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是一种寓兵于民、亦兵亦民的组织。旗人不仅要行军打仗，而且还要承担赋税徭役。负担之重，生活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八旗生计问题在入关前就已经存在了。八旗兵丁为满洲统治者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入关后，对旗人实行“恩养”政策，给予八旗人种种特权，让他们无衣食之忧、冷暖之虞。旗人生下来就由国家发给钱粮。但是，满族兴起之前，是处在奴隶社会状态，以渔猎为生，生产力极其低下。从公元1616年后金的建立，到公元1644年八旗劲旅进入北京，建立大清国，前后不到三十年的时间。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发生了急剧的改变，旗人从奴隶社会的渔猎经济一下子转变到封建社会的农耕经济，很难适应这种变化。再加上请政府把八旗兵视为“国之根本”，只准他们以“骑射为业”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生产劳作。当国家财力允许时，“恩养”这些旗人还算可以。而当国家财力有限、旗人人口不断增加、旗地变卖租赁严重、八旗官兵腐败日甚的情况下，八旗生计问题就越来越成为清朝统治者一个最为棘手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清代历朝皇帝虽然都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去找出路，却丝毫不见起色。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八旗官员任职方面，划定固定的满缺，为旗人入仕任职造更多的条件；在俸饷方面，八旗官员按九品文官级别领取官俸银粮，八旗兵丁按五等级分别领取粮饷，无论官俸，还是粮饷，满族八旗都远远超过蒙古、汉军八旗。此外，清廷还在北京周围五百里之内强行圈占民地，在八旗内部按等级分配，在京畿地区建立数量众多的旗人田庄，以其收获养活旗人。清廷本以为上述做法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旗人生计问题。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清朝统治者的意愿为转移的。康熙中叶后，旗人内部开始分化，少数旗人仕途发达，凭借高官权势积累大量财富；而多数旗人丧失或部分丧失原有的经济基础，以至负债累累。至乾隆朝，八旗生计问题以相当严重，甚至出现了旗人无法生活下去，隐瞒身份冒充民人卖身为奴的事件。这种情况表明，旗人生计问题已经恶化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旗人不尚节俭，今朝有酒今朝乐。多数旗人粮米一到手即行变卖，不知养家糊口。正如康熙帝所说：“八旗官兵将所给之米，未及抵家，止贪得一时小利，辄行变卖，在所得之利甚微，而银两耗去，米价又增，于是众皆怨悔无及。”（《八旗通志初集》卷66）这些旗人用卖粮米所得之钱大肆挥霍。一人在外喝得乱醉如泥，家中老小却没了下锅之米。雍正帝的上谕进一步说明了八旗兵丁奢侈腐化的情形：“近年满洲等不善谋生，惟持主上钱粮度日，不知节俭，妄事奢靡。……看来满洲不知节俭，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产。即如兵丁等每饭必欲食肉，市肉一斤，其价可抵书日之蔬食。以贵价市肉而食，则一月所得之钱粮，不过多食肉数次，即行罄尽矣，……猪肉即厌，必更思别味，如此每月不计出入，随得随费，以至失其生计。”（《上谕八旗》雍正五年）
八旗兵丁不仅粜买口粮，还有的借印子钱。即旗人以未到期的应领兵饷作抵押，借高利贷，利息达4至5倍。当时放印子钱的多是各旗的佐领和骁骑校等旗官。雍正帝曾怒斥过：“佐领、骁骑校但思罔利，串通领催人等，指称他人名色，或于该管佐领，或于其弟兄所管佐领下，借放印子银两。有十个月扣完者，亦有十二个月扣完者，每月关领钱粮之时，勒令清偿，不许暂缓，因而将利作本，利又加利，以至兵丁生计，往往因此匮乏（《上谕八旗》雍正五年）这种驴打滚高利贷，是旗兵倾家荡产。对此清廷再三上谕禁止：“嗣后除兵丁等自相借贷不行禁止外，其佐领支放印子银两，坐扣钱粮之外，盖行禁止，违者治罪”（《八旗通志初集》卷70）
其次，旗丁大量典买旗地，完全丧失了固定的生活来源。入关之初，旗人所得的土地，或自家耕种，或设置庄头召汉人耕种，旗人坐收地租，所谓“一地两养，彼此相安”。康熙中叶以后，由于旗人人口激增，兵额粮饷增加有限，多数旗人感到难以用原有的收入赡养数倍增加的人口，不得已将名下土地、房产转卖别人。清朝规定严禁旗民土地交易，然而旗民间变相典买旗地的事实早有发生，各地旗人往往采取指地借钱的方式，进行旗地交易。于是，旗人的土地纷纷转到民人手中。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御史舒赫德的奏折中说：“所谓近京五百里旗地者，已半属于民人”（《清经世文编》卷35）。相当一部分旗人陷入“无钱粮，又无产业，实无糊口之资”的困境。（《内阁大库档案》）。
