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鲁国有一条法规：“凡是鲁国人到其他国家旅行，看到有鲁国人沦为奴隶，可以自己垫钱把他先赎回来，待回到鲁国后再到官府去报销，官府还给予一定的奖励。”没想到古人竟然如此以民为本。
后来，孔子有个学生到国外去，恰好碰到一个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就掏钱赎出了他。回国后这个学生既没有张扬，也没有到官府去报销垫付的赎金。那个被赎回的人感激涕零，就把这个情况讲给众人听，一时间，街头巷尾都把这件事当作美谈，人们都称赞孔子学生人格高尚。
孔子知道后非常生气。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认为，这个学生没到官府去报销赎金，进而被人们称赞为品格高尚。
这样的风气一开，其他人在国外看到鲁国人沦为奴隶，就会对是否垫钱赎人产生犹豫。因为垫钱把人赎出来再去官府报销领奖，就会被人说成不高尚。而不去官府报销，不但领不到奖励，就连自己的损失也得不到补偿。于是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好假装没看见。
这个学生的高尚行为，客观上妨碍了更多的在外国做奴隶的鲁国人被赎买回来，所以孔子不仅没有表扬这个学生，反而严厉批评了他。指责他是为小义而不顾大道。为了成就个人的私义，而损害了国家之道。由此，又想到了义与利之争。
曾经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在邻国捡到一大笔钱，交到了警察局，并且按要求做了登记。如果不登记，这一大笔钱想交都交不出去。
结果过了几天，失主按照登记的信息登门造访，表示谢意，并且拿出一些钱给这个留学生。留学生坚决不肯收。失主惊慌失措，恳请他说，如果你不收这钱，自己就无法从警察局里领出失物。
因为按照邻国规定，失主必须拿出丢失财物一定比例的金额给捡到东西的人作为报酬，否则，甭想领出失物。在人家的眼里，拾金不昧是行义，收取一定的报酬是谋利，义与利并不矛盾。两者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一个行义之人，理应得到一定的利。只有这样，大家才会争着去行义。
因为人的私欲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一味地弘扬“义”，没有给“利”留一点空间，很可能会导致好事无人做，社会反而会缺乏道德。所以，邻国不惜动用法律手段，不但保护了公民不能拿到桌面上的功利心，而且在客观上没有降低公民行义的道德优越感。我觉得这比较可取。传统儒家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认为私就是一种罪恶，一定要极力摒弃私。整天提倡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但现实又如何呢？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物欲横流……
我们的人性观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之上的，绝对不肯给私一席之地。而私实际上又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并不因为你的忽视打击就不存在了。所以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鲁迅先生曾经说，在中国几乎每个人都是最好的演员。
周国平先生认为：“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那么，‘利’就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私是人性中客观的存在，肯定其合理性，既看到义与利对立的一面，也要看到一致的一面，那么我们制定出来的规则，就可能既弘扬义，又照顾到利。既给利以适当的位置，又用一定的规范对利加以约束。
但我们常常是伪道德甚至是反道德教育，并最终走向两个极端。
一是把道德无限巨人化。
过去我们宣扬“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崇高道德，后来有的演化成了“毫不利已，又不利人”“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过度消费。塑造的东西总会轰然倒地，无声无息。
比如有些人大义灭亲的壮举，再比如为了给学生补课，而耽误自己孩子生命的老师光荣的心。每当看到他们受到表彰的场景，我的心就会抽搐。
某一天，我看到某些法律，竟然规定亲人之间的包庇，根本不构成包庇罪，因为，那是正常的人性。设想一下，一个连亲人都能出卖的人，他们还能爱谁啊？而法律决不能触犯人性，否则，只能吞下自己制造怪胎的后果。
二是把道德不断侏儒化。
比如说，上车让座，拾金不昧，尊老爱幼，这本来是每一个正常人都会去做的事情，是基本常识，而我们却常常把这些行为宣传成了一种了不起的壮举。久而久之，常识就被人们不知不觉的遗忘了。
这种将常识盲目升华，从而造成真正的常识从我们的生活中蜕化的宣传方式，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带入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之中：大家都在呼唤道德英雄、精神典范，希望所有的事都由他们来做，而自己却躲避一个正常人应该尽的基本责任。由此看来，一个以单纯做好事来支撑自己的道德体系，表面上是在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实际上是使每个人都在降低自己的道德要求，并使他们丧失履行自身道德义务的热情。
与清风舞，共明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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