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1942年的5月，抗日志士的鲜血染红了华北原野，然而，没有鲜花掩盖。从1941年秋季以来，太行地区少雨少雪，一场持续的干旱无情地袭击了华北。枯焦的庄稼，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河床，给刚刚有了转机的敌后战场笼罩上一层阴影。
抗战已进行到第五个年头，敌后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学会了怎样在战争中生存。敌人发动“扫荡”，情报会通过各种抗日组织传到每个村庄、家庭。大家迅速埋藏好物资，设下地雷，布下暗哨。然后，民兵配合部队打击敌人，老弱妇孺上山。生于斯，长于斯，太行山的一峰一壑，群众都是熟悉的，不愁藏身无所。敌人兵力有限，在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仍然不得不撤走。房屋被烧了，窑洞还在；门窗被毁了，用草帘遮风。只要土地上长出庄稼，群众就能守住家园。但是，干旱却是无法避兔的。特别是三五年一旱，本来就缺水的山区，历史上一次次灾荒，留下悲惨的记载和回忆。清末光绪年间，辽州大旱，民众饿毙、逃亡，“所存凋残遗黎，仅有平时三分之一”，连吏役也“因饥馑逃亡无踪”。“可叹荒年人尽死”，“道途横尸也连绵”，“破宅伤心尽断烟”，“家家扶得饿人归”……这是当年文人笔下的哀叹。
抗战五周年——1942年7月7日，八路军总部在麻田举行纪念大会，追悼左权和其他在5月反“扫荡”中牺牲的烈士。漳河水只剩下潺潺细流，宽阔的河滩做了会场，白底墨染的巨幅烈士画像，从左权开始，一个接一个，悬挂在岸壁，令生存者悲愤填胸。这是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布置的。有的烈士没有留下照片，彭德怀对画像的人说：“没有照片，就找熟悉他们的同志，按大家的回忆来画。从井冈山以来，牺牲了多少好同志！他们都很年轻，好多人就没有照过像。”沉默片刻，又说：“等到胜利以后，我们给他们都画上个像，好纪念他们。”
彭德怀在追悼会上讲完话，默默地注视着那排遗像。从他并肩五载、最熟悉的战友左权开始，在每一幅像前肃立片刻。他习惯地背着手，缓缓移步。在他的身后，“为左权参谋长复仇”、“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唯有胜利能告慰死者。无论敌人“扫荡”、奔袭、蚕食、封锁多么厉害，都摧毁不了根据地。但孤悬敌后的农村，能不能熬过灾荒呢？在河南省，严重的干旱加上贪财的国民党汤恩伯的搜刮，已是赤地千里，上百万人开始逃亡，涌向收成较好的陕西。彭德怀沉入思索中，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变激昂的口号为实际行动。
会终人散，漳河滩复归阒寂。深夜，彭德怀还在翻阅着大叠的情报。一个月前，他曾下令部队帮助挑水抢种，但许多地方己经无水可挑。彭德怀提笔向延安毛主席、朱德报告旱情。对党中央，他毫不掩饰自己无限焦灼的心情：“太行山、太岳、冀南均大早，至今未下雨。不仅秋苗未种，且许多地方饮水亦甚缺乏，人心惶惶，粮价大涨，前途不堪……”灾荒使敌人更加残酷。1942年秋，敌人计划在面临饥饿的华北征收2000万石粮食，以供其侵略战争的需要。从10月开始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即以夺取粮食为重要内容。敌人在其占领区内实行全面的物资统制和粮食配给，强买强征；对根据地，则是赤裸裸地毁割庄稼，抢劫粮食。11月29日，彭德怀向毛主席、朱德报告；“根据地粮食大成间题。”“目前(敌)在太行山'扫荡’中，表现最毒辣者为抢粮、捕壮丁、赶牲口、杀弱小”。“华北相当普遍的旱灾，冀鲁豫、冀南均很严重，秋收不及平常的四分之一太行山五、六两分区武安、邢台、磁具地区尤为严重。有30万人无法维持。”“武乡、襄垣、黎城及太岳较好，秋收有六七成，但敌却在该区反复'扫荡’与抢掠。”
华北敌我之间一场殊死的战役——粮食争夺战，在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全面展开。1942年秋，在太行区召开的贸易工作会议上，彭德怀向到会者指出了与敌人争夺粮食的严重性：“今天，谁有了粮食，就会胜利。”彭德怀分析，尽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敌寇的残暴统治，对中国人民的压榨、掠夺，驱使群众背井离乡，致人力缺乏，生产情绪降低，乃是造成饥馑的最重要原因。”他号召军民奋起，不仅要保护根据地的粮食不叫敌人枪去，还要打击敌人在占领区的掠粮行动，保护敌占区的人民。
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都在紧张地研究着粮食问题。保卫粮食成为保卫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头等大事。到岁末年初之际，总部所在的太行地区，灾情虽然十分严重，救灾保粮的斗争已取得积极的成果。彭德怀给朱德并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太行区农业和财政状况的报告，这是敌后军民给中央送上的一份最厚重的新年献礼。彭德怀在报告中写道：“1943年65000军政民脱产者以及约5000退伍、残废军人之粮食已得到解决。”
1942年太行山西部产粮区收成较好，敌人在占领区以低价强购粮食，总部根据情报仔细研究这一局势，最后彭德怀下决心，暂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西部大量购进粮食，组织灾民运到平汉路东缺粮区售出。这原是历史上华北物资流通的一个自然渠道，为群众所熟悉，西进东出可得高一倍的价钱。八路军收回成本尚可净赚一半。以其2/3救灾，1/3归公，军民两利。抬高西面粮价收进，帮助了产粮区农民；向东部出售，也帮助了灾区的人民，尽管都是敌占区，得利的是中国人，受打击的是日寇。原计划收进18万石，实际收进了21万石，向东卖出12万石，为太行山根据地增进了9万石——2300万斤粮食。敌人发现八路军的收粮活动，慌忙提高西部地区粮价以图破坏，但敌人晚了一步，八路军在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已超额完成了收购计划。
这一年武装工作队发动群众抗征抗抢、保卫粮食，取得传奇式的胜利，彭德怀对此曾作了生动的叙述：“1942年，敌拟在华北征粮2000万石，而我们则要征收抗日公粮。很多村庄，在敌开始征粮前便先发制人，向敌呈报灾荒，请求豁免，收到若干效果。以后，武装部队出动活动，使人民有所藉口，向敌报告征粮损失，拖延时日。最后，当敌催索日紧，乃少送一点作为应付，而又收买经手人，防止挑剔。同时，征集抗日公粮，买通伪军，偷送到根据地；或伪称给敌运粮，车载担挑，由我预置部队，半途'劫’运。事后，各村向敌报告哭诉，而又夸大八路军兵力，防敌出来追击。如此曲折斗争，结果，1942年敌在华北的抢粮计划基本上破产，而我公粮征集，则大体完成。”敌人1942年征粮计划实际完成不到1/10。而我方公粮计划只及敌征粮计划的5%。敌占区人民通过斗争减轻了负担，从交粮利敌变为交粮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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