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因连年对金、蒙古作战，使武人势力再次崛起，边帅权力大增，宋廷君臣对此深怀疑虑。
同时南宋军政不修，武将边帅腐败，贪污贿赂公行，克扣士兵粮饷、虚报军额、假公济私等行为在在皆是，至宋末更加普遍，“国家竭民力以养兵，而诸将乃竭兵力以奉己”，甚至大吃空额，至“江、淮、荆、蜀，符额半虚”，严重影响着国家军力、财力。
于是，贾似道便以整治军中贪污腐败现象、减少军费开支为理由，于1261年（宋景定二年，蒙古中统二年）在武将中实行“打算法”，即审理其军费开支，追缴赃款。贾似道施行“打算法”，还有一个未曾公开的目的，即借此立威和排斥军队中的异己者。
当年贾似道以右丞相都督长江六路军马时，军中武将普遍对其不敬。
在鄂州城中指挥作战的知襄阳府高达即自恃勇武敢战，很瞧不起文臣出身的贾似道，每见贾似道上城督战，便讥笑道：
“巍巾者何能为哉！”每次出战前，贾似道皆须先对他进行慰劳犒赏，否则“使兵士哗于其门”。
大将曹世雄、知峡州向士璧等人也遇事自作主张，并不向贾似道呈报，有时甚至拒绝他的调遣。只有大将吕文德对贾似道颇为尊敬，鞍前马后维护他的威望，被贾似道视为心腹，信任有加。
对于诸将的有意轻视，心胸狭隘的贾似道深以为恨，欲加以贬斥。但宋理宗颇知这些将领都立有大功，不予同意，但为照顾贾似道的面子，是故“论功以吕文德为第一”，而高达等将领居其次。于是贾似道另辟蹊径，欲利用打算法来打击这些武将、边帅，并由此聚敛财物。
为避免官员间相互包庇舞弊，贾似道对诸将实行交叉清算：
向士璧守潭州，便委托浙西制置司打算其费用；赵葵守淮南，而委托知建康府马光祖打算其费用。
因战争时，各路帅臣无法按平时财政制度开支经费，多有规定外的用度，所以在贾似道的刻意追索下，使得军中颇有威望的将帅或被迫害致死，或遭下狱追赃，或被就地免职。
镇守边关达数十年的名将赵葵，鄂州之战时为荆湖制置使，此时调任准南，由与赵葵“素有隙”的知建康府马光祖接任。
马光祖为迎合贾似道，受命后立即召集属吏“稽勾簿书”，清查账目，却未能找出问题，乃以景定二年元宵夜张灯设宴费钱三万缗，作为赵葵“放散官物”的罪状。
贾似道又乘机向天子建议诛杀高达，以消心头之恨。但赵葵、高达诸人因未被“打算”出什么问题，且得到宋理宗的庇护，总算侥幸过关。而其他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
湖南安抚副使兼知潭州向士璧，在蒙哥汗进攻四川时，自峡州增援合州，数立奇功，并捐家资百万以供军费，因此受到宋理宗的嘉奖。随即他又率军封锁涪州下游江面，成功阻止了蒙军顺流而东下。但督师的贾似道硬让他将部队交给吕文德，向士璧不从，由是得罪了贾似道。
向士璧移知潭州后，又击退了蒙军的围攻。但卓越的战功，更引起了贾似道的嫉妒，不仅不加赏，反借一个与向士璧有隙的潭州官员皮氏的凭空诬诋，唆使御史一再弹劾向士璧。
向士璧因此罢官，遣送漳州居住。贾似道又命人打算向士璧守城时所用金谷，责令退赔。向士璧的幕属中有一个叫方元善者，极意逢迎贾似道之意，向士璧“坐是死”，又拘捕其妻妾，强令代为赔偿。
据说方元善此后改知吉水县，大概因心中愧疚，不久即得“狂疾”，口中高呼向士璧之名而死。
其他边帅一时“皆责征偿”。广南安抚使李曾伯因“闭城自守，不能备御”阻止蒙军自云南穿境北上，沿江制置使史岩之以出兵增援鄂州“致败绩”的罪名，并落职解官。
至此，两人与淮南宣抚使赵葵、沿江制置使徐敏之、两淮制置使杜庶诸人皆成为重点“打算”对象。徐敏之、李曾伯、杜庶三人下狱，杜庶被迫害致死；史岩之倾家财赔偿，妻子被关入牢房。大将曹世雄也被逼死。
宋廷强行打算法，因武将、边帅都兵权在握，又处战争非常时期，本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如以公恕之心行之，对军政的整顿不无益处。
但贾似道草率推行，并包藏祸心，欲借机打击异己者，从而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四川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被逼叛宋降蒙，即是其恶果之一。
刘整原为金朝邓州人，金末投奔南宋，成为京湖帅孟珙部下猛将，后随蜀帅李曾伯入蜀抗蒙，屡立战功。1260年四月，刘整擢任潼川路安抚副使、知泸州，在泸州城下击败蒙军来犯，颇受宋理宗的称赞，说“泸州之捷甚伟”。
此前俞兴以四川制置副使、知嘉定府守城，遭到蒙军的围攻，刘整率兵解围，俞兴却对刘整颇为轻视，既不亲自迎送，也不去军营搞赏，而只是派一名属员以羊酒馈送而已。
