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表弟受雇给人开货车，因大雾天气，能见度低，导致发生追尾事故，失去了一条腿。开始时车主垫付了些医药费，再后来觉得这么垫下去没个头儿，就干脆不照面了，托人捎话说要“走法律程序，法院判多少我给多少”。不得已，表弟只好起诉了车主，诉请赔偿各项损失八十多万元。而后，请律师，庭前调解，开庭，经过了马拉松式的诉讼，判定车主给付表弟四十多万元。虽然最终结果和最初的诉请之间差距很大，表弟还是表示，“打官司太折腾人了，四十多万也行，只要把钱给了我，这个事就算了啦。”
表弟和车主都不上诉，一审判决很快生效，可原来表示“法院判多少给多少”的车主却没有丝毫付款的迹象。表弟只好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在这期间，车主把自己的两辆大货车转到了其妹夫名下，可执行的财产也进行了转移。执行法官倒是很同情残疾了的表弟，对车主还进行了司法拘留，可忙活了大半年，也只执行了五万多元。半年前，车主向中院提出了再审申请，虽然中院最终予以驳回，可日子早已又过去了将近半年。车主是个农民，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对他不起作用，因为他几乎不坐飞机和高铁。司法拘留的效果也不佳，完全一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老赖”样儿。从一审判决作出起，一年多过去了，表弟拿到的执行款不足十万元。执行法官也挺恼火，向表弟承诺，今年春节前“把这个事给了了”，可结果会如何，不太乐观。
经常听在基层法院工作的朋友说，未执行的案子已排到了半年或一年以后，而社会上也偶尔会听到转让判决书的消息，无法执行的判决书被老百姓称为“法律白条”，而“执行难”似乎已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谜题。在司法实践中，许多被称为“老赖”的人，并不是无力履行，而是不愿履行。按照常人的思维，当事人应当主动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书的内容，这是司法权威所在，也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如果每个人都依自己的内心确信，以判决“不公”来抵制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那我们社会的基本秩序将荡然无存。人们常说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假如每个人都不把法院判决当回事，那么这道防线溃堤、决堤就是早晚的事。
在不把法院判决当回事的人中，不仅有像表弟案中的车主，有不退还彩礼的村姑，有欠钱不还的老板，有不给赡养费的子女，有不支付抚养费的父母，还有一些则是教授、作家等“高知”。我们关注到在一些名誉侵权案中，法院作出要求当事人赔礼道歉的判决，而“事主”却经常会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司法“黑暗”或“腐败”的痛心与谴责，表示一种“赔礼道歉？绝无可能！”的态度。在通常被认为理性的人群中，甚至是在法律人群体中，也很少听到有人说“我虽然不认同法官的观点，但我尊重法院的判决”这样的话。不唯如此，政府机关直接抵制法院判决的事也时有发生，前几天就有报道，说广东东莞寮步镇政府对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一项判决公开“登报指责”，认为该院“罔顾事实，罔顾该镇异议，一意孤行强行拍卖土地”，且声明由此产生的风险，全部由受让人承担，等等。法院的判决，从来不可能出现“胜败皆服”的结果。如果败诉一方均以“不公”为由，或者没有任何理由，拒不履行判决的话，司法权威将不复存在。而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里，我们将何以自处？
在法制史上，我们都喜欢讲苏格拉底被法庭“民主投票”判处死刑的事，也喜欢将苏格拉底定位为西方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个殉道者，而对其拒绝了学生克力同帮他越狱的计划、“慷慨赴死”的事则表示极大的遗憾。其实，作为“圣哲”的苏格拉底，留给我们的法治遗产同样弥足珍贵。他要他的学生思考，如果雅典的法律会说话，它们一定会问，“假如城邦宣告的法律裁决没有强制力，被个人废弃或破坏，你能想象这座城市还能继续存在下去而不被颠覆吗？”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接受法律给我们带来的秩序和安全，当然也应该接受法律为我们设置的责任和义务。也许正因为此，苏格拉底的“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才会提出那个关于法治的著名论断吧，“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良法与恶法的判断标准随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普遍的服从”则是法治意涵中亘古不变的精髓。
习惯于过群居生活的人类，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各种利益冲突，我们寻求解决纠纷的方式，也由暴力主导下的私力救济，进化为公权介入下的法律调节，法庭审判也成为人类步入文明的标志之一。然而，正如《当法律遇见爱》一书的作者所言，“审判是以人们承诺尊重审判结果为前提而成立的。一旦审判开始，审判的结果就应获得承认，否则公共的权威和秩序必将遭到破坏。”尊重审判结果，就是要把法院判决当回事。车主也好，学者也罢，包括各级政府在内，既然选择了法庭审判，就要有尊重法院判决的心态，承认并自觉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因为普遍守法习惯的养成，是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建设的起点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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