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日清晨，初冬的第一场雪给太行群峰披上淡淡的银装。彭德怀骑着他那头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红战马，和左权并辔，沿着清漳河耀眼的白石河滩徐徐而行。转过河湾，彭、左一行策马进入一个村庄——北方局所在地下南会村。
中共北方局定于这天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同日，日寇在华北开始了第三次“治安强化”，并以万余日军集于太行区周围，准备发动大“扫荡”。其情报机关正在千方百计地侦察八路军的首脑机关，准备实行“捕捉奇袭”。
在一间普通农舍里，会议开始。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
北方局委员邓小平、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129师刘伯承、蔡树藩(师政治部主任)，冀（南）太（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李雪峰（主任)等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是关系华北敌后抗战前途的报告。
彭德怀指出，华北日车实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战略指导上标志着一个基本的转变，在具体政策上则较前更加毒辣、野蛮。
彭德怀详细分析了敌人“治安强化”的内容和实行情况后指出，敌人的阴谋固然是十分毒辣的，但不论其如何善于以华治华，如何善于总结经验，日寇进行的民族压迫的落后性质，决定了他们仍然不能跳出威胁与利诱的老套之外，因而并不是无法打破的。
华北总人口8800万，抗日根据地人口约2200万，敌占区约6000万，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敌我争夺区。
彭德怀提出应把对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工作与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提到重要地位，成为今后布置工作的着眼点，改变过去关门建设根据地，到敌占区去捞一把的做法。
敌人掠夺华北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其大东亚战争。仅据日方公布，从1937年到1940年，强拉华北壮丁出关就达298万，1941年预计是111万，总计达400万。
彭德怀沉痛地说：我们必须对敌占区青年加以救护！
针对敌人的阴谋，彭德怀提出三个基本任务，并对其相互关系作了详细说明。
（1）关于伪军伪组织的工作问题。
彭德怀分析说，由于敌人的残酷压迫，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的坚持，伪军伪组织发生不安和动摇。
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使得一般汉奸尚不愿立刻跑到我们方面来，这就产生了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派一动摇于敌我之间，既照顾敌人，又照顾我们。彭德怀指出，过去对这种人一律打击是不对的。正确做法应当是，推动其进步，使他们从两面照顾到对敌应付，而对我真诚。要替这些人寻找办法应付敌人，替他们保守秘密，尊重其人格。
而对于伪军伪组织这一傀儡组织本身，则应反对之、打击之、孤立之，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还要坚决镇压之。彭德怀说，要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爱护中国人的口号下，去争取两面派，“七擒七纵”的办法是有极深刻意义的。
（2）对于敌占区和接敌区的群众工作，彭德怀提出要广泛运用革命的两面派的政策，打入一切有群众的组织，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开展救国工作；团结一切中国人，保护一切中国人的利益，人民少受一分损失，即民族多保存一分元气；和群众一起共同商讨应付鬼子、欺骗鬼子的方法，从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反对痛快一时，使群众遭受不应有的打击。
敌寇特别注意收买和胁迫知识分子参加汉奸特务组织。彭德怀强调，知识分子联系的社会阶级面最广，是开展敌占区、接敌区工作的桥梁。他坚信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执行正确的政策，进行艰苦的工作，必能争取其为民族服务。
针对敌人对华北实行自首政策以瓦解我抗日组织的阴谋（如强迫群众写反动口号，填反东自愿书，买回心票，胁迫党员和抗日干部家属逼干部回家，策动秘密自首等)，彭德怀提出要加强气节教育，同时对被胁迫叛变者，仍争取其回头抗日或保持中立。改变过去对自首者一律打击的做法。
（3）关于坚持根据地的工作问题，彭德怀着重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切割，运动战的机会已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地区成为不可能，普遍的游击战将成为最基本的战争形式。
要求大家把武装建设的重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
彭德怀还设想，根据地边沿区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可以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开展游击活动。利用乡村的散漫性，在新伪化的地区，组织起秘密的抗日武装。
11月3日，当会议继续进行之际，从黎城出动的2000余日军直扑根据地中心，作战参谋不断地报告敌情：敌人距开会地点40里，35里…
傍晚，日军进至30里处，左权、刘伯承已进入作战指挥，会议暂告结束。彭德怀和开会的人从容离开下南会村，转入反“扫荡”作战。
11月10日，日军坂垣师团一个精锐旅在“扫荡”中突袭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严密防守的总部黄崖洞兵工厂，彭德怀和左权直接指挥特务团坚守。
在日军重炮、山炮、迫击炮的猛轰下，特务团凭险抗击，鏖战八昼夜，歼敌1000余人（其中击毙850人）。特务团伤亡160余人。日军攻入工厂区时，兵工厂工人已将机器掩埋转移。
其后，总部兵工厂撤离黄崖洞。
黄崖洞保卫战中，总部特务团以6：1的歼敌战绩，创敌我伤亡对比的最佳记录。黄崖洞战斗成为八路军历史上一次光辉战例。
日军这次撞入根据地“扫荡”，对北方局在下南会村刚刚举行过的这一次重要会议却一无所知。
几个月后，日方才从另一次“扫荡”中获取了彭德怀《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即将它作为研究八路军战略的重要文件。然而，由彭德怀这个报告掀起的八路军敌后斗争的新浪潮，敌人已无法阻挡。
由于敌人的“扫荡”，这次会议没来得及展开讨论。但彭德怀报告中的基本分析和各项斗争方略，在各军区、根据地的执行中，得到创造性的发挥。
