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的人物描写
鸿门宴是史记项羽本纪里的一段，这在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它细致地描绘了楚汉相争双方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一个紧张场面，生动地表现了项羽、刘邦两个历史人物的性格。课本提示对于本文的内容和人物性格会加以分析并有所论列。我这里对于提示的论点提出一些意见，并就正于读者。
凡是读过史记这篇文章的人感到印象深刻，仿佛这两千多年前历史上的一幕栩栩如生地映现在我们眼前，历久不忘。司马迁能把这两个历史人物的举止、语言、甚至心理，一一逼真地勾画出来。他笔下的项羽刘邦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从鲜明的对比上，使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二人政治斗争的前途和历史发展的趋向。
项羽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他自视很高，自信心很强，个人英雄主义非常突出。性情豪爽、直率，但暴躁，目光短浅，不善用人。而刘邦则深沉精细，机智权变，能够忍辱负重，并善于吸取众人的智慧。这些性格在鸿门宴里表现得非常鲜明，使们能看出楚汉相争刘胜项败的结果。现在为了便于说明鸿门宴的人物描写，首先把鸿门宴的故事内容作一个分析。
在项刘鸿门会宴以前，刘邦虽然用了谋士张良的计策，响应楚怀王的约，先入关中，但势力微小。而项羽呢，引兵救赵，解钜鹿之围；击溃了秦军主力，章邯全军投降，诸侯震恐；号称“诸侯上将军”，拥有大军四十万，驻扎在新丰鸿门，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当时项强刘弱，双方实力悬殊。按照形势，刘邦当然不能不向项羽低头。项羽得了曹无伤的密报，准备“击破沛公军”，范增也主张“急击勿失”。这时刘邦新身前来项王军中谢罪，正如大鸟自投罗纲，但结果安然脱身，范增一筹莫展；甚至樊哙闯入军门，直言衡撞，也没有惹出什么麻烦来。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呢？课本提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项羽对杀死沛公这件事有所顾忌。沛公懂得当时人民的希望，他首先入关，和人民约法三章，纪律相当开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不像项羽那样“一味蛮干”，所以群众对他颇有好感。这样，项羽自然就不敢贸然杀他了。”这个解释是不符合当时事实的。而且一面说项羽一味，而对于杀沛公一事又说他不敢贸然，有所顾忌，这在理课本身上就存在着矛盾。我以为刘项成败的原因主要是系于“人心向背”上面。刘邦懂得夺取天下首要在收拾人心。因而入关以后，秋毫无犯，与父老约法三章，除秦苛暴，开明军纪，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争取民众。项羽却不然：迷信自己的武力，正如提示所说的“一味蛮干”。他在鸿门宴前，固然目无群众，一意孤行；在鸿门宴后，更是趾高气扬，为所欲为。例如他入了关，“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当时他是没有什么顾忌的。曹无伤密报说刘邦欲王关中，项羽立时大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可见项羽要杀死刘邦是算不了什么一回事的。
可是他后来又为什么不杀刘邦呢？
在这里，我们先要研究刘项二人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他们之间的主要矛盾是“谁王关中”的问题，也就是争夺天下霸权，谁取得胜利的问题，项羽大怒，要兴兵攻刘，正是因为根据曹无伤的情报，沛公有争霸天下的意图。但后来由于刘邦一面托项伯在事前疏通，说明他没有土地野心，一面又亲自到军中谢罪，低声下气，表明心迹，使项羽相信刘邦不但不是他政治上的敌人，并且相反地，是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的有功之人，那又何必杀他呢？这样，刘邦对项羽这种表现恭顺靠拢的政策完全成功。项羽高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迷信自己的武力，轻视这个亭长出身的刘邦。就兵力方面说，刘邦还非项羽对手。如果项羽意识到刘邦是他政治上的劲敌，将来会夺取他的天下，那么，项羽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的。即使刘邦从鸿门宴逃了回去，还军霸上，项羽仍然能够派遣大军“击破沛公军”的。刘邦回到汉中巴蜀，用张良的计策，烧了栈道，明白表示没有问鼎中原的意思，这就使项羽更放心。然后他整军练武，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