如此无礼的举动，大大激怒了刘整，刘整将那属员杖了一百下后恨恨而去。从此两人结下了冤仇。此时已升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俞兴与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鄂州、夔路策应使吕文德对“恃才桀傲”的“北人”刘整能立功如此，心中不甘，故在上报战功时把刘整降为下等，刘整获知后大怒，与俞兴结怨更深。
1261年四月，蜀帅俞兴借打算法，派人去泸州“打算军前钱粮”。
刘整自知难逃俞兴的报复，便用金瓶贿赂俞兴，以求宽饶，但未被接受。刘整又往江陵府拜见俞兴之母，请她出面调停，仍未成功。
刘整遣使去临安上诉，却又未能达于朝廷。不久，传闻贾似道忌功，大将向士璧、曹世雄皆被迫害致死，刘整为求自保，便于六月以泸州等十五个州郡、共三十万户投降蒙古。
泸州失陷，使四川地区宋、蒙力量对比更加失衡，南宋在四川的两大重镇重庆府与嘉定府之间的联系几乎被截断，各支宋军都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而刘整降蒙后，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成为此后蒙古攻取襄阳、力主灭宋的主要将领。
贾似道借打算法清除异己，使得一批熟习边事、久战沙场的将帅或死或逐或叛，实属自毁长城之举。此后，贾似道只能在军事上倚仗以吕文德为首的吕氏集团，十余年后，终因吕氏集团的叛降，南宋小朝廷也随之覆亡。将一国之存亡系于某一家族集团身上，其失策之甚可想而知。
1267年（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十一月，蒙古南京路宣抚使刘整受召入朝，向忽必烈提出灭宋的时机已完全成熟，并呈献了灭宋之方略。
当初，刘整以泸州降蒙古时，宋蜀帅俞兴为夺回战略要地泸州，率师急攻，因蒙古援军很快赶到，大败而退。
数月后，吕文德兼蜀帅，统水陆诸军合击泸州，刘整无法抵御，撤出泸州。宋军收复泸州后，改泸州名江安军，然泸州十五城寨，属江安军者仅四个，其余皆为蒙军所占。
刘整撤出泸州后，曾入蒙廷晋见大汗，被授予潼川都元帅等职，于川蜀要地立寨筑城，以扼宋兵。
1265年，忽必烈因刘整深知南宋“国事虚实”，特升任南京路安抚使，以防御南宋京湖重镇襄阳城。南宋对此却频不以为虑，依旧不作相应的防备。
驻军鄂州的南宋京湖统帅吕文德，能征善战，甚有“威名”，蒙军虽多次试攻其防区内的襄阳等地，但皆无功而返。
深谙敌情的刘整便向忽必烈建议道：
“南人惟凭恃黑炭团（吕文德之绰号）一人而已，然其可以利诱也。请遣使者以玉带贿赂，求于襄阳城外设置榷场，以便徐图之。”
得到大汗的赞同。
当时宋、蒙双方在边界上开设榷场，允许南北商人于此互市，以通有无。但因受战争影响，榷场时开时闭。
忽必烈即位后，即于颍州、涟水军、光化军三地建立榷场。不久因南宋支持李璮叛乱，忽必烈下令“罢南边互市”。
但停止南北互市，给北方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同样道理，互市罢废，对南宋经济也有很大影响，故吕文德欣然同意蒙古在樊城外鹿门山下建置榷场，以备贸易。
蒙古商人设置榷场后不久，就借口防止榷场被盗贼所掳掠，要求在榷场外修筑土墙，宋帅吕文德不许，但有人劝吕文德道：“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于是吕文德不再深思熟虑，一口答应了蒙人的要求。
蒙古人在榷场外筑垒置堡，屯兵戍守，成为其于襄、樊两城外的一个立足点，欲以阻绝襄、樊两城的粮道，为“遏南兵之援”做准备。
1267年八月，蒙军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之子）率军五万人，对襄樊地区进行一次试探性的攻击，并一直深入襄阳以南州县抄掠，随后携带掳掠的五万余人北撤。宋军便以水军扼守襄阳之西的安阳滩，断其归路。
蒙军列阵邀战，宋军以骑兵直冲敌阵，蒙军阵脚大乱，都元帅阿术坠马，几乎被追至的宋骑所掳，幸亏蒙将怀都选精兵浮水与宋军水师拼杀，夺得宋军数艘战舰，唐兀人木花里等将校奋力出击，才迫退宋骑，救阿术上马回阵，乘船渡过汉水。
阿术为阻止宋军追击，留精兵五千人埋伏于牛心岭，设立空寨，架设疑火，虚张声势，使宋军疑惧而回。
至年底，驻守河南的刘整趁应召进京朝拜天子之机，呈献南下灭宋之计。
刘整认为：
