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出海：五大臣向各国取经
　　
　　金满楼
　　
　　在经过多种磨难之后，两批宪政考察团终于出发了，而他们的首站都是日本，一个让中国人心情复杂的邻国。
　　
　　遥想当年，日本也曾在1861年派出了福泽谕吉等人前往欧洲考察，他们当时搭乘的是英国的军舰，途径香港、新加坡，绕过好望角前往欧洲，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考察访问。福泽谕吉等人回国后，对日本的启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为了废除西方列强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他们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外交使团前往欧美各国，尽管西方列强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但日本使团却利用这次机会，由外交团变成考察团，他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对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乃至产业技术等，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考察。考察团回国后，在日本全面向西方学习的重大决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沙鸥点点，白浪滔天。首批宪政考察团的成员在“西伯利亚”号凭栏远眺，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在二十多年前，北洋舰队的很多将领也曾经前往英伦等国负笈求学，可如今都已成了哀伤往事，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甲午战争中便已为国捐躯。如今，考察团的第一站，正是甲午战争的胜利者和向西方学习的成功榜样：日本。看来，洋务运动单纯的学习西方技艺，是不能挽救中国的。抚今追昔，考察团成员的心里，何尝不是感慨万千！？
　　
　　由于分工不同，端戴团只是途径日本横滨后，他们并没有做详细考察，而是直接去了美国。十天之后（1906年1月16日），载泽团来到日本神户，正式开始了对日本的考察。
　　
　　神户位于日本第一大岛本州岛的西南，历来就是海陆交易的交通要冲和重要港口，当时就有很多的中国商人在此贸易。载泽团在考察完神户之后，便经京都乘火车前往东京。在到达东京的当天，东京市长尾崎行雄和在日俄战争中大发神威的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等人都到火车站迎接载泽一行。
　　
　　随后，考察团又在日本方面的安排下，分别拜见了当时的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外务大臣和陆军大臣等人。在日期间，载泽团重点考察了日本的上下议院、邮政、教育和地方行政机构等。日本方对载泽团的来访非常热情，专门指派了著名的法学家惠积八束博士给考察团仔细讲解了日本的君主立宪体系。
　　
　　在日本考察期间，正好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在这年的大年初一，日本天皇特意派出御用马车迎接载泽考察团入宫觐见和参观。觐见天皇后，日本安排考察团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进行了一次访谈。伊藤博文对此非常重视，他在会见之前便派人向载泽团赠送了自己的两部著作，《皇室典范译解》和《宪法译解》，以帮助载泽考察团更好的理解日本宪政。在讲解完后，伊藤博文又对载泽团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一讲解。载泽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
　　
　　当时载泽问：“我们实行立宪，以何国最为适宜？”
　　伊藤博文说：“各国的宪政，无外乎两种，一种为君主立宪国，一种为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为君主国，主权在君，和本国的历史颇为类似，参用我国的制度颇为适宜。”
　　载泽又问：“立宪后，对君主制度有无阻碍？”
　　伊藤博文说：“对我国而言，并无阻碍。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大权，并不旁落于臣民。”
　　载泽听后似有不解，便又问：“那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有何区别？”
　　伊藤博文答道：“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专制国的君主不经过法律，随意下诏，而君主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讨论通过后，由君主裁定公布。法律一经公布，任何人等均需遵循。这是关键问题所在”。
　　载泽听后，似有所悟。
　　
　　随后，载泽团的成员又结合中国和日本的实际情况，与伊藤博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伊藤博文试图向载泽团表达的大概意思，主要有这么两点：一是实行宪政，君权仍旧是国之权威，并不旁落，而增设议院等机构不过是辅佐君主；二是宪政的核心在法治，任何国民（包括天皇在内），都要受到已经公布的法律之约束，法律一旦颁发，天皇也必须遵守，而不是象以往的专制君主可以口含天宪，任意妄为。
