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八旗汉军出旗原因论析

　　[关键词]生计；作用削弱；驻防调整；价值观念
 
　　[作者简介]范传南（1982―），男，辽宁大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明清史，东北地方史。
　　作为八旗重要组成部分的汉军，自崇德七年（1642）编成后，无论是在清初的浴血征战中，还是在中后期驻防各地、维护稳定上，都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入关日久，清廷对八旗恩养的弊端逐渐显现，人口增长、物价高涨、奢靡浪费等因素日益威胁着旗人的生计。乾隆帝即位后，鉴于康熙、雍正两帝以及自身即位之初在处理八旗生计问题上屡屡受挫，于乾隆七年（1742）开始，陆续将汉军出旗，即在保证清朝核心武装力量――满洲与蒙古八旗编制与待遇稳定的前提下，将入关前后投奔和收编的八旗汉军有选择性的剔除一部分，使其出旗为民，将空置出来的兵额交由满洲与蒙古八旗顶补。而究其原因，当有以下几方面：
　　一、乾隆朝八旗生计问题的恶化
　　清代驻防八旗饷米的发放原可分为“本色”和“折色”两种形式，其中直接将米发给兵丁的称为“本色”；把米折价发给银两的称为“折色”。折银的多少，依时间、当地情况、米价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正是由于“折色”的发放，使驻防八旗兵丁的收入与当地生产的好坏、米价的贵贱发生了密切关系。丰年米贱，所发银两自然足够维持生计，若荒年米贵时，所发银两又未能及时调整，必然会影响到八旗兵丁的生计。这一问题在雍正朝就已初露端倪，雍正四年（1726），康熙十九年由平南王撤藩后改编而成的广州驻防旗人因米价腾贵影响生计，拥至巡抚衙门嚷闹，要求设法降低米价〔2〕（卷44，雍正四年五月丁巳）。
　　米价问题在清初尚不明显，但到乾隆朝时，粮价扶摇直上，生计问题自然更加严峻。乾嘉时人钱泳曾记录康熙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年间苏、松、常、镇四府的米价，由“每升七文”增至“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3〕（卷1，旧闻米价）。80余年间，米价上涨了四到五倍。同时期的另一记载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当时米价增长之速，“闻五十年以前（约当雍正时）吾祖若夫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文）”，到乾隆末年，米价上涨，“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4〕（卷1，意言生计）。以上仅是民间关于米价上涨的记载，米价涨幅在八旗驻防志中也多有所见，“曾记早米每升二十八文或三十文，尖米每升五十余文，较新莽之乱、嘉靖之饥已太贵矣。今则早米每升七十余文，尖米每升百零四文。统观二十四朝之记载，惟《元史职官志》每俸米一石折银十二两，可与今时米价相颉颃矣”〔5〕（P729）
　　由于生活开支的增多，不仅兵丁生计日益严峻，八旗驻防将领的收入也开始恶化，甚至不及绿营军官，“旗员每欲为绿旗官员者，盖以所得比旗员较多，是以不顾廉耻惟图外任”〔6〕（卷567，乾隆二十三年七月辛亥）。
　　二、汉军出旗的适应性优势与特殊作用的削弱
　　八旗汉军源自汉人，在战争过程中成为八旗的三大支柱之一。但毕竟族属不同，无论统治者如何宣扬“满汉平等”，当面临涉及切身利益的生计问题时，清廷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态度的差异性。清廷认为汉军出旗后应当比满、蒙旗人更容易适应民人的生活，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和不安定因素也会相对较少。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则是，入关后原本已经部分满洲化的八旗汉军迅速回归传统的汉人生活方式，战斗力也开始逐渐降低。
　　自康熙朝始，杭州驻防汉军便“渐染陋俗，日打马吊为戏，不整容束带履行者甚多”。“均随汉人习俗，竟与绿营兵无异，即便留之，不惟于地方无益，且于伊等亦无利”〔7〕（P32）。无奈之下，清廷只好采取断然措施，令其出旗为民。
　　除汉化加剧外，八旗汉军特殊作用的减弱也成为出旗的原因之一。清中期以后，随着八旗满洲的迅速汉化，满人写汉字、说汉语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反而是本族满语和赖以征服天下的“弓马骑射”在逐渐退化。这种趋势迫使清廷特别注重对满洲旧俗的保持，提出了“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8〕（P16）的口号。到了乾隆朝，满族入关已百余年，关内满人几乎皆能说汉语、习汉字，清初满汉两族在政治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的语言文字障碍逐渐消除，八旗汉军沟通满汉的桥梁作用也随之淡化。
　　此外，水师与火器已不再是汉军独有的秘密，满洲八旗已拥有水师、火器等以前几乎被汉军所垄断的特种部队。雍正三年（1725），清廷自京师派遣八旗满蒙余丁共2000名，以觉罗巴彦德为直隶天津水师营都统。“天津之海口，为京师重镇，满洲兵丁令往天津驻扎，学习水师”〔9〕（卷39）。“乾隆二十九年另设八旗满洲火器营”〔10〕（卷861）。清初必须布署汉军的驻防点，现已可派遣汉化的满、蒙兵丁完成任务，这就为汉军出旗和满蒙兵丁顶补其空缺提供了客观便利条件。
　　三、全国性八旗驻防大调整
　　清代八旗按其职能和驻防地的不同可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其中禁旅八旗驻扎在京城内外，在负责京畿地区军事安全的同时，作为战略机动部队以应对突发事件。驻防八旗则分散驻扎于全国要害地区，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各八旗驻防点以点联线，在全国大致形成了五条驻防线：长城沿线、黄河沿线、长江沿线为三横，运河沿线与沿海沿线为两纵。驻防八旗凭借这三横两纵共五条驻防线，在全国织成了一张严密的驻防网络〔11〕。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平定准噶尔部，并以此为契机对军事部署作出重大调整。当时，清廷对汉地的统治已基本稳固，入关之初重东南轻西北的兵力分布格局，已不适应新军事形势的需要。为此，清廷逐渐削减内陆及江南驻防，将多余兵额以京城满蒙八旗顶补，调往西北驻防。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廷在禁旅八旗内择成丁有家室者，每旗各派马甲、养育兵43名发往绥远城驻防当差〔12〕（卷63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丁丑）。随后将绥远城驻防汉军全部拨往直隶和山西两省充补绿营。“汉军既有准其出旗之例，相应将凉州、庄浪满洲、蒙古兵移驻伊犁之外，饬交该将军、总督等，将凉州、庄浪及杭州汉军均做裁汰之缺，或出旗为民，或拨归绿营，均听其自便”。“江南现有驻防满洲、蒙古兵近六千名，数额极多，若从中拣派熟谙水师营事宜者千余名驻守京口，将京口汉军兵缺概行裁汰。其缺额给予索伦、察哈尔丁，派驻伊犁，则于海疆、新疆地方均得禁旅，而索伦、察哈尔等获食钱粮，于其生计亦大有裨益。”〔13〕（P32）