八路军在敌后，除抗日根据地这一主阵地外，又开辟了新的阵地。这个新战场出现在敌后的敌后，即在敌人构筑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周围的封锁沟墙、堡垒、据点、交通线后面，在敌人的治安区和准治安区里。这个由开展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和敌占区、接敌区的群众工作而开始的新的进军，在敌人的心脏里播下了抗日火种。
华北到处都是抗日军民斗争的前线，华北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成为日寇的对头。
这一场没有固定战线的战役，自不像百团大战那么迅猛，那么轰轰烈烈；对敌人却是致命的，其激烈和尖锐程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1年11月北方局会议后，华北敌后的扫荡与反扫荡，清乡与反清乡，蚕食与反蚕食，构成敌我之间空前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其中，突出而带有转折性的，是反蚕食斗争。
1942年的最初几个月，华北抗日根据地继续严重退缩。令人不安的是，有的接敌区变成游击区，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是在一种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经过深入的分析，根据地的退缩由敌人的蚕食造成者占十之七八。
日寇的蚕食政策在表面上不像军事“扫荡”那么猛烈与显著，它以缓慢的、隐蔽的、零星的进攻，使根据地不知不觉地变质。震荡小，容易被忽视。有的地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摸不清敌人是怎么搞的，不知道怎么去对付。
在1942年2月反“扫荡”作战中，彭德怀和左权就特别注意考察行军所过辽县、黎城、武安、涉县等县的接敌区的状况。彭德怀感到在模糊不清的状态后面，隐藏着敌人精密策划的一套做法。
和对付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一样，首先需要弄清敌人进行蚕食的具体策略。
3个月后，敌人的蚕食政策对八路军来说，已不再诡秘莫测。
彭德怀和左权以其丰富的经验和锐利的目光，从各地的经验和大量情报中研究分析，得出结果：
敌人的蚕食政策在实施上十分灵活，变化多端，但仍有其一般的步骤可循。
大体是：
第一阶段：向准备蚕食的地区一根据地边沿进行秘密活动，寻求可以利用的对象，建立特务组织，发展暗“维持”。配合残酷的“扫荡”、镇压，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做蚕食的准备。
第二步：准备完成后，依托其据点向正面或侧面迂回30到40里建立新据点，将被蚕食地区变成一个个被敌封锁包围的方格，称为格子。
一个个格子连接起来，形成格子网。在格子网内公开其秘密组织，捕捉抗日干部。先以很低的条件迫使群众建立公开“维持”，上钩后即行强化，这是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即敌所谓“准治安区”)敌我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阶段。
第三步：敌第二步如得手，即深入巩固，使这些地区变为完全的敌占区。抗日组织和民众遭受严重摧残，而敌人又利用这些地方再向根据地内进行新的蚕食。
敌人格子网的外壳，则是敌人继续强化的“囚笼”。1941年到1942年，敌人新筑和修复的铁路有700余公里，公路发展至3700余公里。
1942年10月，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十三，曾得意地宣称：
“华北碉堡已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的两倍，地球外围的1/4。”
为了修路、挖沟、筑碉堡、造据点，敌人拆民房、毁民田、抓民众劳工，耗尽民力。
1942年5月4日，由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向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
《指示》强调，在反蚕食斗争中，要以坚强的武装为核心，坚持武装斗争，坚守阵地。为此，决定各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以1/3或1/2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发挥武装工作队在反蚕食斗争中的作用，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小组的建设。这就是敌后武工队的雏形。
在晋西北，一二O师政委关向应仔细研究了这一指示后说：“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是敌人蚕食政策的克星，对扭转敌后根据地退缩局面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被习惯地称为“五四指示”。
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敌后困难时期的斗争时说：
“特别是中共北方局野战军政治部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1942年5月以前，根据地始终是退缩的，5月以后，则完全改观。”
1942年，在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打破敌人蚕食中，武装工作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1941年11月北方局会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曾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组织秘密武装的设想。这一设想在他的心中尚未形成具体的方案。他极力要寻找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一设想。
很快地，他从各地的经验中找到了答案：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386旅旅长陈赓告诉他，该旅有一个连，在太谷敌占区活动了很久，从刺探情报到破坏交通等，搞了很多名堂。
冀南有一批干部到北方局来学习，彭德怀问他们：
“敌人封锁那么严，你们是怎么跑来的？”干部回答：“是从'维持村'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还可以召开抗日会哩！”
晋察冀军区报告说，1941年夏，军区曾组织过一种宣传队，在武装队的掩护下，深入敌占优势的地方开展政治攻势，名为武装宣传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2年1月，彭德怀向各军区、军分区提出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
