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1911年亡的，两年前的1909年，张之洞去世了。世人说大清亡于孙文或袁世凯，并不突兀。为什么说是大清亡于张之洞呢？因为辛亥革命的武昌就是张之洞的地盘，他经营湖广20年，做了很多洋务运动的开拓，同时也培植了很多反清人才。
辛亥革命的几位主事人，黄兴、蒋翊武、孙武、张振武、詹大悲都是湖广人士。在两湖学堂、湖北武备学堂、黄州府中学等本地新式学校学习，官派留学日本。离开了清庭管控的法外之地，接触了反满革命思想，他们回来之后就占据了舆论的市场。两湖的反满和革命情绪很高涨。首义在武昌，看起来是个意外事件，也有其必然。武昌起义后，湖北各地纷纷反正。各地的年轻少壮派都是新学堂的学生，同学关系盘根错节，互相联系，互相支持，是很强大的革命力量。
没有参加武昌起义的其他湖广人士也很多，比如宋教仁、陈天华、蔡锷，他们都是湖南人，他们是武昌的两湖学堂或者湖南本地新式学校学习之后留日，成为反满的主力。
张之洞是科举的探花，但是他主张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他在1898年就派出了官方考察团去考察教育，考察军事。他还派长子张权，外甥李浚之去日本考察，可见他的积极和热心。
他在湖广和两江的任上，派出了几拨赴日考察团，回来写出考察报告，就要求各地办新式学堂。同时派出很多留日学生。光绪33年也就是1907年的统计，留日学生全国各省一共5400多名，湖北派出的学生就1360名，一省占了1/4。所以张之洞的派遣留日，是不遗余力。
所以张之洞是著名的亲日派，他和袁世凯不同，袁世凯和日本的关系闹得很僵。袁世凯及其北洋系，一直是对抗日本的前沿。早年在朝鲜，袁世凯带领的清军和日军直接对抗。甲午战争也是北洋和日军的战争。而张之洞在南方没有涉及。袁世凯和日本的关系不好，而张之洞和日本的关系好，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
也可以说，整个南方和日本的关系，好过北方对日关系。清朝留日学生以南方为多。包括江浙的蒋介石、秋瑾。
两湖人不仅在湖北，也在外地闹革命。新疆的辛亥革命也是两湖人士主导。1908年新疆的长庚将军请求派新军去新疆训练部队。派的就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约800名湖北新军到新疆。他们的统领是一个团长，叫做杨绪赞，1912年，他和军队里头的同盟会人士，冯特民、李辅黄等，发动了伊犁的辛亥革命，杀死了伊犁将军志锐。他们这几位都是湖北人，都有新式学堂和留日的经历，他们都是张之洞的好弟子。
1928年刺杀杨增新的樊耀南，是湖北公安人。他也是1903年官派留日的学生。所以我说，清末反满反清的革命家，多半出自张之洞的门下。
传统文化的门阀，并不是说亲自要教你读书。下派主持一省乡试的学政、参加会试阅卷的翰林，他就是你的师父，和你就有师徒的名分。何况是张之洞开办的学校，送你去留学，他是恩主。所以我说他们是张之洞的门徒，也不为过。当然张之洞于湖南人，渊源不太一样。黄兴来武昌读的两湖学堂，被张之洞选派留日，而蔡锷是在湖南读的书去了日本，和张之洞的渊源就远了一点。
当然张之洞是忠于大清的，但是他所推行的新学，是想搞好社会，把大清的事业做好。你站在大清的角度看，他没有控制住大局，任由革命党蔓延。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吴禄贞，吴的年岁不大，1880年生人。他当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反满闹革命，动静有点大，被举报到张之洞。张发通告到日本通缉他。但是很奇怪的是，吴禄贞回来后，这事一风吹，没人管这事了，而且得到了张之洞的提拔重用。张之洞让他管理武昌府中学堂。这可见张之洞对于反满革命的真实的态度，他是非常容忍这些革命党的。在他的容忍之下，湖北的革命气氛如火如荼，吴禄贞也利用这个身份在湖北新军中散布革命。吴禄贞在张之洞的保举之下，步步高升，到北方八旗任职，成为士官生中第一个八旗都统和巡抚，掌握了北方的兵权。1912年1月3号他在石家庄回应武昌起义，策动兵变，准备直捣近在咫尺的北京城。后遭到刺杀。不过这未遂的政变，直接震撼了满清政府，促成了宣统皇帝的退位。
笔者大胆猜测，1911年，如果张之洞没有死，估计这场兵变就闹不起来。香帅去了北京，据说倍受委屈。他当了二十年的督抚，天高皇帝远，说一不二。说话比较直率，不能适应北京官场的那种婉转曲折，所以有些言语的冲突。据说他在关于唐昭仪的问题上与载沣起了纷争，被气病了。这是否也是南方他的门生反叛清朝的一个情绪价值？如果1911年他不死，他说一句，孩子们别闹了，或许就没事了。辛亥年是北洋的人处理这个事，而北洋和湖北新军是两个体系。
清庭退位，确是袁世凯促成，但是背后的大局却是南方革命党架构，袁只是临门一脚，后卫和中锋是张之洞。我们可以想一下，袁世凯门下有无吴禄贞、黄兴、蒋翊武、杨绪赞？并没有。
叶太史论曰：张之洞是优秀的督抚，做了很多事，办洋务运动，开新学，湖北人今天还很感激他。同时他的放任导致了反满思潮在他治下的蔓延，他们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张之洞不想灭大清，但是大清因他而亡。孙文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革命家。诚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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