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中国的国家形象一直在变化之中。
一百年前，被西方列强打得一败涂地的中国，就曾以一个“小学生”的形象站在世界列强面前。这就是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事。
1905年12月19日，清朝钦差大臣戴鸿慈和端方率领的出洋考察团，乘坐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驶向日本。约一个月后，1906年1月14日，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的另一路出洋考察团登上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也驶往了日本。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出洋团，规格空前，并且受到西方各国的高规格接待。这在晚清中国国际形象普遍不好的情况下，可谓为数不多的亮点。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载泽，康熙的第六代重孙；端方，时任湖南巡抚；李盛铎时任驻比利时大使；尚其亨时任山东布政使；戴鸿慈时任户部右侍郎。
此前，在中国土地上爆发的日俄战争中，立宪的日本胜出，专制的俄国落败，这给中国朝野上下带来一种立宪改革的刺激。社会上的报章杂志吵得热火朝天，连袁世凯、张之洞等国内重臣也加入进来，联名电奏要求立宪。
所以，清廷最终下决心派要员“考求一切政治”。对此，光绪帝就认为：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为什么变法总是没什么实效？恐怕是承办人员“未能洞悉原委”。故而要派人分赴东西洋各国，“悉心体察”，诚心取经。
根据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和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我们可以绘制一幅五大臣出洋的路线图。
载泽团的路线是：中国上海—日本—美国（旧金山）—美国（纽约）—英国—法国—回英国—比利时—回法国—经苏伊士运河、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西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戴鸿慈、端方团的路线是：中国上海—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回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经埃及赛得港、亚丁、锡兰（斯里兰卡）、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这15个国家中，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五国都是在中国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临时邀请。中国考察团所到国家，一律都是最高规格接待。在日本，天皇接见；在美国，见到了总统罗斯福；在英国，去白金汉宫见英国国王；在法国，总统设宴招待……所到15国，全部是国家元首接见。
对于各国的接待，载泽有一个总结：“日廷款接尚殷，法商欢迎殊盛，英为少简，比（利时）为最优。”
接待规范很高，但此时的中国在列强面前只是一个“乖孩子”形象。
日本人接待中国考察团颇为认真，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并且有过一场长谈。在载泽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场谈话，在这里，中国人像是小学生，伊藤博文则如同诲人不倦的老师。
载泽问：我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应该以什么为纲领呢？
伊藤博文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载泽问：我国立宪，应该师法哪一国家为最好？
伊藤博文答：各国宪政有两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载泽还问：君主立宪与专制有何区别？
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不像专制国的法律，君主一个人说了算。法律公布之后，全国人民都得遵行，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他们还谈到人民的言论自由、立宪国君主与政府的权力等。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
当时的中国恰似一个要被驱逐的“野蛮”国度
同样地，到了英国，英国人也是诲人不倦。中国驻英大臣汪大燮专门聘请英国名家埃喜来（被载泽称为“政法学教员”）为考察团讲解英国宪法。他讲三权分立与君主权限、上议院与下议院、政府组织、选举制度、地方自治、税收与财政预算等等，头天讲解，隔天实地参观，从国会到内务部、地方自治部、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等一个一个地看。载泽在他的日记中以煌煌1万5千余字的篇幅对这些内容做了详细记录，今天读来，可说是中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最早也最忠实的介绍之一。
其实，中国考察团除了这种学生形象外，更多的是一个弱者形象。对此，出访团团长载泽深有体会。西方人给中国人一直是“红地毯”待遇，但载泽回国后的一番话道出真谛：造成如此状况，一在国势太弱，二在政体特殊，“故谓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也就是说，西方人作为强者，在弱者、尤其是“半开化”的国家面前，更容易宽宏慷慨。载泽感受到的不是荣誉，而是一种“轻侮”。
1906年7月17日，戴鸿慈、端方这一路考察团抵达香港，此前的7月12日，载泽那一路人马已经回到上海，出洋考察结束。
曾经的天朝上国
1906年9月1日，也就是五大臣出洋归来一个多月之后，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但是，此时的中国大地革命风暴已经山雨欲来，早已没有从容改革的时间了。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被推翻，共和国成立；再往后，没完没了的战争与动乱，中国的国门，时而开启，时而关闭。五大臣出洋之事，早在国人追赶世界潮流的急迫之情和对国家前途的种种设想中，被埋进历史废墟。
而在当年的“老师”那里，关于五大臣出洋之事也被丢进遗忘的角落。上世纪末，一位叫夏白鸽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进行一项研究时，惊讶地看到了一批当年清末五大臣出洋时留下的记录。但是在德国一本著名的世界编年史“1906年卷”条目中，只收了一张中国的照片，根本没提中国政府考察团的来访之事。
或许，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真实地位，这个老大“中央帝国”实际早被放到世界边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