2月，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达了关于组织武装工作队的指示，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又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县委书记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文日语的干部。
工作队经过训练，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敌占区或敌人的格子网内，发动群众起来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
武装工作队使敌占区的群众抗日活动有了政治核心和武装支持。
这年春天，冀南区部分根据地被敌摧毁控制，但同时，在武工队的支持下，这部分地区有一部分村庄的抗日政权，仍然公开存在。
彭德怀对这一情况十分兴奋，总结武工队的经验，给武工队制定了更成熟的方案。
对武工队员的要求、数量，工作队的性质、任务到活动方法，应掌握的政策、纪律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最重要的是，武工队由一般的宣传抗日、调查敌情、保护民众、打击汉奸，进而至担负起在被敌人蚕食变质的地区，再度恢复抗日政权，建立隐蔽根据地的任务。
根据彭德怀亲自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各部派出的大批武工队，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强、觉悟高，又熟谙军事，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做政治工作。
他们潜越封锁线，进入格子网，三五人一个小组，分合自如，出没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他们却和老百姓经常见面，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方法来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种斗争。
如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直接通话——上夜课；突袭占领敌之会场，宣传盟军和我军的胜利；访问伪军属，通过伪属给伪军伪组织人员发“回心抗日证”，记“善恶录”等，促使其少做坏事，争取进步；对破坏抗日的分子则发出警告。
在八路军和群众的秘密帮助和争取下，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分子实行“身在曹营心在汉”，采取许多办法来对付敌人。
如敌人要“自卫队”（伪军）放哨，两面分子就盘假不盘真，放走抗日分子，却故意与特务汉奸为难；敌人命伪军去“扫荡”，烧民众房屋，两面分子不得已，就实行烧杂（猪羊圈、牛房等）不烧正(人居所)；敌人到游击区去清乡，两面分子就把那里的抗日干部弄到据点内去隐蔽；伪情报机构中的两面分子，则向敌人报假不报真，或“借刀杀人”，以假情报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
为保护民众，有时抗日游击队的秘密小组在敌岗楼附近四处打枪，叫各村伪情报点一致报告：八路军大部队来了！
吓得敌人不敢外出骚扰，群众减少损失，抗日组织则可乘机活动。
在敌人据点内，武工队站住了脚，甚至可以夜间开群众会。有的地方创造了“无人大会”形式一夜间选村内中心地点登高讲话，群众不出门，在自己院子里听。
对知识分子则由武工队秘密拜访，个别交谈，告以形势，晓以大义。经过一段时间，就在敌占区、格子网里组织起民众的抗日自卫团体，名称各异，有的叫“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保家民团”等等。
由一村到数村，由数村到数十村，互相联合，互相声援，齐心对敌，神出鬼没，妙计百出，搅得敌人惊恐不安，说：“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军大大的有。”
彭德怀对群众的斗争智慧和胆量赞叹不已，收集了许多事例来研究总结，指导推广。
他衷心称道说：
“人民群众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凭其固有的机智，有许多天才创造，办法之多，运用之妙，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间生了根，就创造了隐蔽的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再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1942年这一新的斗争形势，129师刘伯承师长称为“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八路军总部迅即将这一口号推向全华北。“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成为突破敌后最艰难岁月的号角。
“1942年秋，隐蔽根据地在华北敌后之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敌人的清乡蚕食政策终于被打破。
1942年末，敌人在华北连续5次、长达一年又三季的“治安强化”亦告结束。
1941年至1942年，日军自诩为“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和“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但1942年，它的情报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民怨沸腾”、“民心叛离”的惊呼。不得不承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
“此时，共产党军队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1942年末到1943年初，冈村宁次的心情已大异于走马上任之时。尽管他在讲话中，仍一再声称要“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队”，但内心已感前途渺茫。
1943年春，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
“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敏锐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策。
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
总起来看，在敌人强化治安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强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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