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是异数。在历代帝王中，此人的知名度甚高，但却声名狼藉，凡读过几本书，知道些许历史知识者骂他，连对历史一无所知者亦骂他。无不以他为不言而喻的暴君。
杨广是一位皇帝，在流行给历史人物划分阶级的时代，皇帝首列全国地主阶级头子，自是罪大恶极。他又是亡国之君，被农民起义推下皇帝宝座，命中注定为挨骂材料。可是，遍数历代的“皇上”，如杨广者又能有几人？
就历史发展角度论，由杨广的所作所为看，他不应是个该挨骂的人物。那些亦与史实相舛。此人起码在三个领域里都有不寻常的建树。头一件事，是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那些双手沾满黎民特别是文人鲜血的，却有人为之大唱赞歌。骂杨广，委实有欠公平；其二，首创科举；其三，写出了中国诗歌史上少见的佳篇。其人作为如此，却挨骂一千馀年，实在是：冤哉，杨广。
中国的科举，是政治措施，亦是文化制度，隋代是其发轫期。对此起决定作用，并作出重大贡献的，是两位帝王，即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而两朝帝王中，杨广又是主要的。
就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看，吸引文人人仕，以扩充、更新统治集团，各个时代都不可或阙。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时代，都有各自的相应制度。而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主要是指读过书，具有某种文化素养的个人，任何社会时代，都须求得其出路，表现出自身的存在价值。故旧时的科举制度，作为特定阶段的政治文化措施，是历史的必然。
为什么说，科举的开创者主要是杨广，而不是乃父杨坚。因为，这一制度的形成，杨坚只是为之奠定基础，而到杨广才正式开始。杨坚的最大贡献，是开皇七年(公元587)下诏废“九品中正制”，改为诸州岁贡三人，各州郡每年选送三人到京师长安参加中央级考试。
所谓“九品中正制”，是三国时曹魏确定的选人入仕制度。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于各州郡设立“中正官”，将所属的人士评为九品，朝廷据品选用官吏。这就是推行了三百馀年的“九品中正制”。
曹魏取此以选任官员，并为此后几个朝代所袭用。但却不是曹魏的首创，而是汉代任官方式的沿袭，他不过只是作了制度化的明确规定。两汉选用官员，原先就是由地方长官担负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使命。这时的地方长官或地方主管财政收支的主计吏，每年向中央朝廷述职时，同时还连带向朝廷推荐，当地有哪些才品俱高之士可供朝廷挑选任用，或直接出任，或经“贤良方正”、“孝悌廉明”、“秀才”(后汉避刘秀讳，改称“茂才”)等制科考试，然后授官。
两汉由地方官向中央推举人员以及举行制科考试，往往名不副实，走过场的为多。对此，最好的说明是当时的民谚，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①有趣的是曹操青年时代，即后汉末年，也曾举为孝廉，《三国志?武帝纪》谓其“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年二十，举孝廉为郎”。曹操的才能来得，自无疑问，但这位未来的政治家，“放荡不治行业”，与孝廉却联系不上。地方官推举的实际状况如何，可想而知。这是两汉时代官员集团的补充更新，以及文人入仕的一种方式。所以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是任官方式的大改革，从统治集团更新的角度说，杨坚的这一新措施与前朝相比，是历史的进展。
但隋文帝时开的科目不多，仅“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而且这几个科目与汉代的“贤良方正”、“孝，睇廉明”、“博学鸿辞”等相比，实质差异不大。所以，隋文帝的时代，只能说是科举的酝酿或萌芽。
正式开始实行科举的，当是隋炀帝。据《隋书?炀帝本纪》载，大业三年(公元607)，炀帝下选士诏书，曰：
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收采幽滞。……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隽，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
由这份诏书可见，从炀帝大业三年起，科举列为政令，这项影响深远的政治文化措施，便从此正式开始。诏中还有“十科举人”语，指的是进士、明经等科目。唐人谓其科举上承隋制，此其渊源也。
隋皇朝在割据势力膨胀和农民起义的战火中，很快就灭亡了。由杨广(也包括乃父杨坚)开创的科举，后人大都没有在意。其历史功勋亦远不能与其开运河相比，但影响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人们的思想心态，却是不可忽视的。
大多数人，虽然不一定知道杨广，但都知道大运河。杨广一生的最大功业当然是开凿运河。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开辟这条沟通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其历史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这是一位奇特的皇帝，在历史上立下如许大功，留下的却是骂名。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从舞台或荧屏了解历史所致，而是历史文献，也都时见此人荒淫残暴的记载。杨广的谥号“炀帝”是个恶名。唐张守节《谥法解》曰：“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名”，谓谥号乃一生行迹的论定。又曰：“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给他盖棺论定的便是个恶谥。不过，给杨广定此谥号的，可以推断是在唐代。杨广于扬州死于宇文化及之手时，李渊已占据隋代京城长安，立14岁的杨侑当了几个月的傀儡皇帝，实际上此时已是李家天下。可见，定杨广谥号为炀帝，论定他一生行迹的，乃唐代的官方。
