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原本分散在各地关押的原国民党高级战犯，被陆续送至北京功德林监狱接受集中改造，比如杜聿明、黄维分别从山东禹城和河北永年转来。
经相关审定，被列为国民党战犯者计有997人（实际在押870余人），其中军事系统人员占了大多数，达到七八百人，少将以上军事将领就有460余人，特务系统亦有120人左右。
其实也并非所有的国民党战犯都有资格集中在功德林监狱改造：只有头等战犯、首要战犯及部分重要战犯才被送到功德林，其他国民党战犯则在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及内蒙古等五个战犯管理所集中。
最终，实际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国民党头等战犯，仅有王陵基、杜聿明、黄维（本为首要战犯，因在淮海战役中下令释放毒气，改成头等战犯）等3人；
1959年首批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部分原国民党中将师长、中将副军长以上高级将领或高级特务人员俘虏，被列为首要战犯，比如王耀武、汤尧、廖耀湘、范汉杰、李仙洲、沈醉等66人；
除头等战犯、首要战犯外，功德林里还有一部分重要战犯，他们的职务、罪行等相较前两者都稍低，数量却更多一些。
下面我们就对曾在功德林监狱改造学习的国民党战犯二百余人进行一个简要的典型分类总结，从多个纬度比较一下。
很多人都说，原国民党四川省上将省主席王陵基是功德林之中军衔最高的国民党战犯，同时也是功德林之中唯一一位国民党上将，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太准确。
其一，王陵基正式军衔其实仅为“中将加上将”，本质上还是中将，但称之为上将也未尝不可，总之并非真正意义的正牌上将了。
其二，我看到一份出处还算严肃的资料，说功德林还曾关押有另一位国民党上将，即是出自滇军的“国民党上将”——金汉鼎。
该说为真的话，王陵基就不算功德林唯一的国民党上将了，顶多算唯二。
王陵基
但令人疑惑的是，还有一种说法是金汉鼎从来没进过功德林，把我也搞糊涂了。真相到底如何，姑且存疑，留待日后考证。
普遍认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可能与“剿总”的规格大致相当，即使稍高，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特别是国民党败离大陆前夕，“陆总”的实际地位和规格又打了很多折扣。“陆总”副总司令汤尧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上任的，又很快当了俘虏。
那么问题就来了，和徐州“剿总”副总杜聿明、东北“剿总”副总范汉杰相比，“陆总”副总汤尧的军职是更高还是更低，抑或大差不差？
以我个人的理解，汤尧的军职高低理论上可能与杜聿明、范汉杰不相上下，与川湘鄂边绥靖主任宋希濂亦大致持平，但军权含金量却远远不如，特别是与杜聿明相比。
按明面上的国民党党内陆位来说，功德林内唯一的国民党“中常委”康泽似乎无人可及，其他人至多也不过是“中执委”。
但襄樊战役被活捉之前的康泽，早已不是抗战期间在蒋校长面前红得发紫的亲信了，他不但在国民党内失去了影响力，还被“发落”到襄樊就任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
康泽剧照
加之国民党崩溃在即，他的“中常委”光环也极其黯淡无色。
功德林内，还关押有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庞镜塘，他在济南战役中当了俘虏。
在王耀武这个山东省主席、山东统一指挥部主任面前，庞镜塘这个所谓的省党部主任几乎成了彻头彻尾的摆设和附庸，毕竟后者的这个统一指挥部主任全面掌控军事、政务、党务等所有重要事宜。
总体来说，个人认为功德林内综合地位来说，真正能超出王耀武的国民党战犯可谓不多，甚至可直言没有。
提到功德林的顽固之人，大部分人都会首先提到黄维，原国民党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
黄维的顽固的确众所周知，因此对其不在过多赘述，我们主要说说其他几位“头铁”的国民党战犯。
原黄百韬第七兵团的三位中将军长，陈士章、刘镇湘和王泽浚，尤其是后者，一直都不服战败，消极改造，前二者都直至1975年最后一批被释放，后者则于1974年病故于关押期间；
特务头子周养浩也是1975年才释放，另一特务头子徐远举甚至没能活到1975年特赦，在1972病故。
周养浩
同样具有军统背景的原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文强，一直耗到1975年所有战犯全部特赦。
以上这些人，成了至为顽固的国民党首要战犯代表。
1975年3月，功德林、抚顺、济南、西安等战犯管理所的国民党战犯318人全部被特赦释放，经过几十年的改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获得了新生。
虽然早已经离开功德林，甚至早已离开人世间，可这些国民党战犯留在功德林里的故事还在流传，后面我们还会就功德林期间的相关话题进行讨论，力求还原一个又有一个有趣的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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