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先贤匡互生 
高志林
匡互生(1891—1933)，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曾跟随长沙革命军攻打巡抚衙门。1913年在邵阳中学读书时，作文痛骂北洋军阀和湖南督军汤芗铭。五四运动时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四年级学生，主张以暴力惩办国贼，率先冲进曹宅并点火烧了赵家楼。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20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务主任期间，破格聘任毛泽东为湖南一师国文教师，同时预谋刺杀军阀张敬尧。后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务主任(训育主任)，1925年与友人在上海共同创办立达学园，1933年因办学积劳成疾而逝世。
焚烧赵家楼的点火人
是谁点的火?
北师大校史资料有着明确的记载。周予同回忆：“
另又据
这些回忆资料，都证明了火烧赵家楼的点火人是匡互生。
匡互生为何能成为五四运动的一位大英雄呢?这原来与“湖南人精神”对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早在1919年前，湖南已是革新风气最为硬朗的省份之一。
为社会开条生路
匡互生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过：
我们对于大多数受人愚弄宰割的老百姓，实不能不洒同情之泪。洒泪犹不中用，我们更不能不奋然而起，作点革命的工作，为人类留点正气，为社会开条生路。
匡互生的这一思想抱负的形成，是与他少年时代所萌发的“为民牺牲乃英雄”的爱国忧民意识分不开的。早在1899年，邵阳大旱，9岁的匡互生第一次领受了灾难的痛苦生活，同时又亲眼看到一位英雄为灾民开了条生路的现实。这位英雄就是贺金声，是匡互生的同乡长辈。那年，贺金声冒着生命危险，独个儿赴省城长沙，为灾民请命，终于求讨来10万石谷子。随后，贺金声又领导邵阳乡民们向帝国主义的宗教势力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匡互生亲眼看到了贺金声的壮烈牺牲。从此，匡互生便成了贺金声的崇拜者，由此萌生了要“为社会开条生活”的壮志胸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都积极回应，而湖南是一马当先。当时，匡互生20岁，正在长沙邵阳驻省中学读书，他毅然走出校门，跟着石基老师勇敢地加入了攻打巡抚衙门的战斗。战斗结束后，他又报名执行防守小西门的任务。接着，他参加了学生军，时刻准备北伐。但后来，因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北伐告停，他才返回学校。
辛亥革命失败后，湖南的督军汤芗铭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匡互生即作《时事感言》，揭露“汤屠”的劣迹。“汤屠”闻读此文后，欲拿匡互生问罪。好在
1915年，匡互生考入了北京高师，1919年毕业。时值袁世凯已接受“二十一条”；段祺瑞又向日本大笔借款，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军事协定。匡互生愤懑至极。为抗议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他组织大家痛论国事，并相约参加1918年5月北京学生向总统府请愿的爱国活动。但是，由于当时缺乏斗争经验，“请愿”失败。匡互生由此得出“爱国学生运动若无中坚分子领导则不能奏效”的结论。于是，在1918年下半年，他又在高师秘密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同言社，后来改名为“工学会”，提出“爱国救国，反对强权主义”等口号。
接着，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匡互生慨叹：庆父不死，国无宁日。自言“筹思数夜不交睫”。最后，他终于决定“以暴力除掉曹、陆、章3个卖国贼”。
破格聘毛泽东到湘一师执教
1919年，匡互生从北京高师毕业后，即回到湖南长沙。开始，他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驱张运动”胜利后，他便出任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务主任。当时，一师的校长由湖南省省长公署秘书长易培基兼任，易氏因忙于官场事，对教育工作不感兴趣。因此，一师的工作实际由匡互生主持。任职期间，匡互生重视“五四精神”的传播，其次是革新教材，创导新教风、新学风和新校风，对学校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匡互生提出，“要把一师建成全省新文化运动的先锋阵地，首要的任务是必须更新教师队伍”。为此，他力主聘任毛泽东为一师教员。但这是一件难事。因为，一师条例规定，凡来校任教者，必须是大学毕业生。很显然，毛泽东是没有资格进一师教书的，因为，毛泽东只是一个一师毕业的中专生。但匡互生必须请毛泽东来一师任教。为什么?原来匡互生回到湖南后，便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他对毛泽东的远大志向和渊博学识十分钦佩。觉得毛泽东能成为一师教员，对于一师的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无疑会起到巨大作用。但这个“老条例”却阻挡着毛泽东进一师校门。怎么办呢?匡互生终于以火烧赵家楼的气魄，对“老条例”作了一次大修改，并增加了“一师附小的主事(校长)可以到一师教课”这么一条，为让毕业于本校的毛泽东有资格登上母校讲坛铺平了道路。就这样，毛泽东被破格聘任，成为一师的国文教员。匡互生的此举不同凡响，一度成为教育界的美谈。对此，云刚先生在回忆往事时高度评价过匡互生的这一举措。他说：“匡互生想请毛泽东到一师任教，但那时有规定，到一师教书的必须是大学毕业生。毛泽东没进过大学，怎么办?匡互生就在规定中加一条，附小的主事可到师范任教。于是，一师毕业的毛泽东，破例担任了一师的国文教师。”
