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尚书一职由内廷转至外朝，或者说尚书省正式建成，始于曹魏，而这一改变却是始于曹操对东汉外戚、宦官干政弊政的纠正，也是“唯才是举”方针施行的制度保障。
仲长统在《昌言·法诫篇》中说：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东汉六曹尚书和令、仆二人已有“八座”之称（见《晋书·职官志》），可尚书在汉，为九卿中，管内廷事务的少府的属官，地位不高，要直接管理台阁尚书的事务，不是每一个皇帝都能办到的。
光武既然不给三公以职权，职权便为皇帝的亲近所夺取。东汉中叶以后，“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外戚、宦官又“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
仲长统主张改革官制，他说: “未若置丞相以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
东汉外戚、宦官操纵了军政大权。《后汉书·百官志一》说，和帝“以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位在公下；还复有功，迁大将军，位在公上”。
安帝时，帝舅邓骘、耿宝均曾为大将军。“顺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梁氏)相继为大将军，如三公焉”。大将军掌征伐大权，位如三公，三公有职无权，而大将军却有职有权。
《后汉书·百官志三》说，九卿中的少府，属官除尚书、侍中等官之外，尚有“宦者”所居之官：
千石的中常侍，六百石的小黄门、黄门令、中黄门冗从仆射、掖庭令、永巷令、御府令、祠祀令、钩盾令，四百石的黄门等署长，比百石的中黄门等。这些官与皇帝亲近，职权很大。如中常侍，“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
小黄门, “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关通中外及中宫以下众事”。
尚书奏事于皇帝，要通过小黄门，而中常侍又是皇帝的“顾问”，皇帝权力便为中官所摄取，比位同三公的大将军，更高一着。
大将军有兵权，中官也有兵权。
他们掌握了宫廷卫士以至北军五校。
《后汉书·宦者传·曹节传》记载，曹节曾“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
同书《窦武传》记载灵帝即位之初，窦武欲杀黄门常侍，黄门令（主省中诸宦者)王甫又“将虎贲、羽林、厩驺、都侯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朱雀门”。
窦武虽然召会到了北军五校数千人，可“营府素畏服中官”，这数千人临阵倒戈，窦武反被宦官杀掉。东汉中常侍等中官的职位，给了他们干政的机会，在外戚、宦官斗争中，且占上风。
除外戚、宦官干政外，灵帝时，“天下渐乱，豪杰各据州郡，而刘焉、刘虞并自九卿出为益州、幽州牧，其任渐重。”(《宋书·百官志下》)，这种州牧之职在“镇安方夏”，一州军政大权，集于一人，于是又出现了州牧逞兵军阀割据的局面。
曹操对东汉的官制，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以丞相为首的外朝的台阁制，消除了中央权移外戚、宦官，地方权移州牧的弊端。
《宋书·百官志上》说：建安十三年，“复置丞相”，以曹操为之。这正是仲长统的主张。
协助丞相办事的官吏极少，“魏武为丞相以来，置左右二长史而已”(《晋书·职官志》)。丞相之下，从《魏志》来考察，有东曹、西曹（后省）、法曹等曹。东曹典选（见毛玠、崔琰等传），等同东汉的尚书吏部曹、选部尚书。
丞相之下各曹的设置，是列曹尚书由内廷转到外朝、由少府手上转到丞相手上的开端。
这是职官制度上的一个重要改革。
建安十六年，魏国初建，始置尚书、侍中、六卿，而丞相之职未废。曹操以魏公兼丞相，尚书是丞相的属官。
后来曹丕虽废丞相，但尚书台阁转到外朝，已成定局，不能再复汉旧了。“尚书省”真正成立，应当说在曹操的时候。
军权亦归丞相。曹操设置了两种军职，掌握内外诸军。一种是中领军和中护军，“皆掌禁兵”（《魏志·韩浩、史奂传》)。
《晋书·职官志》称中领军为“魏官”，“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可知中领、中护都是丞相的属官。
它们分掌禁兵，有效地防止了东汉内廷事变的重演。
另一种是四征将军（征东、征西、征南、征北)，皆掌征伐。
《宋书·百官志上》说：
“鱼豢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
而“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曹操提高了偏裨杂号将军的地位，分统四个方面的征伐大权，直隶于丞相。
从此，大将军官号虽在，等同虚设。
至于中常侍，名称虽然犹存，但一点权力也没有了。魏文帝时, “置散骑，合于中常侍，谓之散骑常侍”(《宋书·百官志下》)，只“掌规谏，不典事”(《晋书·职官志》)，至晋不改。
曹魏无中常侍官，只有散骑常侍，而这种官无事可做，只是个光荣的头衔。
魏文帝以后，丞相或废或置，但宦官始终不能干预外朝台阁事务。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极少见中官为患，原由不能不追溯到曹操对官制的改革。
官制变了，还有一个用人问题。用人不当，像东汉那样，“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 ，政治局面仍不可能改善。
曹操在用人上，采取了“唯才是举”的方针(建安十五年令)。这样明确地提出“唯才是举”，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曹操是不是真正唯才是举呢？
要了解曹操的用人政策，必须联系东汉的统治思想和用人政策来考察。
东汉乡举里选重德，东汉所谓的德，是标榜王道三纲来源于天的儒学变种。
