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它把天国历史划为兴盛与衰亡两个时期。
在人们总结天国兴亡的教训时，无一不把内讧作为首要因素。
天京事变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尤其是洪秀全、杨秀清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矛盾激化而产生的悲剧。
太平天国核心领导层内部因教权与政权的分离与交叉，本来就潜伏着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矛盾，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可以维系着团结和谐的关系，一旦环境变更则发展为水火之间的关系。
李秀成痛楚和深刻地总结了天国灭亡的“十误” ，天京事变被列为“至大”失误。孙中山也认为争夺皇权为契机的内讧，是这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的恶劣影响是多层面的，也是深远的，必须展开纵向和横向的深入考察，理性地探讨和分析内讧遗留给太平天国的严重创痕和慢性隐患，有助于加深对这场农民运动衰微原因的认识。
从表象层次看，内讧的直接后果是天国高中级骨干的大量丧失。
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三王死于事变，石达开远征他方，胡以晃病逝江西临江，原来首义诸王只剩下洪秀全孤家寡人。
以陈承瑢为首的大批首义将士几经屠戮，幸存者已属寥落，其中善于治国治军者更为凋零。
天国出现了人才危机，丧生的高中级干部缺乏严格诠选之后的递补。
原来的东王、北王、翼王诸殿高级幕僚辅佐都随着内讧分裂退出天国政治舞台，集团势力暂时消失了，洪秀全收回了决策权力，定于一尊的天王专制体制终于建立。
但军政机器的运作需要具有一定管理和指挥能力的官员，首先是综理朝政的决策和实行班底，其次是天朝各部门的行政官员。
从战略指挥上考察，原来杨秀清统一指挥，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主持各战区军事的运作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内讧期间，除了石达开一度整合全局指挥以外，天国的战略一直处于分裂与混乱状态。
洪秀全登基以来，一直被杨秀清排斥于军政筹措决策之外，只能按照杨的意图下诏批准，很多事务则由东王诰谕规定奉行。
因此，天王的军政决策能力缺少训练和提高的机会，他只得沉湎于宗教，发展了自己的唯心思辨能力，而复杂多元的军政事务需要冷静缜密的调查分析，这与洪秀全的神学思辨方式大相径庭。
同时，他也严重缺乏治理军政的感性经验，虽然声称自己要主和军师一身二任，建立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但未免眼高手低。
石达开出走，洪秀全就手忙脚乱，不堪应付突然事变，军国重任无人可恃，只得屡诏翼王返京辅政。
遭到拒绝后，中枢遂由蒙得恩等天王近臣和亲信执掌，虽然软弱驯服，唯洪秀全意志是从，但毫无威望，无力驾驭地方实力派。
洪秀全消除了皇权挑战者，却造成外重内轻的局面。更严重的是，洪仁发、洪仁达趁机干涉和控制中枢权力，导致朝政的日趋腐败，引起了陈玉成、李秀成等的强烈不满，出现了新的权力冲突。
直到太平天国灭亡，尽管有洪仁玕这样的杰出人才总理军政，也无法改变中枢软弱无力的状态。
关键原因在于中央人才的丧失，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执政群体，相反，地方人才损失不太严重，涌现出一批新的将帅，支撑着后期天国大局，但也不时与中央分庭抗礼，影响和制约着中枢决策。
这种弱干强枝的态势恰恰阻碍洪秀全整合天国的意愿，使天国隐藏着新的分裂危机。
再说，大批老将士的丧失严重削弱了太平军的骨干力量。这批久经征战的精锐深受战争的考验，具有较高的觉悟和自觉的纪律性，在太平军中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是天国的可贵财富，对太平军的战斗力和素质产生积极的影响。
他们被屠戮或分裂使太平军的素质下降，将帅们大力扩军，却忽视质量，尤其是中级军官严重缺乏，只得盲目提升，未免失之滥擢，影响了部队的整训教育。
前期太平军那种严格的纪律、顽强的战斗精神渐至松弛，必然导致总体战斗力的弱化，这与老将士的损折不能不存在某种联系。
天京事变导致了太平天国的战略退却。
杨秀清、韦昌辉内讧后，第一次退却开始，丢掉了湖北(含武汉)、皖南腹地(含宁国)；石达开分裂后，又开始第二次退却，上游丢掉江西(含九江)，湘军兵锋直指皖北，下游失去溧水、句容、镇江、瓜洲，天京再次陷入清军包围。
太平天国处在空前危急之中。
退却原因在于内讧使领袖们把反清武装斗争置于集团权力斗争之下，诸王分裂火并引起战略指挥整合体系的破坏。
诛杨后，石达开指挥上游，秦日纲遥控下游，二人不相为谋，洪秀全、韦昌辉都不能发挥调节的指挥机制。
