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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谓罢相：从个人权威到士大夫“公议”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驾崩，未满13岁的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由于仁宗年幼，真宗遗命尊刘皇后为刘太后，暂时处理军国大事。宋朝进入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
刘太后垂帘之初，宰相丁谓权倾朝野。北宋初年，权相迭出，太祖朝的赵普、太宗朝的卢多逊、真宗朝的李沆莫不如此。这些权相虽然也属于士大夫，但往往个人色彩浓厚，并不代表士大夫群体。丁谓要做的，当然也是这样代表个人的士大夫。
可时代变了。
历经太宗、真宗两朝不断扩大的科举取士，随着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加入到士大夫行列，士大夫群体参与政治的愿望日益高涨，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形成了“公议”“公论”。他们要求扩大参与政治活动空间，而如今对这一诉求最大的阻碍，反而是士大夫出身的宰相。
在要求扩大参政空间的士大夫群体中，参知政事王曾就是典型的代表。
宋真宗驾崩之初，丁谓和王曾负责起草遗诏。在规定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权力时，王曾主张用“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的措辞，也就是军国大事临时由刘太后处理。“权”，是临时的意思。丁谓却主张去掉“权”字。两人争论的看似是刘太后的权限，实际上丁谓打的算盘却是假太后之权，便于自己弄权；而王曾在防范女主权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为士大夫谋求权力空间。
此后，王曾与丁谓有政见分歧时，便往往会拿出“公议”“公论”来施压，而丁谓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也自然引起“公议”的不满。
这年六月，负责建筑真宗陵墓的雷允恭擅自改变陵墓位置，结果导致陵墓漏水。身兼山陵使（陵墓工程总负责人）的丁谓因与雷允恭潜相交结，故而百般包庇。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得知真相的士大夫群体炸了锅。
当时雷允恭已经下狱，王曾想借此机会扳倒丁谓，于是便对同僚们说：“我没儿子，想把弟弟的儿子过继过来。等明天退朝，我要单独留下向太后做请示。”丁谓一听是王曾家事，便没有从中阻挠。没承想王曾独对时，拿着陵墓事件大做文章，说是丁谓包藏祸心，让雷允恭将真宗的皇陵移到风水大凶绝地。刘太后闻言大惊，加之不满丁谓擅权，便罢免了丁谓。
王曾扳倒丁谓，手段可谓不光明正大，却得到了士大夫群体的支持，史称“公论不以为过也”。
“祖宗法，不可坏”：遵守祖制成为君臣共识
丁谓罢相后，王曾升任宰相。在他与参知政事吕夷简等人的建议下，刘太后将“天书”随同宋真宗一同下葬，并禁止兴建宫观，彻底结束了真宗后期举国狂热的迷信活动。此外，刘太后兴修水里，发展农业；完善科举，兴办学校；严惩贪官污吏，范仲淹等一批廉吏应运而生。
刘太后既有政治才干，又有政治野心，这引起了士大夫群体的思考：一方面，在权相消失、士大夫个人权威不在的前提下，士大夫群体如何重新获得参与政事活动的权威，维持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转；另一方面，又如何再防止出现一个武则天。
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再度搬出祖宗的威灵。
王曾出任宰相后，自科举考试、天下马政到宫殿营造，凡是朝议解决不了的问题，士大夫们动辄便征引“祖宗旧制”作为处置依据，以至于出现了凡事都宣称“这是先朝旧规，不可轻议改革”的极端局面。
天圣四年（1026年）九月，朝廷着手对以前皇帝们发布的诏令做删定整理，这本来是一个常规工作。宋仁宗却问宰辅们：“都说先朝的诏令不能轻易改动，真是这样吗？”为此，王曾甚至要专门出面解释：“删繁就简是为了方便人们使用，这有什么不可以？”
王曾反对教条地执行祖宗旧制，但由此也可见，刘太后听政期间，遵守祖宗旧制已经成为当时皇帝与士大夫们治理国家的共识。
当然，这时期的祖宗旧制还有另一个意思，那就是防止刘太后称帝。早在刘太后垂帘听政之初，还是参知政事的王曾就曾义正言辞地公开提出：“天下，是太祖、太宗和先帝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保守祖宗基业的旗帜，警告刘太后不要越雷池半步。
而刘太后确实有效法武则天称帝的想法。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她打算穿着皇帝的衮冕谒见太庙，受到臣僚抵制；最终，她穿戴改造后的皇太后衮冕拜谒了太庙。刘太后也曾试探性地询问臣僚：“唐代的武后是什么样的女主？”以耿直著称的参知政事鲁宗道回答：“是唐朝的罪人，几乎危及江山社稷！”又有大臣为了迎合她，献上《武后临朝图》。刘太后知道称帝不会获得士大夫支持，于是将图扔在地上，立即表态：“我不做这种背负祖宗的事！”最后，刘太后不得不以“赵家老妇”的身份自居，担负起保守宋朝祖宗基业的责任。