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以撤其杆蔽。襄阳早已为吾物，因弃守不戍，使宋人得修筑而成强藩。如得襄阳，浮汉水入江，则宋可平也。即要求调整蒙军主攻川蜀之战略，指出“攻蜀不若攻襄阳，无襄阳则无两淮，无两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
这一策略得到汉军大将史权的支持，史权也认为攻取襄阳后，“驻军嘉定府，耀武两淮，事必有济”。
但朝廷上反对者仍不少，认为此举“虚国病民，未见收其成功可岁日计者”。
于是刘整进而向忽必烈指出：
“自古帝王，非天下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之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
刘整本是熟知南宋国情虚实的南宋骁将，其建议自然更为忽必烈所重视，而且其建议又迎合了大汗“思大有为于天下”之宿愿，故促使忽必烈当即表态道：“朕意决矣！”下定决心改变灭宋战略，以主力进攻襄樊，进行中央突破。
襄樊地区处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北端，北接中原西南边的南阳盆地之南口，山脉自东西两方逼近，汉水夹于其中，逶迤南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即由襄樊北向，既可由汉水西制汉中，又可自武关北出关中，还可东出许昌以争中原；而由此沿汉水顺流南下，可直达长江中游门户鄂州，进入长江。
自汉水上游地区南下荆湖长江两岸，主要有三条通道：
西线自襄樊以西向南直插归、峡州一带，东线自淮西之浮、光诸州经襄阳、淮西交接地带南抵黄、鄂二州，但此二线通道较狭仄，且无水运之便，不利于大部队运动；
而中线自襄樊沿汉水顺流南下，便于水师进发，亦利于大部队护行两岸，水陆互相联络声援。
同时由于襄阳以下的郢、复诸州，汉水江面渐阔，平原展开，皆不具备控扼汉水、以阻遏北军南下的条件，故襄樊一旦失守，将使南军无险可守。
清代大学者顾祖禹在总结了诸多历史经验教训后明确指出：
“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南宋虽据有襄阳，但因在与蒙古交战中始终处于被动，难生北进中原之野心，但蒙古在屡攻四川、两淮而未能得手的情况下，也开始改变其主攻方向，将战略进攻的重点转向京湖地区，欲从襄樊来个重点突破。
其实，蒙古方面早就有人指出灭宋当先取襄樊。在宋将孟珙收复襄阳之初，蒙将李桢就曾向贵由汗进言道：“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襟，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基本。”
贵由虽然认可此策，却未付诸实施。至蒙哥汗久攻四川不下，蒙古内部建议选择荆襄地区作为重点突破之方向的人渐多。
忽必烈在率军南征路过相州之时，曾召见名士杜瑛问取宋之策，杜瑛回答：“惟不嗜杀人，然后能一天下。”
并认为战略主攻方向当“据有荆襄上游，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
忽必烈至濮州，又征召当地名士询问作战方略，谋士商挺更明白指出：“蜀道险远，瘴疠时作，难必有功，万乘(蒙哥汗)岂宜轻动！”
忽必烈闻听后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
可见忽必烈也知以主力远征四川之错误，而怀有中路突破的战略设想。
忽必烈即位之初，部领郭侃再次上平宋之策，从战略、战术两方面明白指出首取襄阳的重要性：
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州、庐州诸城，弹丸之地而已，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但是忽必烈当时正忙于稳定蒙古内部局势，无暇他顾，但日后蒙军灭宋之战略，几乎完全按郭侃所建之策施行。
刘整此时所建言者，并未超出郭侃所说的范围，但因蒙古内部已趋稳定，社会经济经这数年来的努力也已得初步恢复，使蒙古具备了再次大规模进军的实力。
于是忽必烈慨然定策，命令刘整前往荆襄地区，协同蒙军主将阿术围攻襄阳、樊城，以期从中央撕破南宋的长江防线。
在此之前，蒙军为总攻襄樊进行着一系列准备：