同时，即使在上下游，各地佐将自有派系归属，石达开、秦日纲也不能完全驾驭。湖北韦俊、皖北陈玉成、皖南与江西洪春元等不愿服从石达开调遣，他们与朝中集团有紧密联系。
石达开出走拉队伍，不少将士不愿附随即是明证。下游句容、溧水翼殿将士在翼王出走后，纷纷自行溃散，加速了二城的陷落。
可见，内讧以后，将士心力不齐，将领各怀已图，在诸王的争斗之中观望徘徊，难卜前途，严重干扰了战争进程。
韦俊在诛韦昌辉后立即撤出武汉，放弃湖北，虽出自朝廷首肯，但他已无斗志应是重要原因。
于是，在清军乘内江实施全面战略进攻时，各战场将帅只能相机独立运筹御敌，保卫疆土。
战略上失去整合全局的机制，将帅之间的联合协调转趋薄弱，越益依赖于彼此间人际关系。
由于各战场的相对独立，将领自募士卒，自筹粮饷，自行征税，各方割据势力因此衍生，战略整合机制更难运作，终致贻误总体战局的健康发展。
内讧之后的强枝弱干局面加剧了战略上的分散主义，全军失去了强有力的中枢控制，调兵遣将必须由洪秀全亲自出面，有时竞屡颁严诏，才能凑成机动兵团，而由于山头林立，派系冲突，在会战中也不易整合划一，同步进退。
政治上的分裂与战略上的分散主义交叉感染，是天国后期腐败的重要表征，天京事变则是它的肇端。
起义之初，拜上帝教的几位首领人物，维系着兄弟之谊，团结战斗。他们奉皇上帝为天父，尊耶稣为长兄，洪秀全为二兄，冯云山为三兄，杨秀清为四兄，韦昌辉为五兄, “天父之子，耶稣一子，天贼第二子，南贼第三子，东贼第四子，北贼为第五子”，当时对敌斗争的环境险恶，生活艰苦， “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衰食必惧，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撩原之势。”
1848年三月，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从而取得了天父代言人的特殊身份。同年九月，萧朝贵则假托天兄耶稣下凡从而取得了天兄代言人的特殊身份。
杨、萧的举措，沉量地打击了当地的拜上帝教内部的各种“邪神”、“妖魔”，安定了人心，稳住了局势。
但由此，杨、萧以天父天兄名义，实际上获得了拜上帝教众统帅的优越地位。天父天兄与天王三人的地位是，“天上系天父天兄，地下系三星兄”。
产生了微妙复杂的关系，但三位通天人物彼此顾全大局，谨慎行事，相互信赖支持，所以相处是团结和谐。
事变前，杨秀清总揽权力，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并无地盘，经常被东王调遣各处督师，虽有自已的集团，但并不明显，对中央根本不能构成分裂的实力基础。
例如，石达开就承担多处战区指挥的重任：
经略皖北；主持天京防务；增援上游，指挥西征军事；再调回参加天京会战，击遗江南大营，又旋赴上游援鄂。
韦昌辉一直在杨秀清直接领导下，主持天京防务；一度被石达开取代，组织天京江防，当石达开增援上游后，再度主持天京战区军事；一破江南大营后被遣往江西督师，接管翼殿将士的指挥权。
秦日纲、胡以晃、赖汉英等高级统帅，都没有固定的地盘和始终隶属于自己的军队。
连驻守镇江多时的罗大纲也在1854年冬被抽调赴上游增援。
李秀成在自述经历时，他就曾守御天京，随翼王赴安庆安民，石达开回天京后，他又为胡以晃统辖，佐镇庐州，再守和州。
1856年初，则被抽调隶属秦日纲援镇。很难断定他是哪一个派系集团。
林启荣久守九江，其统帅几经变易，概由杨秀清决断。韦俊是韦昌辉胞弟，都由主持西征军务各帅指挥，不受韦昌辉节制。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中央集权是强化有效的，各方佐将乃至诸王无不服从杨秀清驾驭，而且律令苛严，言出法随，连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也难幸免，就是洪氏兄弟、亲贵都不能例外。
因此，推行天国各项政策，开展新的战略行动，只听东王号令，不敢违拗消极。
矛盾则出在中枢诸王之间，焦点是中央权力的分配。
杨秀清的擅权越轨，引起洪秀全与诸王结盟，结果是旷日持久的内讧。
之后，中枢权力冲突因诸王被诛或分裂得以解决，天王控制一切，但缺乏佐理人才，中央权力弱化，地方势力坐大，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后期权力斗争的主要热点。
这一时期，中央除了天京守军外，没有直属军队，各兵团名义上隶属天国，实质上渐成各家统帅私兵。
天京长期被围，人力物力和财源皆需仰赖地方筹措接济，地方则可以自力更生，独立生存发展，分别由各将帅割据管辖，而且得到洪秀全承认。
因此，李秀成宁愿在地方为统帅，也不想佐洪秀全主持军政；三河大捷后，陈玉成继李秀成之后东援两浦，曾一度入京指挥全局军事，不久，即驰赴皖北转战，也是不愿当挂名的掌率。
各战场将帅横向联系，自行组合，形成地方势力的多元化趋势，与中央控制相互制衡，确保自已的既得利益，并力图扩大势力。
