也没有派人去联络，就是有联络，能有一部分人同意不撤兵，但是在接到从西安发出的命令以后，控制不了全线的不撤兵。”
有鉴于此，少壮派决定采取极端行动。
二月二日早晨八九点钟，众多东北军少壮派军人来到应德田、孙铭九的住处。其中，有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军警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以及抗日先锋队参谋长、分队长、特务团营长、连长赵龙涛、乌庆鳞、周馄、贾国辅、黄冠南、商来东、王协一、华国璋、于文俊、魏治国、朱云飞、孙聚魁等，此外还有苗剑秋、孙东园、孙铭九、应德田等，约三十多人，几乎站满了两间堂屋。
“杨主任、周副主席都一再要副司令回来，王以哲、何柱国究竞安的是什么心？”有人大声喊道。
“一和一撤，我们就再无希望见到副司令了！”有人哽咽，有人发出了悲恸声。
“不行，东北军的前途不能断送在他们手上！谁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副司令，我们就杀掉谁！”
“对！把王以哲、何柱国，还有于学忠，一起杀掉！”
“不行，”有人表示反对，“渭南决议还得有人领头执行。于学忠是副司令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再说他也不了解情况，是被王、何二人挟持的。我建议，杀掉王以哲和何柱国，留下于学忠！”
“对，对！”刹时间，屋内人声鼎沸，有人甚至掏出枪来。
“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应德田问大家。
“同意！”与会者齐呼。
“有人不同意吗？”应德田又问。
没有反对意见。这样，一个不是正式会议的决定，依据在愤怒之中聚成的意志，匆匆忙忙开始付诸实施了。
一份拟处决者的名单很快开列出来，上面列有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蒋斌、徐方等十余人。
第一个牺性者是王以哲。当他听见大门被撞开，接着又有一声枪响之后，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将被子往妻子身上拉了拉，然后转脸朝向门口。
手枪营连长于方俊率领一队士兵，一脚将门瑞开，面向王以哲。他曾做过王以哲的学生，此时，他将两手一拱，大声说：“军长，学生对不起你啦！”说罢，和身边的一名排长同时举枪，向王以哲连开数枪。
几乎在同时，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也被枪杀；前西北“剿匪”总司令参谋处长徐方和通讯处长蒋斌亦被开枪打死。
徐方的罪名是与南京秘密勾结。二月十八日，王以哲、蒋斌两人的遗体装入灵枢，专车运往北平公祭。
少壮派们的另一主要目标是何柱国。当孙铭九的汽车刚开到杨公馆门口，便见这里戒备森严。孙铭九咬咬牙，想率人冲进去，却被警卫挡在门外，接着杨虎城出现在门口，将孙铭九及众人喝退，
由于杨虎城的庇护，何柱国幸免于难。后来他做了一个银鼎送给杨虎城，上书“再生之德”四字。
得知王以哲等人被杀，于学忠忍不住痛哭流涕，两眼红肿，心神不安。他向少壮派陈言道，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军心不稳，他的部队又远在甘肃，实在是无力左右西安的局势。众人一听，始觉于学忠也有他的难言之隐，于是，只好让他和杨虎城联名签署了一道不撤军的命令，准备发往与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
驻守渭南的刘多荃师长得知王以哲被杀之后，大吃一惊。
他同王以哲曾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平日很是亲近。少壮派犯上作乱，将其杀掉，刘多荃顿时火起，当即便命令他的一个团开往临潼，一来防止杨虎城的再度动摇，二来向少壮派施加压力，以防再生不测。
此时，外界已有传闻，称少壮派的活动是受了中共的指使，亲近王以哲的东北军已扬言，要找中共代表团“讨还血债”。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连忙商议，决定立即作出姿态，表明少壮派的举动与中共完全无涉，同时稳住杨虎城，力争执行“三位一体”的最后决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下午三时，中共代表团抬着一个硕大的花圈，走向南苑门外王以哲的公馆。在灵堂前，周恩来敬上祭品，又向遗像三鞠躬，沉痛地说：“王将军不死于'九一八’，不死于古北口，竟死于自已人之手，我心里非常难过！”接着，周恩来又历数了王以哲的功绩和他在沟通东北军与红军联系方面所作的贡献。
由于悲伤，周恩来满脸泪痕。他的沉痛话语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从而消释了误会。从王以哲家出来，周恩来又赶往新城大楼，去面见杨虎城。
“应德田、孙铭九这帮人，真是太无法无天了！现在既已闯下大祸，他们应该学日本的武上道，剖腹自杀，要不，就自己绑了，出面自首，抓起来交给蒋介石！”杨虎城掩不住他的愤怒，气呼呼地说。
