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我说郑振铎是书魔，一丝都没有亵渎之意，于我看来，反而是夸爱书人的最佳形容词，因为，“书魔”是清代第一藏书名家黄丕烈的名号，虽然郑振铎与黄丕烈的藏书路数不同，但郑先生的爱书热情绝不输于荛圃先生。
我觉得，郑振铎对古书是一种近似偏执的爱，按照记载，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对于古书就十分喜欢，因为没有钱，看到同学买书，他特别羡慕，于是跟同学借来自己抄一遍。郑振铎的书话集叫《西谛书话》，此书收录的都是郑振铎买书、读书、研究书的文章，其中《清代文集目录》一文中，郑振铎谈到了自己爱书的形态：
“予素志怡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年数月。如此书癖难除，积习不销，思之每自笑，亦复时时觉自苦也。沧海横流，人间何世，赖有‘此君’相慰，乃得稍见生意耳。则区区苦辛营求之劳，诚不足道也。”
郑振铎跋语
我读他这段话特别有感觉，觉得他的感想先得我心，我比他的伟大差一万倍，但我的爱书之情却不会输于他。
细想起来，我跟郑振铎的共同点，除了共同的爱书，还有另外的两个小因缘。因缘之一，是他特别爱猫，而我同样也有这个偏好，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猫》，因为这个缘故，凡是藏书又爱猫的人，我就多了一份亲近；我跟他的第二个因缘，就是曾经有一度住的离他很近，郑振铎在1917年之后，考上了交通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这个学校合合并并几经变迁，成为了后来的北方交通大学，这个学校就在北京西直门外高粱桥斜街上，有那么几年，鄙人的寒宅就在这个学校隔壁，因为北方交大门口有一排小饭店，那时的书友来看我，我常在这些小饭店请客聚会，每当新书友来聚会，我都要给大家讲述一番，告诉大家曾经有一位伟大的爱书人就出自这个学校。谢其章兄可能是嫌我像祥林嫂那样絮叨，他也跟别人唠叨我，说去韦力家吃饭，必有两件事，一是必点萝卜皮，二是必讲郑振铎。经他这么一说，我渐渐改了这个毛病，但我自己到那些小饭店吃饭时，还是默默地怀念郑振铎。
郑择铎辑《玄览堂丛书》
其实，郑振铎的藏书路数跟我不尽相同，他的主要藏书方向是以戏曲、小说、弹词、宝卷、版画及清人文集为主，他说自己看重古本和善本，唯一的取舍要求是，该书要稀见，哪怕是残本也不太在乎，《劫中得书记》新版的序言中，表明了他自己的藏书态度：
“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常常人弃我取，爱收‘不登大雅之堂’的弹词、宝卷、鼓词、插图书之类，搜访于冷摊古肆，常常舍熊掌而取鱼。”
郑振铎旧藏《药师本愿功德宝卷》
“舍熊掌而取鱼”，这句话很是绝妙，直接道出了郑振铎藏书的特点与方式，其实他这也是一句谦词。翻看《西谛书目》，里面的宋元版确实不多，但按照今天的标准，他所藏的书大多都能够上善本级别，并且里面还有很多的孤本。
郑振铎去世后，家人将他的藏书捐给了北京图书馆，为此，北图的赵万里先生给郑振铎编了一个书目，就是上面提到的《西谛书目》，这部书目有可能是解放后，私人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藏书目录，里面收录了郑振铎绝大部分藏书，数量竟然达到了一万七千多部，将近十万册，这个藏书量仅次于莫伯骥和刘承幹。
郑振铎旧藏《胭脂雪》
关于郑振铎哪里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大量的书，其实不止是我，在我之前对此好奇者大有人在，最惯常也最八卦的说法，是说郑振铎买书没钱，所以就娶了商务印书馆老板高梦旦的女儿。这个说法是否确实，我没有做考证。但有一件事，证明这个说法有些靠不住。三年前，沈津先生在一位收藏家手里看到了郑振铎的借条，沈先生把这个借条的影印件给了柳和城先生，柳先生认为这个借条很重要，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上。郑振铎的这张借条写于1933年1月30日，他是向上海的另一位藏书家叶景葵借了二千元，这个借条的内容如下：
“今借到叶葵（揆）初先生处洋弍千元正。言明以另单各书为抵押，周息壹分，壹年为期。期内亦得陆续还款，息随本减。如欲抽回押品之一部分，须事前商得押主之同意。此据。
中华民国廿二年一月卅日 借款人郑振铎”
郑振铎编《中国版画史图录》内页
而有意思的是，另一张借条，则是此款到了一年期，郑振铎还不上，只支付了百分之十的利息，郑振铎就又给叶景葵写了张借条，要求叶再展期一年：
“葵（揆）初先生：押款二千元，承允转期，至为感谢！除到期日时利息照付外，拟：
（一）再行转期壹年；
（二）利息照旧；
（三）未满期时，得由某随时缴还押款全部或一部，利息照减。想可同意。如同意，即请以此函作为转期的证明。敬候
公祺。
郑振铎 廿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由这两张借条可以间接地说明，郑振铎娶了高君箴并不等于嫁入了豪门就有花不完的钱，他向人借了二千元，一年都还不上，还要让对方同意再展期一年，但这一点我能理解，因为真正的爱书之人就算有座金山，也能很快花光，只要爱书，几乎就注定了永远缺钱。
郑振铎旧藏《元曲选》
郑振铎到实在没钱时，也会卖出自己的藏品。抗战期间，是他最困难的时期，基本上是靠卖书的钱去买米下锅。他并不讳言这件事，曾经写过一篇《售书记》，所谈就是这段经历，这篇《售书记》中有这样的话：
“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
卖书之后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去书之日，心意惘惘。”
院落外的铭牌
郑振铎为了卖书，也曾招来了意想不到的烦恼。1934年，郑振铎卖了一部《明版大藏经》给燕京大学，当时，燕大国文系有个吴世昌的学生写了篇文章发表在了《北平晨报·教育界》版，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燕大图书馆购书问题——主管人有滥字高价之嫌》，此文中说，燕大本来已经有了日本的《大正藏》，但是去年又购进了“明正统本《大藏经》残本若干，此书原由该校教授郑振铎经手购买。据郑振铎云，此书价值一千五百余元，愿以一千五百元让与燕京图书馆云。时该馆经费不多，仅余一千二百元，当即以一千元购之。惟最近该校学生及教职员方面，从北平图书馆某一部分人士得来真实消息，始悉此书原由北平头发胡同某书铺售出，原价仅四百五十元（一说四百七十元）。”
玄览堂旧居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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