项羽出身贵族，世为楚将，他刚恢自用，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十分浓厚，这样一个人是不能容许有人跟他争夺霸权的。可是只要对他低声下气，俯首贴耳，他就非常放心，没有疑虑。而刘邦正是一个机智权变，能够隐忍的人物，项羽不能理解刘邦的为人，刘邦欲能掌握项羽的性格。刘邦善于吸收别人的意见，对项羽又能卑躬屈膝，使项羽觉得他是一个恭敬懦弱，志气卑下，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和自己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因而放松戒备。
所以项羽不杀刘邦，是因为刘邦的举措消释了项羽的疑忌，不是项羽因刘邦深得民心而有所顾忌。
现在我们看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鸿门宴”里怎样描写这两个历史人物：
张良把项羽要出兵来攻的消息告诉刘邦，刘邦说：君安与项伯有故？首先了解项伯和张良的关系，知道张良对项伯有活命之恩，交谊很深，而项伯是项羽的委父，在项羽面前有说话的资格，于是马上决定在政治上抓住项伯，要通过项伯的人事关系来向项羽进行联络和疏通。于是对张良说：“君为我呼人，我得兄事之。”等到项伯人见，便立时奉厄酒为寿，约为婚姻。这是他的拉拢联络的手腕。他对项伯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关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顾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他抓住了彼此矛盾的要点，着重说明自己没有土地野心，“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指出遣将守关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备他盗之出入关非常”，同时又“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说明他正是为项羽效力的人。这一番话是最能打动项羽的心，消释项羽的疑虑的。后来他一见项羽，又立即谢罪，先请述过去二人怎样戮力攻秦，怎样合作，然后说到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后见将军于此，说明自己无意争先入关；最后提到“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指出有人从中挑选，离间感情。完全从彼此的关系上，从感情上说话，这对项羽是有说服力与诱惑力的。项伯的事前疏通和刘邦谢罪的话，搔着了项羽胸中的痒处，打开了他心头的结，是使他回心转意、翻然改计的一个主要契机。所以在会宴中尽管范增举所佩玉玦再三示意，而项羽默然不应。这表示着项羽和范增对沛公的看法已有了根本的歧异。范增对刘邦不肯放手，投意项壮藉舞剑杀刘邦。刘邦这时虽然得到项伯的“以身翼蔽”和樊哙的卫护，但感到的威力依然存在，形势未脱险境。他考虑过后，就一面“起如厕”，一面“招樊哙出”，共同商量对策。像这些地方，都能表现出刘邦的机警善于应变的个性。从刘邦来谢，带了白璧玉斗，要献给项羽和范增，从樊哙一见张良就问“今日之事何如”，都可以看出刘邦的来是有相当准备的。
刘邦善于用人、善于吸取众人智慧，在鸿门宴中也表现得很鲜明。樊哙听到张良说项壮舞剑的情形，立时说：“此迫矣！臣请人，兴之同命。”一股忠于刘邦顾为舍生效死的精神，跃然纸上。这便是刘邦平日善待部属得到部属衷诚拥戴的最好说明。他碰上问题，问张良说；“为之奈何？”“固不如敢，且为之奈何？”对樊说：“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这些话是不是表示他无主见，遇事犹豫不决呢？我认为这正是他善于用人能吸取众人智慧的一种表现。这看出他的领袖才能，和项羽的有一才智出众的范增而不能用，恰成鲜明的对照。刘邦犹如曹无伤暗通消息，欲不重声色，等回到霸上就立诛杀曹无伤，拔除了自己内部倾外通敌的人，这样处事是严密的，彻底的。这跟项羽知道项伯私通刘邦而无所谓，又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项羽豪爽、直率，……听了刘邦几句恭顺的话，就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活现出一个直肠子汉子的口吻和神情。这样的话写下来，能充分地表现人物的个性。范增是他的得力助手，智虑周密，平日对他十分忠诚，但他出身贵族，刚愎自用，因此范增的主张不能采纳。这跟刘邦的善于吸取众人的智慧，在性格上是有显著区别的。
樊哙闯入军门，“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对项羽侃侃而谈，一种刚强、勇猛，暴躁的莽汉形象写得须眉维肖。樊哙这样对项羽倨傲不恭，为什么没有惹出麻烦来呢。课本提示认为“樊哙口中吐出来的一篇堂堂正正的言词”“在当时紧张的局面中是一个转折点：不仅使项羽无法回答，沛公得以脱逃，项羽的计划也为之改变，项伯的主张也因而胜过范增。”编者的意思是说樊哙的言词堂堂正正，项羽理屈辞穷，因而扭转了局面，使项羽改变了计划。这个看法也有问题。