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康熙皇帝曾从国库拿出银两5415000余两，平均旗人每户获赏银数百两，但仍无济于事。很快旗人又将其挥霍的荡然无存。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又发库银6554000余两，也同先前一样，，立时费尽。雍正即位后，也曾赏给八旗兵丁钱粮数次。每次约三十五六万两。可是，“不及十日，化为乌有”（《清世宗实录》卷56）雍正帝深有感触地说：“即将仓粮国帑，尽行颁赐，朕固不惜，但使随得随尽，曾不浃旬，邃即荡然，亦何济之有。（《清世宗实录》卷56）旗人“数十万之众，生齿日繁，聚积京师，不农不贾”（《清经世文编》卷35）优游坐食，成为清廷用国帑、仓粮添不满的无底深渊。许多朝廷大臣纷纷上书“未有举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而可以为治者”。何况“国家之经费有定，户口之滋息无涯，于此而欲溥施济众，虽尧舜犹有所不能也” （《清经世文编》卷35）
雍正帝为此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提出了严厉的整饬旗务的措施。第一，清理拖欠钱粮，安置贫穷的八旗兵丁。第二，清理调整土地，使旗地归旗民所有。第三，移民边垦，设教养兵。第四，设立八旗米局，滋生利息，增设养廉银，补贴八旗。第五，想方设法节省开支。第六，严格规定服制，打破旧俗，减轻旗人负担。虽然如此苦心经营，但效果始终不大。相反，这些措施尽管保护了八旗官兵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八旗生计的尖锐矛盾，但客观上也保护了八旗官兵的惰性，产生八旗生计问题的根源还是未能彻底解决。
其实，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帝都曾考虑从长远的角度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实行过沿边驻防、井田、屯庄、垦植等办法，然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康熙时，曾策划把在京无职无产的旗人，投往沿边驻防，并分给牛、种子、田地，但愿迁者寥寥无几，只好作罢；雍正推出的井田制也没能把旗人栓在田里，这些旗人已习惯了城市生活，又不会种田，等到发给的钱粮用光了，就都潜回京城，依然穷困不堪；乾隆时想把京旗移住东北，他派人首先设置村屯，建造房舍。每旗设两个村屯，八旗共16村屯。每屯凿4眼井，各设乡长1人。又拨土地让人代垦，待京旗来时将熟地给他们耕种。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一切准备就序，京旗分两批共1000人到了据吉林不远的拉林。为了加强对移住京旗的管理，特设副都统衙署，补设副都统，添设左右两翼协领等旗署官员。仅仅过了一年，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拉林副都统巴尔品向乾隆报告说：“安家银两渐次用完，不能多种，牛只等项毙坏，无力置买，不免拮据。”（《清高宗实录》卷225）乾隆只好有拨了5000两银子救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宁古塔将军阿兰泰奏：“所给拉林居住满洲等牛二千只，今仅存五百余只，且俱疲瘦。其所住房屋圮坏及火焚者，三分内几及一分。至所给地一千顷，去年只耕种六百三十余亩，其余俱已荒芜”（《清高宗实录》卷289）乾隆勃然大怒，命将巴尔品革职问罪。以后又移居几次，大多八旗兵丁都是“立产银”花完，相率逃回京城。以至后来清廷明令：“拉林种地者私自逃回拿获者即咨送刑部，由刑部具奏，押送本地正法“（《光绪大请会典》卷116）对此，乾隆曾在上谕中颇有感触地说：”朕因满洲生齿日繁，酌量拨往拉林种地，自京起程时，赏给整装银两，复令在拉林建盖房屋，有赏给牛具等项，原为伊等生计充裕起见，伊等自应感戴朕恩，安静循分。乃年逃回者甚众，情殊可恶，是以拿获者，俱经解回正法示众。（《清高宗实录》卷600）苦心也罢，斥责也罢，问罪也罢，甚至是解回驻地正法，都无济于事。皇帝拿不出办法，一部分八旗兵丁的日子就越过越苦，到了清末，有的旗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家当典买至尽。然而，又放不下吃皇粮的架子去谋生，只好苦苦撑着过日子。一直到清朝的灭亡，八旗生计问题都没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