维护教育民主的斗士
1924年，应经亨颐先生之聘，匡互生来到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训育主任兼数学员。
当时，春晖中学是全国颇有名气的一所私立中学，校舍和教学设备都是一流的。有家眷的教师都住在校外，单身教师另有教师宿舍和单独的小食堂，不和学生在一起。而惟有匡互生住进了学生宿舍底层中间的一个小房间里，就膳也与学生一起在大食堂里。对此，著名作家黄源回忆说：“大家都在闹嚷嚷地盛饭，我盛了饭回到座位，突然看到一位身穿夏布长衫、方脸浓眉、两眼炯炯、身材中等结实的人，在我对面坐下来，大家都惊异地看着他。‘先生，这是学生食堂……’这时有人望着他委婉地说。‘啊!我叫匡互生，和大家第一次见面，我和同学一起吃。’他一手拿碗，一手拿筷子，望着全桌同学和婉地说，带着湖南口音，吐音清晰有力。”
“这确实是奇迹。哪有先生和学生在一起用餐的?”匡互生和同学在学生食堂一起用餐，这事轰动了全校。师生间的一道鸿沟一下子冲破了。从此，春晖的学生也就异样地看待
“作为训育主任，一般以训人作为他的职责。可是
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是位国民党的元老，也是一位思想进步、作风开明、声望卓著的人物。他虽为校长，但常不在校。因此，学校的行政实权落在一班“正规”的保守派手中。不久，学校一再被迫要添设“党义”课，要做纪念周，要唱“党歌”。提倡李叔同(弘一法师)所作歌曲最热烈的丰子恺、匡互生等首先表示对教“党歌”敬谢不敏。就这样，匡互生、丰子恺等立即与省里派来的一些“贯彻始终”的先生们有了分歧。后来终于在一个寒冬的早晨，分歧走向了公开激烈化。那是由学生黄源引起的。这天上早操课，黄源头上戴了顶范爱农在辛亥革命后上鲁迅家去常戴的那种绍兴乌毡帽，被那位“贯彻始终”的体育教师发现了，便勒令他除去，并厉声说：“戴这种毡帽不成体统，不准上早操!”而黄源不肯脱帽，反而与之争辩说：“戴着并不妨害上早操!……”如此争执了好长一段时间，使“贯彻始终”的
经过激烈的风潮后，虽然压低了保守派的气焰，但匡互生、丰子恺认为白马湖上浓雾重重，已非实施一个教育理想的园地了。于是在一个晓风残月的清晨，匡互生与丰子恺等几位先生毅然离开了白马湖，在驿亭火车站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黄源在1984年曾写下《“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老师匡互生》的回忆文章。文章开头便这样写道：我每次想到中学
一致公认的精神校长
1925年，匡互生在陶载良、丰子恺、朱光潜等协助下，在上海江湾创办立达学园，明确提出办学的主旨是“修养健全人格，造就真正的人，以促进文化，改造社会”。何以取名为“立达学园”呢?按匡互生的说法，学生好比幼苗，这里就是他们自由发展、健康成长的园地。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呢?孔子在《论语》中有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即做人要立场坚定，通情达理，只有如此才能立足社会，才有立身立业的根基。这便是取“立达”的本意。取“学园”不取学校，实乃是依照希腊的“柏拉图学园”提倡自由讨论，切磋琢磨以期共同提高。
匡互生是一位有志于教育改革的理论家和实干实。他身无分文，而救国心切，认为树人是百年大计，于是就是用和尚“化缘”的办法，在社会上募集资金。1925年初，匡互生从北京发给学生黄源的一张明信片上这样写道：“我几次任教，教育改革，不能实施，因此决心自己创办新校，幸已筹划一点经费，实现有望。”立达学园的学生魏凤江在1981年12月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创办立达学园有段叙述：
匡互生一贯重视“人的教育、爱的教育”。他在立达学园专门开设一门“实践道德”课，由他自己讲授。他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门课程，他无论如何忙，从不缺堂。“有一次，他从外地‘化缘’赶回，下了火车来不及换衣服即进教室讲课，衣肩上还留着火车上的煤烟屑，背上遍布着汗渍。”
匡互生认为学园不应该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使其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千万不能将学生“铸”入一个模式之中进行“铸造”。为此，立达学园老师的授课方式也是别具一格的。首先，上课不点名，期终无考试。其次是教师上课采取启发思考式教育法，注重启发感化，自由发展。
诸如：夏丏尊、许钦文、唐等教国文课，从不让学生去背什么“主题思想”、“段落大意”，而是主张读范文，并尽量多读点课外的好作品；数学教师刘薰宇、周为群、章克标都自编教材，形成一种新的数学教学体系，如在几何学课程中，就率先讲授“四度空间”等；丰子恺教图画课，教学生如何识别“画家”与“画匠”的区分，在艺术绘画课上还雇用模特儿写生。凡此种种，都在于注重于启发自觉、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而不是把教师个人意志强加于学生。另外，立达的教师对学生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以身作则，培养学生认识到非如此做不行，否则于心不安。这就是古话说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