杨广下诏开凿大运河，本来功不可没，谁也无法说出二话的。可是，笔杆子却说别的，大量有关记载，不说开大运河是好事，却去说此人开运河不过是出于荒淫目的，为了南下扬州观看琼花。后人所看到的种种记载，都说隋炀帝为了南下看琼花，给黎民带来灾难，云云。其实那都是唐人的说法。正史《隋书?炀帝纪》倒不见看琼花语，但在开运河过程中，给黎民百姓造成深重的灾难，却大书一笔。目的无非是要说明隋炀帝荒淫残暴。
李唐夺取隋代江山之后，于武德初年，唐高祖李渊下令修前朝史，主修者都是朝廷重臣，(隋书)修撰始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到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才完成，执史笔的官方史家，还有其他亦写点野史杂记的各色人等。杨广于大业二年驾幸江都却见于正史，为表明新朝建立是绝对的“奉天承运”，迎合新朝，拍一记新主子马屁，猛烈斥贬前朝，给前代的帝王多加几个荒淫无道的罪名，也是笔杆子们照例要作的常见文章。修史者的运用史料，评价史实，自都带有强烈的褒贬色彩，取此舍彼，真真假假，谁个能说得清楚。
如果就事论事，于想当然的成分度之，杨广开运河，目的不可能如此肤浅简单如同儿戏。当年，他即帝位之前还是爵为晋王时，领重兵南下，攻克南朝陈的首都金陵。军需给养在战争中起何等重要的作用，作为领兵统帅当然是熟知和深知的。到他即位为帝之后，不可能不注意到，隋代建都位于北方的长安，为使皇朝安定，必须有赖于富庶的江浙源源不断供应物资，也是清楚不过的事。
于杨广其人总体计，无论是当时的皇帝，还是此前的领兵统帅，都是要解决南北漕运畅通的难题。于杨广的两重身份，这都不能不看到，更不能不想到。开凿运河，岂是那微不足道的南下看琼花。
隋炀帝开运河是为了南下游玩之说，在历史上虽然深入人心。后人几乎都在观念中接受此说。但亦有一些头脑冷静较有见地的人，充分看到开凿运河的历史功绩，因相信他的主观用意是为了游玩，评价也就不能不留有馀地。晚唐诗人皮日休写《汴河怀古》②便是这种心态。此诗曰：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怀古诗，通常以借题发挥为多，有诗人自身的语言和命意，与史家的论史各有使命。皮日休此诗，对史实另有见地，以后世“千里赖通波”的事实，说明开运河的功绩可与大禹治水相比。诗的开头二句，隐含有翻案意，又不敢直翻历史旧案，似亦相信开河目的与游玩，第三句曰“若无水殿龙舟事”，为自己留一退步。但其口气与简单断定开运河是为游玩，还是有区别的。
在唐人心目中，凡杨广干的，一概都是坏事。于是，杨广的荒淫残暴这些唐人形成的旧说，千馀年来，辗转承袭，人云亦云，遂成了历史定论。论定杨广的荒淫无道，自是以正史《隋书?炀帝纪》，撰史者一段给皇帝看的话云：
史臣曰：“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
修史者的这段议论写得很有倾向，干了坏事，当然痛加斥责。说他做了好事也不是真意，而是别有用心，为夺取太子位置，“矫情饰貌，肆厥奸回”，达到登皇位目的。细究杨广其人，其实并非如止怀堪。
在杨广手中结束了西晋南渡以来的南北朝分治局面。他平陈后，执陈朝几名邪佞旧臣，“以其邪佞，有害于民，斩之右阙下，以谢三吴”，那是何等气概。假如隋代非短命皇朝，他那“南平吴、会，北却匈奴”，后世史家必将作为丰功伟业大书特书，尽情颂扬。如今隋代却是国祚不长，为唐所代。唐代史家的论述便自可随心所欲，强词夺理，好事也斥之为“矫情饰貌，肆厥奸回”。
后人非议杨广，还有说他陷害乃兄太子杨勇，夺取皇位继承权手段非正。宫廷事秘，皇家的权位争夺，原本就是无是非可论，历史上类似的事频繁得不可胜计。春秋五霸的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谁个不是为夺得君位而兄弟之间争个你死我活。稍后的阖闾使专诸刺王僚，是堂兄弟争位。即如唐代，李世民于玄武门杀乃兄太子建成和其弟齐王元吉，取得帝位后，开政治清明著于史册的“贞观之治”，为头等好事。如果杨广确实是夺取其兄的太子位置而达到即位目的，为什么就是他的罪过？李世民是历史上少有的英主，有诸多史实可据。杨广被说成是荒淫残暴，做了有益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事，也是出于坏心。事实如何，人们为什么形成这种现念，史家谁个能够真正说得清楚。
杨广当然也不是无可非议的。开运河是大功，但他即位为帝之后，过于陶醉皇权的至高无上，从不珍惜民力到滥用民力，以致民命不堪，利于后世的大功亦不能不走向反面，成为黎民的灾难。开运河之事为什么有此巨大的反差，这本来是供治者引为镜鉴的课题，而司马光等作《资治通鉴》时，对此却未着一字。对隋唐之交的论述，从来就是蒙有颇为浓重的历史迷雾。
其三，与运河和科举都无关，值得后人注意的，还有杨广的诗。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能诌几句诗的很多。汉代开国的那位皇帝刘邦，就有颇为出名的《大风歌》，后来的汉武帝刘彻，也写过《瓠子歌》、《秋风歌》、《天马歌》等。清代的乾隆帝，论作诗数量，就连诗史上诗作最多的陆游，也不能与之相比。但这些作诗的皇帝，无论是偶尔为之的刘邦，还是没完没了作诗极多的乾隆，都只是彻头彻尾的皇帝，其心态和思维方式，与诗人都了不相干。
是皇帝，又各有些轻重不一的诗人气质，可算作诗人的皇帝者亦有几位。三国时曹魏的文帝曹丕，南北朝时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五代十国的南唐中主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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