　　在清初，东南沿海的江宁（今南京）、杭州、京口三处是江南地区的腹心地带，也是汉人反清斗争的高发地区。但至乾隆年间，江南地区的反清力量已被基本肃清、且全国政局较为稳定，此时继续在江宁周边这块狭小区域内保留众多驻防设置已无必要。故当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八旗驻防的重心从东南移向长城沿线和西北新疆驻防时，作为清初驻防江南地区主力的汉军理所当然的进入了裁撤的大名单。
　　四、乱世与盛世间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与转化
　　清廷对汉族降臣的使用和看法经历了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顺、康、雍三朝为前期――蜜月期，乾隆朝以后为后期――清算期。在前期，清廷以推翻明王朝，建立和巩固本民族统治为终极目标，对那些投降的文臣武将大加称赞，称其是“应天顺时，通达大义”〔14〕（卷1，雍正上谕二份）。同时对那些忠于明朝的抵抗者大加贬斥，反复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如有“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仇。”〔15〕（卷1，雍正上谕二份）由此看来，正是由于清初统治上的需要，以八旗汉军将领为代表的汉族降官受到了优待和表奖，个别人物甚至被人为的加以美化、青史留名。
　　但进入中叶以后，清廷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怎样更好地维护其统治，防止和镇压叛乱的问题。为了强调皇权，宣扬忠君爱国思想，乾隆帝把“臣节”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对因抗清反清而被杀的史可法等人大肆褒奖，对背明降清的钱谦益等人则大加贬责。为“崇奖忠贞，风励臣节之道”，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授意编成《胜国殉节诸臣录》，并“特别诗篇题识简端，用以垂示久远”〔16〕（卷1002，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庚戌）。同年十二月，发下谕旨，宣称“我国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间有功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17〕（卷1022，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国史馆据此先后完成了《贰臣传》及《逆臣传》的编写。由于八旗汉军的特殊人员构成以及在清初的特殊战争经历，众多的八旗汉军将领名列两传。
　　实际上，上溯至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就已深感臣节关系重大，贰臣们“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则复畏死幸生，腼颜降附”〔18〕（卷1022，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其忠心大为可疑。乾隆帝修传的目的就是要借两传的编写“为万世臣子植纲常”，为当世的文武官员树立忠君的榜样，同时还要借此压制日益抬头的汉官势力，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权。两传的编成实际上是将包括八旗汉军在内的所有叛明降清的汉官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道义上谴责他们，贬低他们的功绩。这样做既贬低了降清汉臣，也降低了八旗汉军的威望地位，也就构成了汉军出旗的另一个要素――评价标准的变迁。
　　综上所述，乾隆朝八旗汉军出旗是清廷调整社会内部矛盾和对各集团利益重新分配的必然结果。当然，它与清廷内心深处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民族观念也是直接相关的。汉军出旗是盛世下潜在危机的暴露，清廷对八旗采取的“包养”做法，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危机的祸根。清初历朝则限于维护稳定的需要及民族局限，始终对八旗生计问题拿不出一个标本兼治的办法。延至乾隆初年，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已经到了威胁王朝根基的地步，从而迫使清廷决心改制――汉军出旗。
　　〔参 考 文 献〕
　　〔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6.
　　〔2〕〔9〕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清〕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清〕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洪亮吉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5〕〔清〕黄曾成.琴江志〔G〕.清代八旗驻防志丛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6〕〔10〕〔12〕〔16〕〔17〕〔18〕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满文议复档〔M〕.转引自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8〕〔清〕长善，等纂.驻粤八旗志〔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11〕莫东寅.满族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1979.
　　〔14〕〔15〕〔清〕雍正.大义觉迷录〔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责任编辑：张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