在蒙哥汗之前，蒙军行动大都属于抄掠性质，蒙哥汗征宋也是长驱直入，粮饷等后勤事项，是通过以战养战、就地劫掠解决的。
宋人对此往往采用坚壁清野之策予以抗御，从而使蒙军在宋地的作战不能持久。故忽必烈即位后，着手解决长期大规模作战中的后勤补给问题，以保障灭宋战争的顺利进行。
为此，蒙古在河南、淮西一带进一步大量屯田，招募流民归耕，以囤聚粮食；在淮河沿宋州郡修寨筑垒，增兵戍守。
元代人王恽曾总结了蒙古于中原屯田之五利：
可发展生产，民无转输之劳，官无和籴之弊，而兵食充足；将屯田民众组成保甲，使南宋失去北方民众的支持，而无隙可伺；屯田民可以补充军兵，以补兵额之缺员；蒙、汉族民因屯田而杂处，使蒙古人渐居汉地，调习水土，避免从前每年蒙古军士秋日南下、春日北归而疲于奔波之役；且屯田近则杂处于两淮之间，远则抵近大江之北，使长江天堑与南宋共之，给南宋以更大的压力。
同时，蒙古在与南宋榷场贸易中，禁止私商贩卖马匹入宋境，以防增强宋军作战能力。
南宋战马主要仰给于川边、大理、广西，至此川西、大理皆为蒙军攻占，故在宋、蒙局势相对缓和期间，属于禁运物品的北方马匹就成为重要的走私物品，且数量甚大。
为此，蒙古在自潼关至蕲县等八个渡口设置提举河渡司，以从五品的奉直大夫充其任，可见蒙廷对此机构的重视。走私马匹、军器等入宋而被查获者，一律处以极刑，以加强对南宋边境的封锁。
但利之所在，人之所趋，故民间冒死走私者依然十分活跃。1265年，为蒙古所捕获的“私走间道盗贩马匹曾过南界人”达三千八百余户，因人数众多，故有官员建议：“今以越境私贩坐罪者动以千数，宜开自新之路，俾得效战赎死。”
忽必烈便将这些走私商人悉数免罪补充入南征军中，既抑制了走私活动，又充实了兵员。
忽必烈还针对擅长于骑战的蒙古军队不利于荆湖江淮水乡作战的短处，于1265年春敕令沿宋边军士习水战。次年夏，命山东统军副使王仲仁督造战船于开封；并让河南等路统军副使董文炳“造战舰五百艘，习水战，预谋取宋方略”，董文炳并在扼塞冲要之地列栅筑堡，以为守备。
至此，都元帅阿术鉴于不久前的安阳滩之败，上请：“臣所领者蒙古军士，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
即为忽必烈所采纳，并调发陕西、四川行省战舰五百艘付刘整，为蒙军入汉水作战及粮饷转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为保证大规模南下征战的需要，蒙廷在各地大量征兵。
1267年正月，敕平阳、延安等地签征民兵三千人，会同山东、河南等地七千兵马增援开州：
签发蒙古军，“每户二丁三丁者出一人为军，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五月，于河南路、南京路签军三千余人；七月，征发陕西未占籍户千户修治四川山路、桥梁、栈道；十二月，签发女真、水达达军三千人；次年闰正月，以中原陈、亳、颖、蔡诸州屯田户充军兵等。
不久，忽必烈又敕宗臣阿里等人去军前阅视军籍，以免诸将弄虚作假，冒占空额，影响作战。
蒙廷还对四边臣附政权威慑与安抚并举，以便稳定自己的后方，并对南宋形成合围的态势。当时高丽王遣使来朝贡，忽必烈因其未能满足自己的要求，遣使前往其国“切责之”，迫使高丽王遣使臣来大都卑辞求恕，并答应“备兵一万，造船千艘”以供征调。
此外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镇守大理，立大理等处行六部，在南宋侧后方保持足够的军事压力。
1268年（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七月，忽必烈为加强进攻襄阳的指挥能力，对军前指挥机构进行了调整，建立东、西二川统军司；升任刘整为都元帅，与都元帅阿术“同议军事”，统领诸路军兵攻取襄阳、樊城。
不久，又设置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用参知政事阿里行省事，以统筹调遣河南等地的粮草物资，供应军前所需。
九月，刘整统汉军与阿术所率的蒙古兵会师于襄樊之北，并同领前锋来到襄樊城外的虎头山上察看地形。
曾驻兵襄阳而熟知当地山河形势的刘整指着汉水东岸的白河口对阿术说道：
“如若在此修筑堡垒，以断绝宋兵粮道，则襄阳可图也。”
阿术也有同感，便遣使上报忽必烈允准，遂于白河口筑城寨，以进逼襄阳，由此拉开了历时六年、关系到南宋政权最终命运的襄樊攻防之战。
（正文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