“不能这么做，”周恩来摆摆手，“少壮派要求放张副司令的心还是真诚的，在东北军中也有一定影响，对他们抓或杀都会把东北军搞乱。我看他们最好离开西安，先到云阳镇红军那里避一避。你这里为了应付蒋介石和平息怨气，可以过两天签发逮捕他们的通缉令，以稳定军心。”
“也只好如此了。”杨虎城痛苦地点点头。
“那么，关于与潼关的协议问题……”
“事已至此，部队乱作一团，打是彻底不行了，”杨虎城长叹了一声，心情沉重地坐到椅子上，“我已经想过了，现在只能走'和’这条路了，也算是执行了'三位一体’的决议。今晚上我就派人去潼关，跟顾祝同签和平协议。”
“我们中共代表团尊重杨主任的决定。王军长死后，他的部队这几天可能会有行动，杨主任还要多留意一些。”
然面，周、杨的措施仍没有止住东北军缪澄流军长和刘多荃师长的报复行动。他们擅自从潼关前线撤军，回师西安，扬言要为王军长报仇。
一○五师旅长高福源是最早在红军和张学良之间沟通关系的人，本来与孙铭九等人毫无关系，但却被怀疑为“少壮派”，由刘多荃下令予以枪杀。
枪杀王以哲的手枪营于文俊连长亦被刘多荃的部队逮捕，剖腹挖心，以祭奠王以哲的在天之灵。
与此同时，许多少壮派军官都遭到逮捕，有的莫名其妙地遭到枪杀。孙铭九被抄家，其妻险遭杀戮。仅仅几天之间，东北军混乱，人人自危，大有自相残杀之势。杨虎城的部队在少帅被扣之后，散的散，降的降，整个十七路军只余下三万多人，对西安的混乱局面无能为力。
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向王以哲将军家属致电吊唁。
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时说，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
解放后，孙铭九也认识到自己在“二二事件”时出于激愤，政治上太幼稚，误认为王以哲等对张学良将军不忠诚，大开杀戒，结果犯了历史性的错误。
二月五日，杨虎城、于学忠和西北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说，“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栖性”，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
宣言中还提出了关于恢复张学良公权、移防位置酌予变更、张学良返陕训话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维持爱国民众团体、安置流亡人员等要求。
南京方面在得知西安面临的困境和严重局面后亦感到再无兴兵讨伐的必要，遂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二月八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领中央军顺利开进了西安。
此时的东北军，正处在其形成以来最严峻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军中论争纷起。于学忠等人只得派何柱国军长前往奉化，面见少帅，请求张学良的指示。
二月十六日中午，何柱国带着王卓然和机要员田雨时抵达奉化溪口。
“报告副司令，部下何柱国、王卓然、田雨时前来晋见！”
三人一起举手向张学良敬礼。
“弟兄们辛苦了。来，先到屋里谈，待会儿再给大家接风。”张学良没有还礼，只点点头说道。
“柱国兄，你这是……”未及开口，何柱国已是热泪长流，
一张学良见状惊讶地问道。
“副司令，弟兄们日日夜夜都盼望着您回去啊……”话语未完，何柱国已是放声大哭。王卓然、田雨时也用手抹着脸上的泪水。张学良也禁不住热泪盈眠。
“副司令，你不在西安，应德田、孙铭九一帮人目无法度，兴兵叛乱，王军长他已经……被杀了！”何柱国嚎陶大哭道。
“什么？鼎芳兄他……”张学良大吃一惊，猛地站了起来。
何柱国哭得说不出话来，王卓然见状，便将西安“二二事变”的情况和平息结果向张学良作了报告。
“鼎芳兄，你命不至此啊！”张学良满脸是泪，双手微微颤抖。这么一位将才，一位侠肝义胆的兄长，却死于自己人的乱枪之下，叫张学良怎能不痛心疾首。
“鼎芳兄，”张学良双手紧抱，泣不成声地说，“学良在这里拜你在天之灵了！”说完，面朝西北方向，连连鞠躬。众人恸哭不已。
哀过，哭过，足足过了一个时辰，张学良才稍稍平静下来，同何柱国谈起了东北军的出路问题。
“副司令，东北军没有您，实在是不行啊！”何柱国哀恳地说，“你走时，手令于军长号令全军，可是这一阵子，于军长显得优柔寡断，难以镇住大家。我原想，不行就让王军长出来，他的话大家总还是听的。你走后，西安的事大都是王军长决定的，上层将领们也没什么话说。应德田一帮人版乱的事，我给王军长提醒过，可是他太自信了，不信东北军里有人敢把枪对准他，结果就……”何柱国又硬咽起来。
“上上下下现在都有些什么打算？”张学良禁不住问道。
“高层将领们一般都倾向东调，认为这样可以保存实力。不过，师以下的一些官兵另有些想法，他们不想离开西北。”
“为什么？”
“大家对'三位一体’还有留恋，对周先生的人格也很赞赏。”
“是啊，”张学良回过头来，逐一注视着三位下属，“三位一体’来之不易啊，大家都在这上面花费了不少心血。鼎芳兄曾经对我说，要保存东北军，只有依靠共产党。这一点，大家都是有体会的。”
张学良缓缓站起，在屋里走了几步，最后站到了何柱国面前：“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位袍泽今后维持这一友谊。”