　　
　　回头看来，日本当时的立宪，其实也只是法治下的开明君主制，而并非是美国、法国的民主制，它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其实是民主制，英国女王是虚君）。日本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照抄西方模式，恐怕也是和东方国家长期的君主专制历史有关。不过就当时而言，这也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过渡形式，至少日本通过实行明治维新和宪政实现了本国的强大。
　　
　　在载泽团在日本考察期间，先行出发的戴端团先后抵达了夏威夷与旧金山。从日本到美国距离大约4500英里，一路上都是茫茫大海，风浪险恶，较上海到日本的海面已经是大不一样了。很多考察团的成员都是第一次真正看到大洋，没多久便被海上的大风大浪折腾得上吐下泻，苦不堪言。
　　
　　幸好当时的随员温秉忠有海上航行的经验（温秉忠是二十多年前留学美国的幼童），他不断安慰大家不要过于紧张，并跟大家说说笑笑，以缓解海上的枯燥气氛。几天之后，海面再次恢复了平静，而考察团也逐渐适应了海上的航行。碰到晴朗的天气，考察团的成员们还经常到船头看日出，看随船翱翔的海鸥，要是运气好，还可以看到出来换气的鲸鱼和喷射出的高大水柱。浩浩大洋，波涛滚滚，果然不同于一般风景。不过，成员们有时候看着落日西沉，天水一色的时候，又不免有些思乡之情。
　　
　　戴端团乘坐的“达柯达”号游轮可乘坐千人以上，加之横渡太平洋的时间很长，百无聊赖之下，外国游客们在船上组织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到晚上，船上都要举行舞会，洋男洋女们在音乐的伴奏下，成双结对的翩翩起舞，以打发时光。上船没几天，正好是西历的新年元旦，船上各国男女纷纷互致问候，庆祝新年。船长奥尼亚也向考察团赠送饮料和酒水，并为他们特意烤制了一个糕饼，以招待这群特殊的客人。
　　
　　考察团到达旧金山的时候，美国总统派遣特使精琦前来迎接。精琦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也是考察团参赞施肇基（后任驻美国大使）的老师，他本人也曾在两年前应清廷的邀请，来到中国考察币制改革。因为这层关系，美国总统便让他来负责考察团在美国的整个行程安排。
　　当时的旧金山，俨然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一栋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入云霄，街道上也是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好一派繁荣景象。当时考察团入住的酒店有十二层，电梯上下，让考察团成员倍感新奇和兴奋。可惜的是，旧金山在后一年（1906年）发生大地震，当时的大部分建筑都毁于一旦，所幸当时考察团已经前往欧洲。当他们得知地震消息后，也向当地政府发去慰问电，清廷并为灾区拔了一定数量的专款（后被美国政府婉拒）。
　　
　　不过，旧金山和纽约比起来，又差了不少。考察团来到纽约后，当时下榻的宾馆有二十八层之高，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从宾馆的高楼上俯览纽约街景，考察团的成员们果然是大开眼界。当时的纽约，是一个冒险和梦想的乐园，是美国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个人口众多、日新月异的大都市，有许多考察团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比如电车、红绿灯、百货公司、报亭，都让他们啧啧称赞，他们后来甚至还参观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在日本天皇接见载泽团的那一天（1906年1月24日，即中国的大年三十），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了端戴考察团。一个半月后，载泽团来到美国，也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令考察团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他们参观美国国父华盛顿的纪念馆和故居时，发现里面居然“设施简陋，无异平民”，戴鸿慈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盖创造英雄，自以身为公仆，俾宫恶服不自暇逸，以有白宫之遗型，历代总统咸则之。诚哉，不以天下奉一人。”
　　
　　也许在这时，考察团成员才明白了皇帝和总统的区别¬---“惟以一身事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戴端团在美国一个多月，先后访问了十几个城市包括芝加哥、费城、波士顿和西雅图等。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他们参观访问了美国很多知名的大学、工厂、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并且都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热情接待。考察团前往芝加哥考察时，芝加哥市政府甚至特意派出一百多人前来迎接。就连罗斯福总统，他在接见完考察团后，还在百忙之中特意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信说：“我非常乐意接待这些先生们，我将精心安排他们去考察我国的一些地方和部门，以便让他们顺利完成考察任务。我将为您的考察团提供一个方便而有效的计划。”