樊哙行动鲁莽，项羽对他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项羽性格豪迈暴躁，樊哙行动勇猛莽撞，二人性格有若干共同之处。项羽自己是一员勇将，看见樊哙的雄伟项武，先自有一番欢喜；你看他连称“壮士”，并且“肠之厄酒”，“肠之彘肩”，正是一种赞美；而另一方面樊哙的言词又是前面刘邦两段自白的进一步说明，他得复陈述刘邦的“待大王来”，刘邦是劳苦而功高的。这对项羽的消除疑虑是起了巩固作用的。同时措词的精神，依然是尊重项羽的霸权，申明刘邦没有异志，项羽不应“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这对项羽还是一种规谏的口吻，而不是敌对的言词。项羽不加怪罪，反而赐“坐”，正是这个道理。固然樊哙的一番堂堂正正的言词使项羽理屈辞穷，“未有以应”，但项羽不是因为这点才无可奈何地改变计划。实际上项羽听了项伯的话以后就翻然改计了。
从上面的简单的阐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描写人物的突出的特点。
（节自张郁朋《谈<鸿门宴>的人物描写及其他》）
《鸿门宴》鉴赏
《鸿门宴》是《史记·项羽本纪》的一个片断，其中涉及到的许多人物，各各闪耀着个性的光芒。在这里，同是封建军事集团的领袖，项羽和刘邦就各具风貌，神态迥异；作为两个对立营垒的谋士，范增和张良的机谋策略，也各有千秋。至于“勇士”樊哙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的愤怒形色，饮酒食肉时的粗犷举止，以及责备项羽时既气势逼人而又暗藏机巧，更以极大的鲜明性展示了他的特有性格。
作为历史著作，无论写人叙事，都必须言之有据，信而有征，决不允许象文学创作那样凭空虚构。《史记》的写作是严格按照这一要求的。诚如班固所说，它“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那么，司马迁又怎能在《鸿门宴》等篇章中，把人物的个性叙写和塑造得这样成功呢？这里当然有着生活的原因。社会生活本来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在实践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本来就显示着千差万别的个性，而司马迁又能在朴素唯物主义指导下，“鸠集国史，采访家人”（刘知几《史通·六家篇》）。一方面“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方面“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根据总结“历代成败兴亡之理”的要求，对纷纭杂乱的资料和传闻加以精心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抓住了各种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除此以外，《鸿门宴》等篇章的人物刻画之所以各具风姿，栩栩如生，也是和司马迁的卓越艺术才能分不开的。
司马迁善于抓住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刻画人物。“鸿门宴”发生以前，项羽曾经在新安城南“击退秦卒二十余万人”，派当
“鸿门宴”是一场斗智谋、耍权术的政治搏斗。在这场搏斗中，敌对阵营中的智囊人物张良和范增得到了细致的刻画，显示了各自的性格特点。应该说，张良和范增都是十分机智的，他们都看到了刘、项之争的性质、趋势和可能出现的后果。但是他们机智的表现却又各有其内容和形式。张良的才能是在使刘邦集团化被动为主动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由于兵力悬殊，他在得知项氏集团准备即日进击的急迫形势下，为刘邦定下了赖帐并叫屈的计策。考虑到项羽喜欢沽名钓誉的特点及其“亚父”的老谋深算，他一方面亲自跟随刘邦冒着风险前往鸿门，一方面为了以防万一，带去了勇士樊哙等精干的百余骑，作了种种临机应变的准备。结果如愿以偿，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转危为安。范增的深谋远虑则更多地表现在事先定策，席间暗算和事后断言等方面。他一眼看出“好酒及色”的刘邦入关以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所以就竭力怂恿项羽“急击勿失”。在“鸿门宴”上，他以玉玦暗示无效，立即意识到项羽已改变初衷，为了达到消灭刘邦的目的，随即指派项庄“入寿”舞剑，图谋击杀刘邦。刘邦脱险以后，他深感良机已失，失败的端倪已经表露，所以激愤地断言“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在“鸿门宴”这场尖锐复杂的智斗中，张良全局在胸、从容沉着的特点以及范增骄狂浮躁、心地狭窄的缺点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项伯夜见张良时，已值决斗前夕，两军距离只有四十里，刘邦的兵力只及项羽的四分之一。