这年三月，刘太后去世，宋仁宗亲政，士大夫首次明确提出“祖宗法”的概念。对此耳濡目染的宋仁宗非常认同，他积极回应道：“祖宗法，不可坏。”从此，祖宗之法的概念正式定型，遵行“祖宗之法”成为朝堂上不倒的大旗。
士大夫的“祖宗之法”：政治话语权的增加
在皇帝和士大夫的共同作用下，祖宗之法正式形成。而这一过程，又与士大夫由个人到群体登上政治舞台、士大夫政治逐渐走向成熟相始终。士大夫群体的崛起、士大夫政治的成熟在不断提升祖宗之法的地位；而拥有这种地位的祖宗之法，反过来又提高了士大夫政治的话语权，对北宋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种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士大夫广泛援引祖宗之法，来匡正皇帝的错误言行，进而影响政治走向。
前面讲过，王旦曾挑选祖宗典故，约束宋真宗的行为。这种挑选工作后来被不断系统化、规范化，最终成为编撰《宝训》和《圣政》的活动。《宝训》和《圣政》是一种总结宋代祖宗言行的帝王学教材。
《宝训》主要记载宋代列祖列宗遗留的宝贵训示，类似于“语录”；《圣政》是祖宗朝圣明举措的纪录。
这些《宝训》和《圣政》，有的是士大夫自发编纂，有的则是官方组织编写。无论私修官修，他们的目的都是塑造可供仿效的祖宗形象，让政治平稳运作。因此，对于收入《宝训》和《圣政》的内容，士大夫需要取舍润饰。
比如仁宗亲政后，学者石介编写了一部《三朝圣政录》，讲太祖太宗真宗三代的政治情况。在正式进献给朝廷前，石介将书稿交给了韩琦，让他帮忙查找问题。韩琦指出，书中有些故事不宜收录。其中有一条提到，太祖曾经很宠溺一名宫女。一日早朝时，有臣僚就此事规劝太祖，太祖幡然醒悟，退朝后便趁着宫女熟睡之际将她杀死了。韩琦说：“这种事情怎么能让后世效法呢？”于是将书中的这一类故事全部删除。
在挑选故事、编成《宝训》和《圣政》后，士大夫还要通过经筵讲读制度，也就是定期给皇帝上课，将《宝训》一类的内容讲授给皇帝。这往往会对祖宗之法“再加工塑造”。
元祐年间，范祖禹担任侍讲，负责给年轻的宋哲宗上课。哲宗的父亲就是那位主持变法的宋神宗。由于反对神宗的新法，范祖禹并不赞成凡事遵守神宗法度。但为了劝说哲宗勤奋读书，范祖禹还是抬出了神宗做榜样。他指出，神宗勤奋好学，坚守祖宗之法，每隔一天都要参加一次经筵。以此为基础，范祖禹将神宗塑造成一位谨守祖宗成宪、可为后世子孙效法的楷模。
无论是韩琦还是范祖禹，他们的行为都说明，祖宗做过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祖宗之法。只有那些符合士大夫政治需求的做法，才会被纳入祖宗之法的范畴。皇帝平时要学习祖宗之法，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士大夫的影响，从政后还要被士大夫时时提醒，士大夫的话语权可想而知。
祖宗之法增强士大夫政治话语权的第二个表现，是保障了士大夫的人身安全。
宋代的朝政“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虞云国先生语），这种开明与祖宗之法息息相关。传说宋太祖曾立有一块誓碑，上面明确写着“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尽管太祖碑誓是否真的存在，学者们向来有争论；但“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原则，却被宋代士大夫普遍视为祖宗之法，它有力保障了士大夫的人身安全，是士大夫的安身立命之本。
因此，当有人想要破坏这项祖宗之法时，便会受到有识之士的抵制。北宋如此，南宋依然如故。淳熙年间（1174—1189年），宋孝宗就曾极力主张改变北宋以来开明的政治风气，他在手诏中写道：“本朝自开国以来过于忠厚，宰相当政误国，大将打了败仗，从来都没有因罪诛戮过。用人的关键是人君必须谨慎地选择宰相，宰相必须选拔合适的人做官，前有重奖之赏，后有诛戮之罚，要是这样还找不到人才，我才不信呢。”
没想到，孝宗的手诏一出，舆论哗然。宰相史浩急忙援引太祖碑誓，说宽仁之风乃是祖宗家法，并指责孝宗是自己要行刻薄之政，却归过于祖宗。最终，士大夫们再一次利用祖宗的权威，迫使孝宗收回了成命。
除了皇帝，士大夫内部也有一些人主张改变宽厚的政风，但同样会遭到反对。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一位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受到处罚，枢密副使富弼想进一步诛杀他，却遭到参知政事范仲淹的反对。范仲淹说：“祖宗以来，从没有轻易诛杀过大臣。这是盛德之事，怎么能轻易破坏！何况我与你在这里主持新政，同僚之中能有几人跟咱们同心？就连皇帝的态度也未必坚定。我们轻易诱导皇帝诛戮大臣，明天我们自己可能也难以自保了。”
总的来说，士大夫们通过祖宗之法，政治话语权大幅度增加，这有利于他们更加积极引导皇帝更好地治理国家。皇帝与士大夫在共同遵守祖宗之法的共识下，积极合作治国理政。祖宗之法内在的逻辑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士大夫的良莠之别、士大夫政治在皇权面前的脆弱性也暂时被遮掩。士大夫进入与皇帝共治天下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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