陈玉成、李秀成正是地方实力的两个中心，正是他们的力量联合，对各股地方势力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因为这些比较单薄的势力都处在清军威胁之下，只有依附陈玉成、李秀成，才能得到保障和支持。这样，他们与陈玉成、李秀成之间的关系甚至比与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
这种力量对比的格局打乱了天京事变以前的中央集权体制，天王的政令、军令必须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同意后才能贯彻下去。
传统的一套权力结构和集权程序不再适应新的格局。曾国藩反应敏锐，指出: “自洪杨内乱以来，贼中大纲紊乱。”
内讧的鲜血并没有促成领袖们的悔悟，我们在后期看到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内耗，衰微的太平天国经不起内耗的不断冲击，很难迈向振兴的目标。
直到太平天国灭亡，内部冲突从未停息，伴随着天国衰落的历史脚步滑向深渊。
天京事变造成天国将士观念和心理上的变异是难以抹平的，这是太平天国的致命内伤。
原来，诸王是异姓兄弟，同属上帝亲子，奉洪秀全为主。杨秀清则成为天父化身，其神人对话的巫术也被宣传为这位实权派的特异功能，是宗教神学的组成部分。
1848年以来，这一观念影响着广大将士的心理。
李秀成就惊叹，不知天帝如何造化了东王其人！
为此，人们对远离自己现实生活的诸王深感神秘，而且尤其感觉洪秀全、杨秀清与上帝一样无处不在。
他们把希望、信赖和精神力量都寄托在这些神化了的领袖身上。
拜上帝教的重要功能正是建立和加强这种对领袖的膜拜。
然而，天父天兄与天王的微妙关系，孕育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内部动乱。1852年9月，萧朝贵在进攻长沙的战斗中阵亡，天兄代言人从此销声匿迹。
建都天京以后，天父与天王及其他成员的矛盾在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上突现出来了，而且愈演愈烈。
洪秀全是天王，是太平天国君主，他以“真主下凡”、“奉天命以临民”的身份，“其国玺即天玺”，为一国之主。作为东王的杨秀请，以军师身份处于辅佐地位。
这是开国君主与军师的关系，是洪杨之间的第一层关亲。
天王与东王的君臣关系是明确的，上下尊卑的关系是清楚的。问题在于，东王具有天父代言人的特殊身份，天王是一国之君，但他是天父之子，教权干予王权，父子关系对君臣关系的干扰，产生了水火难容的冲突。
杨秀清以东王身份，见天王洪秀全，立在陛下，称弟称臣；杨秀清以天父身份召见洪秀全，洪得恭恭敬敬地跪在杨面前，聆听福音、圣旨，形成喜剧式的矛盾。
如果说，金田起义时期，杨秀清假借天父传言，集中于对敌斗争，顾全大局，处处维护洪秀全的尊严和威望，支持洪秀全的所作所为；那么，到了定都天京之后，情况有了变化。
昔日一无所有的草莽英雄，成了雄踞一方的统治者，他们在“无功不受禄，有功受到足”，“眼前受得苦中苦, 日后定为人上人”的思想指导下，滋长了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风气；大兴土木、建宫造殿，竞相占有玉帛子女，“各伪王面盆溺器俱系赤金”。东王每出，仪仗队“千数百人，如赛会状”。
然而，天京事变使这些披着神的外衣的领袖，显露出普通人的行状，他们神的伪装被相互撕破了。
为了争夺权力，他们摧毁了兄弟、父子、君臣等神际和人际关系的伦理网络, 自相残害，甚至不惜诛戮广大无辜将士。
诸王和广大将士的鲜血，使幸存者幡然猛醒，对洪秀全竭力宣传的拜上帝教产生厌倦和怀疑的社会心理，太平天国面临着严重的信仰危机。
拜上帝教不得人心，洪秀全却没有新的精神武器付诸天国军民，相反, “一味固执，认实天情”，仍然把这种失效的宗教强制在全国继续推行，而且越来越强化洪氏家天下的内容，根本杜绝和排斥，其他将帅利用拜上帝教，建立新的权力中心的机会。
于是，宗教首领一元化与政治体制一元化同步推进，当然引起了实力派的强烈抵制，李秀成就厌恶拜上帝教，尤其反对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对借宗教强化皇权的把戏非常愤慨，不愿接受洪秀全的宗教观念。
对拜上帝教的抵制，实质上就是对洪秀全强化皇权的斗争，在神学领域里的反映，拜上帝教在后期已经基本丧失原有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功能，虽然军民仍在奉行规定的宗教仪式，维持着宗教纪律，但已经不能主导大家的观念。
相反，文武官员逐渐变换了观念，对建设新的理想社会的追求不断淡化，代之以对官爵、地位和享乐生活的追逐。
信仰和精神世界的蜕变与天国政局的败坏、分裂趋势的潜在强化互相影响，成为太平天国的三大毒瘤。天京事变正是毒瘤恶性发展的起点。
天京事变的悲剧预示着更大的悲剧，太平天国覆亡，正在酝酿，或者说，它是最后一幕悲剧的序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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