在这晴天霹雳面前，张良却镇静自若，“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云云，表面上似乎只是要说明自己的身分和态度，实际上却是向项伯发起的思想攻势。项伯是讲究“义”的，他连夜通风报信，就是报答救命之恩的“义举”，张良用“义”来打通项伯，无疑是一帖灵丹妙药。接着张良去见刘邦，张良当时对刘邦是不满意的，因为象“距关，毋内诸侯”这样关系到全局成败的大事，刘邦竟未和他商量，所以在刘邦惊慌失措，连声问计的当儿，张良却出其不意地发出了“谁为大王为此计者”的反诘。然而，张良并未给刘邦过分难堪，他的两次提问，明显包含着劝导刘邦，晓以利害的目的。特别是在刘邦默然认错以后，他便不再纠缠往事，开始为刘邦谋划对策了。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张良顾全大局的气度和品质。跟张良相比，范增却相形见绌。在项羽决定次日进攻刘邦时，他就以为稳操胜券，万事大吉了。所以只是要项羽急击勿失，而对项伯等与敌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却完全丧失了警惕。直到鸿门宴上，也仍然没有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面对项羽的变卦，特别是对他的多次示意毫无反响，范增被激怒了，他擅自召来项庄，命他去行刺，并气冲冲地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这里，他显然已自置于项氏集团之外了。刘邦走脱后，他甚至当着项羽和敌方谋士张良的面，发出了“竖子不足与谋”的辱骂。应该说，范增的决策是符合项氏集团的根本利益的，但是由于他心胸狭窄，老气横秋，所以终于未能被项羽所理解和接受，也就铸成了无可挽回的败局。问题还在于，对于这种严重的错误，范增始终缺乏认识，一味责怪项羽，以致把自己集团内部的矛盾暴露在敌人面前，终致被刘邦所利用，通过陈平的反间计，挑起了项羽对范增的猜疑，落得了自己愤然出走和项羽乌江自刎的下场。
注意历史人物的出身和经历，描述其独特的言论和行动，这是司马迁刻画历史人物形象的另一种方法。司马迁不是阶级论者，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和辩证法观点。所以他有可能从不同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声容笑貌中，看到各自的出身和经历的烙印。加上他在创作中又坚持了“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态度，所以《史记》所塑造的历史人物常常是个性鲜明的典型。以刘邦和项羽为例：刘邦虽然出身贫贱，但“不事人生产”，是个市井无赖。他惯于耍弄手腕。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往往不择手段，不顾信义。项羽则出身于“世为楚将”的贵族家庭，他一方面骄横放纵，草菅人命；一方面恪守礼教，贪图虚名。在反抗暴秦的长期斗争中，刘邦与项羽又各有其独特的经历。刘邦力量较小，但经常出奇制胜，因而越来越“善权谋作诈术”；项羽却因取得了“巨鹿之战”等巨大胜利，成了“诸侯上将军”。所以愈益沽名钓誉，刚愎自用。“鸿门宴”上，他们的种种表现，正是其不同出身和各自经历在性格上的必然反映。
刘邦本是个“贪于财货，好美姬”的人，进入咸阳以后，却一变而为“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这不是本性有了改变，而是为了争夺天下、骗取民心而施展的权谋。但是，他过早地想“王关中”的愚蠢行动激起了项羽的愤怒。面对濒临覆灭的深渊，他不免惊慌失措；但一经张良“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的点化，他霎时醒悟，顷刻之间就粉墨登场，假戏真唱，而且“唱”得十分迷人。你看，他请来项伯，“兄事之”，亲为敬酒、祝寿，“约为婚姻”……。这还不算，他又信誓旦旦地把收揽民心的权谋名之谓“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把“王关中”的野心美化为“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这分明是“赖”和“骗”，可刘邦却神态逼真，言之凿凿。一副市井无赖的狡诈嘴脸，在这里可谓暴露无遗了。更有甚者，“旦日”在鸿门与项羽见面时，刘邦的模样变得分外丑恶了。他卑躬屈膝，言必称“将军”，把先入咸阳的行动说成是以往不敢有的梦想，把“得复见将军”当作自己莫大的幸福。为了逃避罪责和摸清底细，他还把项羽的愤怒归咎于“小人”的挑拔，装出一副受尽委屈的可怜相。作为刘邦对立面的项羽，出身和经历跟刘邦很不一样，所以个性也就别具一格。他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不愿受人支配，更不容别人跟他对抗。所以刘邦“距关”，他暴跳如雷，决定进击。可是听了刘邦的甜言密语，他立即软化，颇觉内疚。为了自我解辩，居然还主动把曹无伤告密的事说了出来。范增示意其杀刘邦，他视而不见，默然不语。至于刘邦为什么要“距关”？为什么主动登门请罪？范增又为什么必欲置刘邦于死地？这些问题，项羽根本没有考虑。他压根儿被眼前虚假的现象所迷惑，因而不知如何是好。项羽还严重束缚于封建礼教，亲亲之谊使他不仅没有处分私通敌方的项伯，反而听信其“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的说词，并按此行事。范增示意之际，项庄舞剑之时，他未始没有触动，但那个“义”字制约了他，使他不愿在宴会上暗算敌手。结果放走了刘邦，带来了无穷的后患。这一桩桩，一件件，联系项羽的出身和经历来看，都不是偶然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项羽等历史人物既真实可信，又栩栩如生。