汉末仲长统在《昌言》中，曾对“父为子纲”进行抨击，其中说到选举, “父母与人以官位爵禄，而才实不可，可违而不许也。”
用人如果重纲常，要选出真有才能的人，是困难的，重德不过是用人唯亲的代名词罢了。
仲长统看到的不止是“才实不可”，桓灵时期的民谣更看到连重德也是空话，“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谚，把东汉官场腐败情况，描绘得淋漓尽致。
用人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于是产生。
曹操的可以称道之处，是相信“天地间，人为贵”，是对人才思之、求之如渴。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反映了他这种思想感情。
既要求才，便不能像东汉那样重孝、廉、仁、义，那是求不到什么人才的。他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中，所说的“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
在建安二十二年的求贤令中，所说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正是对东汉的选举弊政而发。
方针是重要的，“唯才是举”的方针提出来以后，要说仍旧重出德，是很难使人理解的。
曹操前期用人，主要是通过荀彧推荐，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曹操、苟彧和荀攸引进的人物，是德的结合，还是才的结合？
《魏志·荀或传》记荀彧对曹操说过：“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可见荀彧十分了解曹操的用人方针。
荀彧此人，南阳何颙谓之有“王佐才”，曹操用他，正是因为他有王佐才。
曹操说过：荀彧“吾之子房（张良）也”，故“军国事皆与彧筹”。司马懿曾高度称赞荀彧的才能，以为“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注引《彧别传》）。
这表明曹操与荀彧的结合，完全是才的结合，非德的结合。
再看荀彧引进的人物，《或别传》讲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
一语道破荀彧引荐人物，完全根据“唯才是举”的方针。列举了“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司马懿），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他们都是以才应选。
《彧别传》特别提到戏志才、郭嘉等人，说荀彧“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负俗之讥”，“简傲少文”，即缺儒家之德)，但荀彧“皆以智策举之”，即以才举之，且“终各显名”。
在荀彧所举的人物中，如荀攸，《魏志》本传称他“前后凡画奇策十二”。曹操说他“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
可见曹操、荀彧和他们的结合，又是才的结合，非德的结合。
后期即在设置丞相之后，曹操把选举权交给了东曹，方针不变。
崔琰曾为东曹掾，《魏志·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说：
“魏氏初载，委授铨衡”于崔琰，崔琰“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
崔琰所选用的人物，无论文官、武吏，首先是根据才。所谓“群才多所明拔”，便是证明。
重才便不能根据出身历史。《魏书》所说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魏志·武帝纪》注引)，是个很好的说明。
不讲孝、廉、仁、义、出身历史，岂不要乱天下？曹操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以道御之，也就是以法御之或持法。这就确保了天下之智力为曹操所用。曹操所反对的是“阿党比周”。
他说过：
“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义，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网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
四者指结党营私，互相攻击，无中生有，颠倒黑白，他认为这才是乱天下的东西，需要铲除。
他杀孔融，曾经遭到阻力，杀后也有人议论。因为人们看来，孔融是儒家仁义道德的代表。曹操却以为孔融“乱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是一个“浮华交会之徒”（《后汉书·孔融传》)，乱俗必杀，浮华交会必破。
诸葛亮很懂得曹操为什么一定要杀孔融，他说过“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的话（见《宋书·王微传》）。
孔融被杀，就是因为他好浮华交会，乱俗，乱群，乱天下。这种人虽称仁义道德，其实有害。至于孔融是否有才，那是个次要问题了。
曹操在用人上，把才放到第一位，“以道（法）御之”，揆其实质，也就是人治与法治的结合。
人为贵，任之以智力，御之以法术，既重人治，又重法治，而不是只重一个方面，这就是曹操的政治思想。
这是我国郡县时代比较好的政治思想。曹操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政治上，大大地改善了在外戚、宦官干政下，用人唯亲，政治黑暗的局面。
但要看到曹操的唯才是举，方式仍是推荐。方针是重要的，方式也是重要的。方式不变，唯才是举的方针便不可能长久维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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