“是！”何柱国响亮地回答了一声。
“看起来，短时间我是回不去了，委员长还要我在这里读书思过。”话说至此，张学良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修身养性，难得啊！“
“东北军的去向问题，大家还想听听副司令的指示。”王卓然说道。
“诸位将领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九一八’之后，弟兄们离乡背井，吃尽了苦头；同红军打仗，又弄得大家疲惫不堪；兵谏之后，人心浮动，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出路，所以才有杀王军长的举动。”张学良言语缓慢，神色惨淡，好一阵没再说话。
“我看，就按诸位将领的意思办吧。”此话一出，两行热泪从张学良眼里夺眶而出，“东北军是需要休养一阵子了。苏皖是富庶之乡，好歹比西北强。稳定下来，好拼足劲打日寇！”
“大家也都是这么想。不想再打内战了，要求把自己的命拿去拼日本！”王卓然说。
那时我点点头说：“军人就应当这样。'九一八’之前，我对日本的判断失误了。我认为日本人无论如何不会大举入侵，侵占我东北三省。后来，日本人又占了锦州、热河。我想日本军人应该知道，这样做对他们是不利的。没想到，他们居然用枪逼着他们的政府定下了侵华政策。国难家仇啊，人人都应当向日本人讨还这笔血债！”
“副司令的话，柱国记住了！”何柱国起身立正，恭敬地答道。
已经是后半夜了，张学良慢慢离开窗台，来到桌前铺开信纸，给于学忠写信：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悉兄苦心孤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全人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全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献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东北军一切，弟已嘱托与兄，中央已命与兄，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弟同委座皆深知兄胜此任。望各同志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供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之利益，为东北之利益，如有可尽力之处，决不自弃。弟在此地，读书思过，诸甚安谧，乞释远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开源、宪章，静山、芳波全此，并请转各干部为祷。此颂
近安
弟张学良手启
二月十七日于溪口雪窦山
“虎城兄，真是难为你了！”张学良自言自语地叹道，遂又提起笔，开始给杨虎城写信：
虎城仁兄大鉴：
柱国兄来、悉兄苦心支撑危局，闻之十分同感，现幸风波已过，尔后盼兄为国努力，不可抱奋（愤）事之想，凡有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弟读书思过，诸事甚好，请勿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在何柱国谒见张学良以后，于学忠也来到了溪口谒晤张将军。相见时，因有特务监视，张副司令便在报纸边上写了一行字：“只要东北军紧紧团结，实现抗战定有希望。”
分别时，于学忠叹息道：“可惜咱们东北军有些人对不起张副司令啊！”
经过协商，东北军的调防情况是：刘多荃的一○五师改编为四十九军移驻南阳附近；缪澄流五十七军调周口一带；吴克仁继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调蚌埠、商邱一带；周福成一二九师归还保定五十三军建制；于学忠五十一军最后由甘肃开拔，与一一0师先开到安徽蒙城，遂将该师改编，并入十一军的两个师内；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仍驻咸阳未动。
南京方面发表于学忠为豫皖绥靖主任，驻蚌埠；王树常为开封绥靖副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后又将五十一军调至江苏宿迁一带，任命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驻淮阴。
一九三七年六月，东北军调遣、整编完毕。
在东北军调离西北时，十七路军也被调到三原一带驻防；红军开到西安附近的部队，也返回陕北。至此，“三位一体“联合阵线被蒋介石拆散。
从此，东北军驻地分散，不相统属。但尽管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原东北军将士皆能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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