司马迁写历史人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并不事无巨细，兼收并蓄，而能抓住其特定环境中的典型特征加以叙写和刻画。第一，他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出发，十分注意历史人物本身在某些方面本来具有的典型性，捕捉其主导方面，删略其次要方面。比如，他为张良作传，就声明绝不纠缠于张良的那些与天下兴亡无关的琐碎小事，而集中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重要事件。再如，从《项羽本纪》的实际来看，他显然扣紧了项羽的悲剧性格，从勇猛顽强、刚愎自用和思虑浮浅、沽名钓誉等方面着笔。第二，根据写作的需要，司马迁总是把历史人物的最关重要的言行写进其本人的传记；为了不影响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又往往依据不同篇目的不同要求，把倾向各异的历史材料作分散的处理。拿“鸿门宴”来说，它互见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和《樊哙列传》。但《高祖本纪》和《樊哙列传》，仅有二百字左右，《留侯世家》则不足一百五十字。相比之下，要算《项羽本纪》最为详尽。但刘邦、张良、樊哙等人在“鸿门宴”上的言行，在其本人的传记中，也有详于《项羽本纪》的地方。象《樊哙列传》中，樊哙跟项羽的对话，就多出如下数句：“大王今日至，听小人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司马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经济笔墨，避免重复；另方面又为了使各篇所传更加集中，保持其相对的独立与完整。第三，司马迁往往把历史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分别放到最适合其表现的事件中来加以刻画。象以“屠狗”起家的樊哙，既有着冲锋陷阵、斩关夺隘的匹夫之勇，又深受刘邦、张良等的熏陶，颇有一点心计。为了表现后者，作者就匠心独运地在“鸿门宴”这个复杂斗争环境中作了详细的刻画。
画诀说：“石有三面，树有四枝”。意思是笔法必须有阴阳向背之分，才能使物体具有立体感。画是如此，文学作品的形象塑造也颇有相似之处。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就不仅注意正面的描绘，而且着力于侧面的烘托，还善于透露其背面的言行。这是他刻画人物形象的又一种独到的方法。在“鸿门宴”中，项羽的粗疏自尊的性格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不杀刘邦的决策事前未和范增商量。这一点作品虽然未作正面交代，但在宴会过程中，范增之所以多次焦急地用玉玦示意，严厉召令项庄拔剑起舞，侍从们之所以果断而又蛮横地阻挡樊哙进入宴会场所，都说明自范增以下，所有人都在按老皇历办事，都不了解项羽的新决策。这就从背面有力地揭示了项羽的上述性格。与此相类的是，在“鸿门宴”前，张良和刘邦的有关计谋，司马迁也未作直接交代。但在项庄舞剑、威逼刘邦的紧张时刻，门外的樊哙一见张良劈头便问：“今日之事何如？”从这一急迫而又短促的问话中，足见樊哙与张良灵犀相通。他早已知道内情，并作好了应变的准备。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樊哙在闯宴责项时，不仅言语得体，连谎话也和刘邦昨夜讲的一模一样。显然，张良等人在定计以后，是曾经跟有关将领作了彻夜的周密准备的。这种通过樊哙来对张良等进行侧面烘托和反面交代的写法，不仅扩大了作品的容量，而且使张良的沉着机智的性格显得更加饱满、生动和真实。
“《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刘熙载《艺概》）“鸿门宴”虽然只是《项羽本纪》的一个片断，但它事事与刘、项之争的全局相关联，处处都体现了司马迁的高度艺术技巧，人人皆是不朽的形象典型。宋代的刘辰翁曾说：“鸿门宴”“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我们觉得，刘辰翁的这种赞语，“鸿门宴”及其作者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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