　　
　　在结束美国之旅后，戴端团于1906年2月23日抵达欧洲。按照原先的欧洲考察计划，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是重点考察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是顺路考察，而北欧国家丹麦、瑞典、挪威和瑞士及荷兰本无考察计划，后来这几个国家听说考察团来，纷纷坚持邀请考察团前往访问。
　　
　　考察团在欧洲期间的趣事不少。当时的欧洲民众极少有机会看到东方人，他们听说考察团来，纷纷争相欢迎，以至于万人空巷，人山人海，考察团几乎难以通行。有一次在德国，街上数以千计的人围观考察团，无奈之下，考察团的成员们正好避进街边一店铺，从后门脱身。不料那些洋人见中国人从后门出来，又纷纷聚拢，争相一睹中国人的模样，后来几成围追堵截之势。没办法，考察团最后在警察的帮助下，才得以顺利的脱身。
　　
　　载泽考察团在英国期间，还一度被英国政府所误会。原来，英国人因为经常和清廷打交道，他们以为考察团不过敷衍了事，所以多次派人询问考察内容，以便于英国方面安排行程。为此，考察团特意拟定了在英国的详细计划，对英国进行多方考察，比如英国的上下议院、大英博物馆等。
　　
　　载泽团在考察英国宪政的时候，由法学家埃喜为他们讲解英国宪法。埃喜先向考察团介绍了英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君主权限和三权鼎立之制。埃喜指出，君主是一国至尊，议会通过的法律，形式上都需要君主批准颁布，近两百多年来，君主从未批驳过议会通过之法案，这在英国已经形成了宪法惯例，并有法律的约束力。另外，英国的国家行政权由内阁掌控，君主不得干预。至于法院之权力，自有法院之体例，独立运行。
　　
　　载泽后来总结说，英国实行的其实是虚君之制，与本国有不通之处（当时英国的君主立宪和日本的君主立宪有本质的区别）。在英国期间，载泽还特意向英国议院提起禁止鸦片一事，要求英国通过禁止向中国输送鸦片的法案。除此之外，英国还安排考察团参观了两所著名的大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两所大学还特别为载泽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当时的法国则和英国有很大的区别，它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共和国。法国是典型的大陆国家，它的历史倒和中国有几分相似之处。在巴黎期间，法国总统偕夫人及女儿还特意陪同考察团登上著名的艾菲尔铁塔，俯览巴黎这个魅力之都。
　　
　　临近法国的比利时，当时也是君主立宪国。当他们听说中国考察团来欧洲后，十分重视，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进行接待。为此，比利时国王还特地派出专轮前往迎接，考察团到达比利时港口后还鸣以21响礼炮。当时比利时国王已经是七十高龄，仍旧盛情接待了考察团一行，甚至还亲自到使馆回访过一次。后来载泽颇有感情的说：“人之重我者，或非无因，在我要当亟图自重之策。人之轻我者，何莫非忠告，我当益自警觉愤发，勿启自侮之端。”当然，比利时国王之所以如此热情，恐怕也是想多拿几个中国铁路建设项目（如之前的卢汉铁路），政府为本国商业开道嘛！
　　
　　在欧洲考察的时候，两路考察团分开行动，各有侧重。载泽团偏重宪政和政府职能，相对比较详细，所考察的国家也多有专家讲解。而戴端团则偏重教育、工业、文化等，考察的国家比较多，日程安排紧凑，大多是面上的考察。
　　
　　最令考察团感到惊讶的是，在各国的国宴上，不但有各国元首和各级官员，连企业主和商人等也可以共同出席。在宴会后，这些企业主和商人甚至和本国高官甚至元首随意交谈，大家不分尊卑，站在一起谈论时事。这种事情，在大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考察团在游览奥地利皇宫时，发现里面“列树屏蔽，蔚然深绿，景色绝佳”。但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园中“工人士女来游者甚众”，满是普通国民---皇家花园竟然是对外开放的！
　　
　　考察团对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考察都还比较顺利，唯有俄国比较棘手。俄国和大清领土相接，幅员辽阔，本也是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之国。这几年由于战争的缘故（刚被日本击败），政局很不稳定，颇有革命之象。正因为如此，俄国才先行一步，实行宪政。由此，考察团也想去俄国看个究竟，效果如何。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俄国当时虽然已经宣布实行宪政，但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
　　
　　德国的考察颇为尴尬。众所周知，德国公使克林德曾于庚子年在北京被打死，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时隔近六年之后，考察团来到德国，心里也颇为的忐忑，害怕德国人会记仇而对他们有意为难。但和他们想象中不同的是，由于德国一些大企业在中国有颇多的投资与合作，考察团不但未受冷遇，反受到社会各方极为热情的接待。当时德国皇帝、皇太子和高官们都亲自宴请了考察团，并安排他们到各地考察，特别是一些知名企业如克虏伯公司、西门子公司和拜尔公司等，意在扩大这些大企业在中国的业务。
　　
　　在欧美各国兜了一圈后，载泽团于1906年5月19日乘坐法国轮船先行打道回府。6月21日，戴端团也随后踏上回程。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颠簸后，1906年7月12日，载泽团回到上海；7月21日，戴端团也回到了上海。