除上述几种教育方法外，立达学园还有一种在当时实属罕见的“人的教育”法。匡互生坚持“人偶然犯了错误，首先应寻根于社会影响，存在决定意识嘛!当然，还要检查主观上的责任，力戒不再犯。”他说：“人总是一心向善，力争上游的。”
一天，学园伙房管理员在夜间抓到一个“偷”煤的小偷，扭送到匡互生的家里，请求发落。那个“小偷”抖颤惭愧得一直不敢抬头，总以为要法办他了。然而匡互生并未疾言厉色，却温和而仔细地询问起他的家庭生活情况来。当“小偷”说明因为家中无米下锅，儿女们嗷嗷待哺，才急得无路可走做了第一回小偷，却被你们抓住了。匡互生出于同情心，就给了他两块银元，叫他去做点小本生意以糊口，并表明如果不够可再来要点。那“小偷”既感激，又自愧，以致激动得声泪俱下，连声道谢，表示终生不能忘此恩德。
又有一次，学校值勤捉到一个穿旧西装的“小偷”。当匡互生问明他读过书，还有一技之长后，就答应给他介绍工作，使其有能力去仰事俯蓄。对于此事，有不少学生想不通，问匡互生为何这样处理一个小偷时，匡互生即解释说：“当今社会，人浮于事，‘毕业即失业’，为生活无着，万般无奈去‘偷窃’，实际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能单纯责备哪一个人。”为此，他对学生们强调说：我们大家都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就要“相信人，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谅解人，帮助人，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不能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匡互生还经常教导学生应该有远见，应当大公无私，要日新月新，不能因循守旧，墨守陈规。他常常对学生说：社会出现种种不合理现象，是制度和人的浅见所造成。他一再强调：人若是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没有进取精神，是最悲哀、最可怕的现象。人没有做人的精神，就要失去做人的价值。
立达学园的与众不同，还在于开设生产劳动科。匡互生认为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才能使学生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进而领会人类生活的意义。学园创办之初，在江湾校园后面开辟了一个养蜂养鸡并可种植果木蔬菜的小农场，匡互生亲自带领学生参加劳动。后来，学园又在南翔设农村教育科，分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匡互生对学生讲授“蜜蜂课”时说：蜜蜂的集体生活是互助合作的，是友爱团结的，每个个体都对集体竭尽自己的职责和力量。在养蜂的实践中，他要学生们仔细地去观察蜜蜂是一种“组织完备、工作勤奋、群居而相处和睦，分工而密切合作，为公益而甘心牺牲自己的一个群体”。养鸡课，经过选种、孵卵、饲养、防病等理论教授和学生的实践操作，使大家懂得怎样掌握自然规律，进而改造自然。就园艺来说，通过种植，进而懂得气候和土壤对农作物的影响，从而体会到农民辛勤劳动的艰难和轻视胼手胝足的农民是错误的。看起来这是在上生产劳动课，实际上是在重视做人的教育、人格的教育。
匡互生为了使学生能在有限的三四年学程里学到更多的知识，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会计学等课程。这是其他学校(中学部)所做不到的。
除此之外，匡互生还提倡教师与学生交朋友、交知友的活动，而匡互生是带了这个好头的。所以，学生都愿意接近他，聆听他的种种教诲。
匡师母一家人早已上楼睡着了，我们就在楼下客堂里座谈。先生非常健谈，一口湖南口音，详细地回答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讲话不兜圈，很率直，我记忆所及的如：
“咬得菜根，百事能做，生活俭朴，工作与学习就有劲。享受一好，志气丧尽。我们立达，就是要培养艰苦奋斗的青年。”
“×先生说要顾大局，做纪念周，唱党歌，上党义课。我以为每星期全校开一次周会，是有必要的，但唱党歌，上党义课，我们学园不需要。如果要，遇到困难，那么多唱几遍‘咨尔多士……贯彻始终’就能万事大吉吗?不见得!”
“我以为读死书是要不得的，要经常阅读一些新的刊物，使我们的头脑活泼起来。多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就可以把事情看得明确些。”
为此，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日战争中，立达学园校舍几乎全被毁殆。匡互生在给友人的信中，给学生的谈心中，反复说：“敌人的炮火轰不死我!车伤害不死我!学校受到损失，但师生都无恙，一切可以从头来嘛!”为了重建立达学园，匡先生在这段时间几乎耗尽了自己毕生精力，读一读叶圣陶先生的一段回忆文字便可全知。圣陶先生如此写道：“匡先生为了筹款，不但是足无停趾，简直是饥不得食，渴不得饮。这时宝庆家中来电报，说他父亲病故。他带眷奔丧回籍，只一个星期，把丧事匆匆办完，便单身赶回，忙着把学园附设农场产的鸡蛋运出，卖得钱买学生食物和鸡的饲料。不料这时又来个电报，报告他母亲逝世了，于是他又第二次奔丧。家中连遭大故，学园又受到了重大打击，大家以为即使是匡先生，也难免会灰心。但匡先生仍然匆匆办了丧事，又单身赶回来了。”
经过匡互生的努力，立达学园终于重建了起来。可是，
后来，
立达学生的血液没有把
(原载《文史精华》2004年12月总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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