　　
　　载泽回国后，很快赶到北京复命。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见时，载泽力陈各国之所以富强，主要是因为各国均以宪法为国本，而中国搞了这么多年的洋务运动，却没有成效，原因就在于不得要领。由此，载泽提出清廷立宪最好以日本模式为效仿对象。
　　
　　当年8月，考察团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其中明确指出立宪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位万世不易，相位旦夕可迁，君主不负行政责任；二是外患渐轻，立宪是国际潮流，立宪后外国将尊重我国；三是内乱可平息，实行立宪后，革命党人也无话可说，即使想作乱也无人跟从。
　　
　　据说，慈禧见此折后大为动容，足足看了有三个时辰。
　　
　　实事求是的说，此次五大臣出洋名为宪政考察，实际上则是政治法律、经济产业、教育文化、军事科技、社会福利、公共设施乃至礼教习俗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但由于时间有限，加上要考察的国家和内容如此之多，难免会产生一种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感觉。
　　
　　尽管有各种困难，但考察大臣们还是大有收获的，譬如戴鸿慈和端方署名编著的《列国政要》，还有戴鸿慈留下的《出使九国日记》，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等等。这些早已束之高阁、满是灰尘的考察日记，在经过一百年的喧嚣之后，仍旧具有相当的先进性。
　　
　　考察团这次考察的首要目标是宪政，每到一国，必然要去议院参观并考察其议会制度。由此，考察团对对各国宪政记载最详，也引发了颇多值得借鉴的思考。比如当戴鸿慈等人看到美国的议员们在国会中为议案而争得面红耳赤，“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这种公私分明（公事和私人友谊）的议事方式，让考察团的成员们十分惊奇，也大为叹服。
　　
　　考察团在英国时发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这里说的政府党，其实就是执政党；而非政府党，指的是在野党（反对党），这种良性的政治互动关系看似吵闹，其实更加稳定。
　　
　　在意大利考察时，考察团甚至发现议会有权决定国王所任命大臣的去留，“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这种议会和君主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下的中国官员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震动。
　　
　　考察团在欧美各国不仅参观了议院和政府机关，他们也参观了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去戏院看过表演，并游览过一些公园和动物园。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是文明国家的标志，却大都是中国所没有的，这难免让考察团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据《大公报》载，考察团从国外还买回了一批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
　　
　　不仅如此，考察团回国后，立即上奏朝廷说：“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随后，清廷责成学部承办，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等。从外国带回的那些动物，后来也被安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算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园。随后，各省也积极筹建图书馆、公园等公共设施，而这些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和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不无关系的。
　　
　　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清朝末年难得的一抹亮色，曾经给沉沦中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遐想。这次出洋考察，清廷事实上是承认了西方文明在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性。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终于迈出了清廷乃至中国历史转型的第一步。应该说，这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是清廷改善自身形象，融入先进文明的一个重要举措，一旦转型成功，对于这个古老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将带来不可估量的作用。
　　
　　可叹的是，清末各种矛盾的纠葛和皇族亲贵的倒行逆施，使得清廷这十年来新政和立宪的一切努力，最终化为东流。这所有的一切，伴着宪政考察的曾经梦想，渐行渐远，渐成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